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起瑞：亲历货币信贷体制改革和三次通货膨胀

　　中国人民银行原计划资金司副司长钟起瑞：

　　我所亲历的货币信贷体制改革和三次通货膨胀（上）

　　二十九年前，当邓小平同志强调“必须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时，金融体制改革就被推上了历史的前台。而从涉及的广度和深度看，货币信贷管理体制改革与几次通货膨胀的治理可谓三十年间金融改革，乃至宏观经济管理领域的两出重头戏。

　　中国人民银行原计划资金司副司长钟起瑞亲身经历了改革开放后多次货币信贷管理体制改革，他曾经是参与者甚至操办人。

　　在钟起瑞看来，货币信贷管理体制改革三十年，可以分为三大台阶：直接调控为主阶段（1979~1990年）、创新间接调控工具阶段（1991~1997年）和完善间接调控机制阶段（1998年至今）。

　　在宏观调控的第一线，钟起瑞亦亲身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初期三次通货膨胀。“三十年的货币信贷体制改革，是依据我国国情循序渐进走过来的。实践证明，是成功有效的，不但有效治理了历史上的三次严重通货膨胀，而且对我国金融事业的稳定发展，对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都起到了积极作用。”钟起瑞说。

　　2008年7至9月，钟老在北京数次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的口述史专访，畅谈往事。

　　1. 商品分布、现金投放和购买力不平衡

　　《第一财经日报》：上世纪80年代初，您在人民银行江西省分行工作，当时江西好像面临着投放的现金大量快速“外流”的情况，这是怎么回事呢？

　　钟起瑞：我们当时专门调研过这个问题。记得我当时去高安等三个县调查了半个多月，走访了集市上很多农民和商贩，后来发现这几年无论是增加金额还是增长速度，农副产品收购都大大多于、快于商品销售。也就是说收购多了、现金投放多了，而供应的产品却增加较少，于是物价上涨，现金也加速外流。1983年这三个县集市贸易物价指数比上年就上升了10%~12%。

　　经我们统计，1979年至1983年，江西省投放现金平均每年外流量是之前年平均额的近8倍，年均外流量占现金投放量的比例也从1978年的近三成上升到近五成。外流区域明显增大，远至上海、深圳等大城市，外流渠道也增多，企业、个体商贩跨省采购推销情况越来越多。

　　现金外流的增加既是经济发展的必然成果，又是流通领域各种关系没有理顺的反映。江西是农业大省，农业消费品中有三四成要靠外省调进，本省国家收购农副产品总值1983年比1978年增长了124%，但在多收购和增加现金投放的同时，全省社会商品零售额仅增长了67%。

　　当时一方面收购政策放开，除国家规定的品种和价格外，各地都有自己的掌握标准，广东、福建经常有抬高价格到江西收购紧俏农产品的情况，有段时间7个省16个县的人员同时到江西广昌收购通心白莲，每斤从2元上升到6元。还形成了一些毗邻地区的集市价格上升指数大大高于腹地和中小城市的现象。这个情况根本上是商品分布、现金投放和购买力之间不平衡所致，商品流通渠道受阻、体制不畅是主要原因。1983年比1981年，江西外调商品还减少了近5%，而职工工资和农民报酬却大幅增长。

　　《第一财经日报》：虽然轻工业品很紧俏，但从1982年下半年开始很多地方却出现了轻工品滞销积压，冶金机械产品则供不应求。一些银行人士认为应该“以销定贷”，减少对轻工业品的贷款，另外也认为这样的积压是因为市场中现金投放少了。

　　钟起瑞：确实出现过一段时间的轻工业品积压，不过不是流通中现金少了。事实上当时城乡居民手中持有待购现金，持币待购，有储币待购、储币选购，市场票子还是偏多的。造成积压的原因是某些消费品质量不高，花色少，不对路，或是生产量超过需求。这个时候如果盲目减少吸收储蓄或增加现金投放，居民手中的现金多了也不一定去购买，而且更会让企业盲目扩大生产，反而掩盖了经济现象的本质。

　　当时重工业恢复增长势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固定资产投资的再度膨胀，出现了基建挤生产、重工业挤轻工业的现象，江西省还出现了轻工业生产同比下降的情况。我们当时认为，这样的趋势必须得到扭转，继续调整产业结构，不能再回到片面强调重工业发展，压制生活需求的老路上了。而之前的1978年就已经出现了一次36%的高积累率，55%的现金流通增长率，基建支出也超过财政收入的一半，货币流通很不正常。

　　2. 紧缩银根应对两个“双膨胀”

　　《第一财经日报》：1984年下半年开始，围绕经济是否过热这一问题，政策界、学界都有很多意见分歧，1985年上半年还召开了三次省长会议，后来在小平同志的干预下，对待通货膨胀问题的意见才趋于一致。这也成为上世纪80年代后的第一次通货膨胀阶段。我想问的是，1984年下半年和1985年在货币信贷领域究竟发生了什么？

　　钟起瑞：1984年，国民经济出现了全面过热的情况。工业生产增长速度逐月上升。1985年1月增幅达25.2%，全年全民所有制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4.5%，工资性现金支出增长27.3%，年末现金流通量增长49.5%，是上年现金发行量的2.9倍，银行各项贷款增长32.8%。尽管当年零售物价指数只增长了2.8%，但滞后表现为1985年增长了8.8%。

　　这时的两个双膨胀??投资、消费双膨胀，银行信贷、通货双膨胀，集中表现了扩大地方、企业自主权与旧的计划、投资管理体制的矛盾。各地银行在新的信贷资金管理办法实施前，为争取基数而于1984年底突击放款，也助长了货币信贷的膨胀。

　　《第一财经日报》：1984年底好像有个“四行争贷”的说法，叫“农行进城、工行下乡、建行下楼、中行上岸”，就是说那时突击放款的情况吧？而中央银行的应对措施又是什么呢？

　　钟起瑞：是出现了这样突击放贷的情况。另外，1984年农业丰收，但银行没有留足收购贷款，出现卖粮难，所以中央银行不得不继续增发现金。而在决定赋予企业使用工资奖金自主权时，也以1984年工资奖金总额为基数，这就导致当年第四季度各企业突击提工资、发奖金，该季度比上年同期工资奖金总额增长了近四成。

　　面对投资消费和货币信贷这两个“双膨胀”的局面，1985年央行决定实行紧缩银根的货币政策。与这一政策配套的措施有：严格控制贷款规模（限额）。各专业银行的贷款总额及固定资产贷款，乡镇企业贷款必须控制在贷款计划指标之内，不许突破；利用利率杠杆调节。在年内两次提高了储蓄存款利率，提高流动资金和固定资产贷款利率；恢复工资基金管理制度，各企事业单位的工资基金由银行按规定监督支付；加强外汇、外债管理。对国家外汇实行额度管理，同年12月将人民币对美元的比价由2.80∶1调整为3.20∶1。并实行了统一的存款准备金制度。采取这些政策措施后，迅速扭转了货币信贷过快增长的状况，初步解决了过去一年多来“经济过热”的情况。虽然工业生产速度仍高达21.4%，但增速逐月下降，工资性现金支出得到控制，现金发行量增长24.7%，各项贷款仅增长21.4%，其中固定资产贷款和乡镇企业贷款都控制在计划之内。

　　3. 打破信贷资金“供给制”和“大锅饭”

　　《第一财经日报》：当时银行信贷管理体制最大的改革应该是1985年开始实行的“实贷实存”办法吧？它的意义究竟在哪呢？

　　钟起瑞：1983年9月国务院决定，中国人民银行（下称“央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从1985年1月开始，在全国银行（当时有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四家国家专业银行）实行了“统一计划、划分资金、实贷实存、相互融通”的货币信贷管理办法。当时央行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这个办法的核心是中央银行与专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之间的资金往来，不再是供给制下的分配关系，而是真正的借贷关系了。这是非常重大的改革。

　　这些改革将货币信贷计划与信贷资金分开，央行信贷资金与专业银行信贷资金分开。改变过去有计划指标就有了信贷资金，央行包专业银行信贷资金的做法，打破了信贷资金的“供给制”和“大锅饭”。既为央行履行货币信贷调控职能、启用直接调控工具创造了条件，也为专业银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求平衡、自担风险，办成真正的银行铺平了道路。

　　当时设立的调控手段有贷款规模控制、央行再贷款、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等。由于旧的经济体制仍在起作用，计划、财政、投资等重大权力下放到地方政府和企业，加之不少地方和企业尚未形成自我约束机制，片面追求规模扩张和经济发展速度。银行统管企业流动资金变成了统包企业流动资金，计划安排的固定资产投资往往不讲项目效益和偿还能力，一些部门和地方政府甚至强令银行贷款予以支持。导致微观经济基础对宏观间接调控手段的信号，不能作出合理的反映，甚至出现不小的阻力。因此，在许多时候，不得不主要依靠直接调控手段进行总量控制和结构调整。

　　4. “紧中有活”的货币政策

　　《第一财经日报》：但在物价增速下降的同时，工业生产一路下降，在1986年2月甚至出现了零增长，在这个压力下，货币政策由紧缩转向松动，有学者认为这次放松是两年后的通货膨胀再起的开端。

　　钟起瑞：1986年初，国务院确定继续执行稳定经济的“软着陆”政策，但不久就出现了你说的工业生产“滑坡”。客观地看，滑坡的主要原因既有经济结构不协调，“短线”资源制约生产发展，又有之前不适销品或质次价高品的生产在总需求压缩后难以为继的原因。这本是紧缩政策实施的效果，但这两种情况同时又表现为企业原材料不足、商品滞销和贷款拖欠，即流动资金短缺。因为对经济前景的担心和各方面强烈要求放松流动资金的压力，货币政策由紧缩转向松动了。

　　央行于1986年年中推出“稳中求松”的货币政策，要求既要加强又要改善金融宏观控制，在信贷上要坚持区别对待，避免“一刀切”；既要把膨胀的需求加以控制，又要改善供给，合理发放贷款；既要促使把高速度降下来，又要在讲求效益的基础上支持适当的增长速度。从这几个“既要”和“又要”可以看出，在两年内就出现一轮松、紧循环后，央行已经察觉到单纯采取控制总量“一刀切”的做法，难以实现经济稳定增长的目标。

　　这样的货币政策很快扭转了工业生产滑坡的局面，但由于上次紧缩还未来得及取得强制结构调整的效果，地方与企业投资和扩张增长冲动也没有改变，经济继续加热，出现企业效益下降、消费基金膨胀抬头、投资规模继续扩大、财政赤字增加和外汇储备急剧下降等现象。值得注意的是“稳中求松”政策下，1986年11月份起，武汉、重庆、沈阳和浙江等地出现了一批资金拆借市场，资金拆借开始活跃。

　　1987年初，央行根据国务院精神，在南宁召开分行行长会议，明确提出“紧中有活”的货币政策，当年国民经济平稳发展，贷款总量增长明显低于1986年。

　　《第一财经日报》：您刚才提到流动资金的紧张给1986年的货币政策松动施加了很大压力，但从1983年实行央行统一管理流动资金，流动资金提供已经从无偿向有偿转变，这个方式没有起到调节作用吗？

　　钟起瑞：这个政策发挥了积极效果，但随着改革深入，问题也暴露了不少。问题集中在流动资金供求矛盾大，占用多、浪费多、周转慢、效益差状况有所加剧。很多地方片面强调增加固定资产投资，把流动资金也用在上新项目、铺新摊子上了。还有的流动资金没有为社会增加供给，我记得1983年削价报销了180亿元的机电产品，而1987年左右又有四五百亿元的积压产品，这些没有实现最终消费，但却通过发工资、上缴利税等扩大了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需求。

　　当时全社会投资结构严重失调，很多项目一开工就因为缺乏流动资金而无法投产。另外银行信贷开始失控，被迫超量发行货币，形成了所谓“千家万户搞固定资产投资，银行一家供应流动资金”的局面，而银行一贷款就收不回来，短期资金长期用。当时统计银行流动资金贷款中，常年占用部分已达到80%。当时有人甚至说这是“计委点菜，财政银行出钱”或“财政资金‘拨改贷’，银行资金‘贷改拨’”。广东一家农业银行营业所，“奉命”向本地2700多户农民发放近百万元贷款，而大多数农民并非急需资金搞生产，不少人拿着贷款放鞭炮庆祝，盖房、娶媳妇了。

　　应该说，企业承包责任制中只考核承包产值、上缴税利，没有考虑到资金使用效率等是造成流动资金紧张的一大原因，利率杠杆的调节作用应该更强。

　　5. “十不贷” 加强总量控制与贷款结构调整

　　《第一财经日报》：1988年的通货膨胀是上世纪80年代第二次严重通货膨胀，抢购频发，给人们的印象很深，不过当年年初的货币政策并不很宽松，对吗？

　　钟起瑞：1988年的货币、信贷形势发展过程起伏曲折，年初，央行提出“控制总量，调整结构”的货币政策，要求回收短期贷款250亿元，并继续清仓挖潜。但在各地加速经济增长和固定资产投资的压力下，这些宏观措施难以落实。

　　不久，有关方面对整个经济形势作出了过于乐观的判断，提出了国际经济大循环，物价全面改革的主张。春节前后，各大中城市放开粮油等主要副食品价格，沿海部分地区率先大范围多品种提高物价，各地紧跟看齐，很快导致了经济活动升温，刺激各地攀比投资，群众形成通货膨胀预期。    

　　货币信贷从上半年起就迅速增长，在各地物价轮番上涨的同时，8月份起，由南京、杭州等城市为发端，继而在全国大中城市普遍出现了抢购商品、挤提银行储蓄存款的风潮，导致当年8月银行储蓄存款出现历史上罕见的负增长。全年银行各项贷款增长16.8%，年末现金流通量增长46.7%，零售物价上涨18.5%，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水平。

　　《第一财经日报》：所以8月份出台了“十不贷”政策，很多企业开始感到资金越来越紧张了。

　　钟起瑞：面对经济过热和明显的通货膨胀，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方针。国务院先后两次发文要求严格控制货币信贷增长，并下达各地贷款规模和现金发行指标，由地方政府负责组织实施。各企事业单位发放工资奖金从银行提取的现金维持8月份的水平。从8月份开始，央行紧缩银根的政策措施也相继出台。不但加大了货币信贷总量控制的力度，还加强了贷款结构的调整，作出“十不贷”的规定，即对国家计划外的建设项目不贷；自筹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不贷；非生产性建设项目不贷；小纱厂、小烟厂、小酒厂、小毛纺厂和小炼油厂不贷；经营性亏损企业不贷；产品滞销积压的企业不贷；抢购囤积物资的企业不贷；非国家指定单位收购粮棉油的资金不贷；抬价和跨地区抢购农副产品的不贷；通过预付货款扩大固定资产投资的不贷。从10月份起，所有信托投资公司停业整顿。央行还再次调整存款准备金率，由12%调高到13%。并继续提高央行再贷款利率。对其他金融机构开办特种存款。专业银行对三年期以上的储蓄存款实行保值措施。这些政策措施很快起到了收缩货币信贷的作用。从9月份开始储蓄存款回升，贷款增幅迅速下降。全年各项贷款和现金发行均控制在国务院批准的计划以内，分别增长了17.5%和9.1%。过高的工业增长速度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也从11月份开始回落。全年工业产值比上年增长6.8%，固定资产投资下降11％，零售物价指数逐月回落，12月份仅上涨6.4%。

　　1989年继续实行紧缩政策，当年的提法是：紧缩银根、稳定金融、控制总量、调整结构、保证重点、压缩一般、适时调节，力争既能控制货币信贷总量，又能促进经济持续稳定适度发展。经过三年多的努力，实现了1989~1991年的治理整顿的要求，紧缩政策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第一财经日报》：您怎么看待上世纪80年代的宏观经济调控方式呢？

　　钟起瑞：我认为1979至1990年我们实行了直接调控为主的宏观调控。这个方式的背后有很深刻的经济社会因素。

　　自从我国开启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之后，宏观经济管理便由实物管理逐步转向价值管理，指令性计划范围逐步缩小直至取消，指导计划和市场调节范围逐步扩大，社会资金的集中与分配由财政为主转向以银行为主。早在改革开放之初，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就提出：银行要成为发展经济、革新技术的杠杆，要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开始了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金融体制改革的新时期，货币信贷管理体制改革的新阶段。货币信贷政策成为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政策之一。

　　这一阶段，我国改革了货币信贷管理体制，扩大了货币信贷监测范围，央行1987年开始试编货币供应量计划，1989年开始编制全社会信用规划。我们建立了信贷计划分层次管理，贷款规模的预测、监测加强。另外，我们建立了中央银行贷款和存款准备金制度，调整和改革了利率体系，对货币信贷总量进行了控制和结构调整。

　　（实习记者王?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