GDP增长9%是政策底线关键数据看四季度

　　本报记者 定军 实习记者 陈茜

　　进入9月，第三季度将结束。中国经济形势日趋明朗。

　　一方面，物价涨幅在7月份首次降到7%以下，一些机构预测认为8月份物价将进一步放缓至5%左右。

　　在物价调控向预期方向走低时，经济是否会出现大幅回落，成为一种新的担忧。

　　适应形势变化，7月份，中央提出了“一保一控”（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控制物价过快增长），来代替去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双防”（防止经济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物价由结构性上涨转为全面通胀）。

　　从国际形势看，美国次贷危机仍在发展，一些发达国家通胀也在上升。在此条件下，下一步如何调控，是否需要启动积极的财政政策，或者减税政策，目前存在一些不同的说法。在高层，相关政策尚在酝酿陆续出台中。

　　8月28日，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首席经济师祝宝良接受本报专访，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

　　外部因素影响更大

　　《21世纪》：去年年底，中央提出调控方针“双防”，今年7月变成了“一保一控”，你认为原因何在？如何判断当下的经济形势？

　　祝宝良：主要是国内外经济条件发生了变化。

　　一是美国次贷危机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现在看来比过去预期要严重得多，二是全球通胀的形势也比预期的严峻，三是国内多次出现历史上罕见的自然灾害。这些因素影响了我国经济增长，同时造成物价上涨压力较大。

　　去年下半年，国内对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比较乐观，但是今年以来多家美国银行倒闭后，发现形势要严峻得多。现在国内逐步达成共识认为，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时间还会比较长，还需2-3年来进行调整。目前美英经济虽然还在增长，但德国、法国、加拿大、日本等已经出现负增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也开始减慢。

　　此外，国际上石油、粮食价格短期内上涨如此之快、如此之高是没有想到的。去年提出国内物价是结构性上涨，现在，物价上涨的因素已经比较复杂了。既有国际原材料、原油、铁矿石、大豆、植物油、棉花价格上涨的输入性通货膨胀，也有国内要素价格，比如土地、人工价格等上涨的成本推动因素，同时也有外汇储备增加引起货币信贷投放过多导致需求拉动因素。

　　当然，在物价方面，中国的物价整体还是比较平稳的，正在按照预期回落。现在可以看清楚的是，我们的粮食5年丰收，是稳定物价的最大因素。如果我国的粮食价格达到国际水平，我们今年的物价涨幅搞不好会超过越南。

　　总体来说，目前国内的问题比外部问题要小些。

　　比如今年雪灾造成的经济损失也就1500亿，地震的损失约在5000亿。由于此后加大投资可以刺激经济，这方面的损失也不大。奥运对全国经济的影响也不大，奥运投入了3000亿，分摊到5年，对北京每年经济影响就2个百分点，对全国影响也就0.2个百分点。

　　但是外部的影响不一样。国际原材料、原油、粮食价格上涨过快，带动国内价格上涨较快，国内为了控制物价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导致经济增速减慢。物价上涨也加大企业生产成本，企业生产意愿下降。同时，国内为了抑制价格过快，对成品油、煤炭和电力等价格进行管制，电力企业不愿意生产，这会导致缺电，也影响生产。

　　保9%的GDP是政策底线

　　《21世纪》：您如何预测今年三、四季度的经济增长，以及明年经济形势？

　　祝宝良：三季度GDP大致会保持在9.6%的水平。一般来讲，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4%，对应的GDP增长是10%，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幅在12%左右，对应的GDP增幅是9%。今年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是14.7%，按照这样的速度，三季度GDP增幅应该在9%以上。

　　第四季度目前有不同的看法，我个人认为总需求还会放缓，原因是7月份受奥运、地震等因素消费快速增长的情况，会在9月份消失，出口预计增幅还会回落，虽然投资会因地震后重建保持稳定，但整体上GDP增幅还会往下走。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我们的经济增长心理防线是8%左右。现在，随着我国生产能力的提高，我们可以把9%作为经济增长的目标。现在难以判断是2009年，2009年GDP增幅是否会在9%以下，关键要看今年第四季度的增长情况。

　　《21世纪》：经济如果下滑很快，是否会启动减税和扩张性财政政策？

　　祝宝良：下半年，从紧的货币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搭配还不会变化，政策只是微调并更有针对性。

　　如果GDP在第四季度或明年下滑很快，财政政策可以发2000亿左右的国债，以地震债、雪灾债发债都可以。但是减税的可能性不大，减税涉及税制和税率调整问题，是体制问题。减税需要人大批准，但可以先研究，不过今年已经调高了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企业所得税也进行了合并，起到了减税的作用，今年年内，我个人认为很难有新的减税措施。

　　如果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可以用于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建设。但是这涉及到住房保障的范围问题，目前经济适用房占比例是6%，可以达到20%，但这个政策也涉及到土地改革。

　　中国可能

　　进入2-3年的调整期

　　《21世纪》：中国经济受国际经济的影响，也在进入调整时期，您认为时间会持续多久？

　　祝宝良：中国的调整时间可能也需2-3年时间。

　　过去5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这在中国和世界经济发展史上都是不多见的。

　　过去5年中国有五大好的快速增长条件：一是中国加入WTO后，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快速占据世界市场；二是世界经济同步增长和全球化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使得中国分享了世界经济增长；三是经济体制改革后微观主体行为改变，2000年国有企业改革后，过去的包袱都被抛掉，这使得其这几年迅速发展；四是以1998年住房、汽车为支柱的消费结构迅速升级，为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条件；五是农村二元结构带来劳动力过剩，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

　　但目前刺激中国经济发展的五大条件已经发生变化。

　　因为加入WTO五年的效应基本上已经释放完了。即使没有贸易摩擦、人民币升值和国内出口政策调整，我国再保持30%左右的出口速度也是不现实的。

　　此外全球经济也在下滑。国有企业过去改革能释放的动力也有所减少。住房、汽车为主的快速增长也在调整，目前住房、汽车的消费在大幅放缓，甚至负增长。劳动力成本在不断提高。

　　《21世纪》：从中长期看，如何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祝宝良：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无外乎汽车和住房为支柱的产业。

　　作为消费的新增长点，房地产和汽车在较长时间内仍是刺激我国经济发展的两大因素。发展房地产关键在于稳定房价，增加土地供给。全国目前耕地是18.27亿亩，要保持18亿亩的红线，只有2700万亩的空间，这2700万亩，会很快用完。

　　而未来经济发展需要新的土地，只能从农村土地改革入手。这涉及土地改革及农村综合改革，也涉及财税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又涉及到行政体制改革，难度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