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铝业遵义“震荡”

　　中国铝业遵义“震荡”

　　协调一致的经济和公共政策努力，可以在广阔的工业和技能平台上启动经济发展。但在经济发展的现实过程中，ＢＩＧ ＰＵＳＨ的意味也许不同于发展经济学的教科书：生活是灰色的，而理论之树常青

　　看上去挺美：中国铝业遵义氧化铝项目的宏伟蓝图，就印在路边大牌子上，背景是绵延苍郁的群山。

　　听起来更加诱人：年产８０万吨氧化铝的大项目，总投资４７亿元人民币，建设期三年，投产后年销售收入１７亿元，税后利润４．４亿元。

　　对于经年劳作却依然贫困的老区人来说，这是一个福音：种地已经不划算了，生活也许从此改变。

　　巨大的变化确实发生了，只是时间、方式和结果，完全出乎意料。

　　一

　　车从遵义县城出来，就漂浮在崎岖的山路上了，不时要减慢速度，避让三三两两悠闲踱步的水牛，和佝偻身躯负重前行的老人。手帕一样狭小的水田以及凹凸不平的石缝里顽强生长着的庄稼，处处都显示着优美与落后的原始和谐。

　　过了尚嵇镇，眼前豁然开朗：从脚下的公路，向两边延伸直至山脚，连绵一片巨大的工地。森林一样茂密的塔吊，蜘蛛网似密密麻麻的脚手架，成群结队轰鸣驶过的翻斗卡车和红红绿绿迎风猎猎作响的旗帜，向人们展示着巨大变革的威力。

　　这是中国铝业遵义氧化铝项目的工地。鸟瞰效果图上有着激动人心的描绘：“面积５０４公顷，是遵义市打造铝土矿、氧化铝、电解铝、煤炭、电厂循环经济型铝工业基地的重要项目，也是贵州省‘十一五’期间铝工业规划重点项目之一”，“项目建成将大大提升遵义铝工业的市场竞争力和经济优势，对带动地方企业的发展，支持地方经济的建设，改善和提高地方人民的生活水平，促进西部大开发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然而当地的老百姓却愁眉不展：未来也许是美好的，但那是别人的；他们自己被挡在门外，手一松就会坠入无底深渊。

　　二

　　国务院关于土地管理有严格的规定：“在征地依法报批前，要将拟征地的用途、位置、补偿标准、安置途径告知被征地农民。”但是，中国铝业遵义氧化铝项目的施工队在尚嵇镇、茅栗镇的农田里放炮打钻半年之后，４００多户被征地百姓还是一头雾水。他们到遵义市政府咨询，有关部门出示了贵州省政府２００７年１月２３日对遵义县城镇建设用地的批复：包括尚嵇镇在内的若干项目总共只有４０公顷的额度。可是，中国铝业遵义氧化铝一个项目就占了５００公顷，批件在哪里呢？他们又到贵州省国土厅问讯，得到的答复是“国家的批函还在上报途中”。

　　用地没有手续，工程已经上马了，而对农民的补偿却八字没有一撇。补偿标准千呼万唤出来之后，就更令人失望了：遵义县政府对稻田按每亩年产值１１７９元的１７倍支付土地补偿和安置补助，即每亩２００４３元；旱地按年产值７２３元的１６倍支付，每亩１１５６８元；青苗费按年产值１倍补偿……

　　农民意见很大：这个土地补偿标准似乎是按国土资源部２００２年的条例制定的，而对２００６年国家新的土地管理条例规定的“征用土地赔偿必须比往年上涨５０％”，却绝口不提。至于农民房屋和其他财产的赔偿，依据的是哪个年代的标准，老百姓就更不清楚了。

　　不只是补偿标准低，面积测量过程中的猫腻也不少。比如，干部的田多算：罗树敏为村民组长，丈量的田土面积为９．２２亩，群众强烈要求镇政府复核，结果是田土面积为５．２３９亩，只此一户，田多报了３．１０８亩，土多报了０．８７３亩，冒领补偿款６万多元！而普通村民的田则可能少算：一块水田被田埂从中间分成两块，宽度取点相同，但村干部的是２１米，群众的这边就成了２０米；镇干部丈量周良明家的农田时，米尺一拉一收，宽度少报１．１米，长度少报２米多；丈量村民罗元辉的土地时，罗元辉对取点位置提出异议，认为自己吃亏了，刚申辩了两句，镇干部当场把量出的３１米，改为３０米，并说：“克扣的１米是多嘴费！”

　　老百姓集资修建的沟渠、自来水、电路设备、集体设施等，都不在计算与赔偿的范围以内。仅茅栗镇花果村煤炭沟组就有１１７万元的集体土地款被侵占。邻近的其他７个村民小组也反映有类似的问题，这里边的黑洞有多大呢？

　　原先生活不富裕，但日子还能过：种地粮食够吃；一家老小有地方住。但现在土地没有了，生计成了问题，有的家庭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尚嵇镇、茅栗镇大部分失地农民人均田不到六分，土不足一亩。搬迁的４４７户中，补偿款只有５万－１０万元的家庭占了一半多。而在政府集中安置的地方重新建房，即使６０平方米，按每平方米３５０元的造价，至少也在９万元以上，很多家庭建不起房；即便东拼西凑建了起来，吃什么呢？孩子上学的钱从哪里来呢？

　　不少家庭重新回到赤贫状态。他们一次次找政府，遵义县何华县长的说法让老百姓有一种被出卖的感觉：“中国铝业给县政府买地的款项是每亩６．９９９６万元，水田、旱地、荒地单价一样；遵义县政府每亩提留了１．６万元用作搬迁村民的小区安置建设，和征用土地后厂边公路的改造；从县政府拨尚嵇镇、茅栗镇政府的款项是每亩５．３８万元……”但到了百姓手里，稻田２万元，旱地１．１万元，而沟渠等集体设施分文未补！

　　反映问题无果，农民试图阻拦施工。这给他们带来了更大的灾难：２００７年４月１５日深夜至１６日中午，尚嵇镇、茅栗镇被县政府组织的工作人员围住，上学的孩子和看病的人也不得出入，仅茅栗镇花果村煤炭沟组就有２０人被抓走，其中５人被关１０天，１０人被关１５天，１人被关２１天，４人被判刑。

　　耐人寻味的是，施工方２００７年８月３日以“诉争事由已解决”为由提出申请，要求撤回对１１位男女村民“排除妨碍纠纷”的起诉，遵义县人民法院也于当日同意了施工方的撤诉申请。遵义县检察院２００７年８月１０日又对其中的４人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提起公诉，理由是他们“假借土地补偿低、丈量不公，……阻止施工”，在现场称“有中央文件保护”，甚至“用手机举高拍照”……罗元中、王正合、陶孝书、陶发均等分别被判处三年和两年有期徒刑，缓刑四或三年。他们认为判决不公，提出申诉，但没有结果。

　　２００８年５月的一个深夜，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在茅栗镇见到了６１岁的罗元中、６３岁的陶孝书和５７岁的王正合。罗元中说自己是孤儿，多年的党员了，１９８９年任村会计，１９９９年当支部书记。“对征地本来是欢迎的，可没想到他们弄虚作假这么厉害，把中央的政策根本不放在眼里！”老人在关押期间，牙齿全部脱落，在记者面前几次痛哭失声。

　　陶孝书怀里抱着一个帆布小包，别人说话的时候，他默默地坐在角落里流泪。记者问他，回答时还数度哽咽：“我找了他们很多次，才把我承包田中的田坎、堡坎、水泥池子给丈量了，但到现在也没有付钱给我；我和村民查到后坎组集体田５．９２７亩，土１．６９４亩，山林８．９８７亩，还有马路等漏算面积，到现在也没有解决。基本农田应按最高标准赔偿，他们不按文件办事，反过来还抓我们，理不是颠倒了吗？！”

　　“不是我想整你，谁让你和政府作对？”派出所的人曾对王正合说。

　　三

　　被“整”的不只是他们几个。

　　２００７年４月１６日，尚嵇镇政府的人将陈启方叫到派出所的时候，他妻子黄文梅还在地里割牛草。村里人突然告诉她：“快回去吧，你家被平啦！”黄文梅回去一看，心都碎了：推土机轰鸣着把她家的房子变成一堆瓦砾，她哭喊着往里冲，被人劝住：“房子没了，命也不要了？！”

　　陈启方、黄文梅夫妇的院落是１９９９年经过政府审批建起的，砖房面积２１４平方米。遵义氧化铝项目要他们搬迁，政府只给５９４３６．９５元，住房周围的基础附属和堡坎没有赔偿。陈启方认为协议不合理，给的钱也不够建新房，就不签字。镇干部张文富曾经对他们说过：“我们说了算，由不得你；如不拆除，政府强制执行。”没想到还真的应验了。夫妻二人苦心经营多年的家，就这样不复存在。黄文梅跑到派出所和丈夫见面，抱头痛哭，夫妻二人穿在身上的衣服，已是他们全部财产。

　　没有家了，陈启方、黄文梅只能在这个亲戚家住一天，那个朋友家住一天，今天对付了，明天又不知要到哪里。

　　２００７年６月的一天，陈启方又去找镇长杨盛波，镇长的话比冰茬子都硬：“红道黑道随你走，不服谁你告，随你告到哪个地方都行。”

　　此后陈启方多次到贵州省政府有关部门反映，但都没有效果。

　　陈启方来到北京。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２３日，国家信访局给了他一张“不予受理告知单”，说“来访事项，依法应当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解决”。陈启方回去后发现，起诉镇政府，门儿都没有。

　　２００７年１２月，陈启方又一次进北京。当地驻北京办事处一位姓熊的说：“我和你回尚嵇，把你的事情解决了我才回来，行吗？”陈启方和姓熊的回到遵义后，县政府有关领导请姓熊的吃了一顿，他对陈启方的事不管不问就离开了。

　　陈启方去找遵义县信访办，那天是县长接待日。何华县长说：“我还有事，你去找李主任。”李主任说：“我们县政府专门为你留了两个门面，你自己不要，管我们什么事？”陈启方问：“门面在哪里？我怎么没看见？”这时，县信访局钱局长打断了陈启方：“你不要讲了，我都听烦了。下一个……”陈启方说话的机会都没有了。

　　２００８年１月陈启方第三次到北京，信访局说：“你这事不到三个月（指距上次信访），我们不受理。”

　　陈启方又被弄回当地，这次“待遇”不同了：警车把陈启方拉回尚嵇镇派出所，这是元月７号。陈启方问所长，“我犯了什么法？为什么关我？”罗伟所长说：“公安机关想抓你，随时可以抓你，公安有这样的权力。”

　　２００８年元月２０日，镇党委书记钱登华派人与陈启方谈话。来人说他是钱书记派来的，叫陈启方拿２万元，由镇政府修两个门面，一楼一底，修好搬进去住就行了，三个月完工。那人马上叫写协议书，说双方签字，政府盖上章就完事了。他还随后叫走了三个监视的人，陈启方以为这下自由了，可万没有想到，不到一小时他们又变卦了，叫陈启方拿４万元！“我哪里有这么多钱？”陈启方不答应，于是，三个监视的人又回来了，继续监禁。

　　２００８年元月２３日，镇政府政法书记蒲朝均来见陈启方：“认识社会上的赵久国吗？此人在尚嵇很凶哩！”陈启方当时没明白是什么意思。２００８元月２５日，蒲朝均不明不白地叫陈启方离开了。陈启方离开了镇政府，刚到他二姨家，没有一小时，赵久国就给陈启方打电话，问他在哪里？陈启方问他：“你怎么知道我的电话？”赵久国说：“我受钱登华、蒲朝均、杨盛波、罗伟等的委托，专程来解决你的事，你出来是我做的保，你必须一切服从我。”

　　２００８年元月２６日，赵久国带了社会上三个“黑皮”，找到陈启方租房的地方，给村民扬言：“陈启方必须服从我，否则打残废他。”三天后，赵久国、曾庚福找到陈启方：“为什么躲着我们？你今天必须请客。”陈启方只好答应。赵久国找了一家酒馆，和曾边喝边说：“我们是政法书记蒲朝均的徒弟。我们俩坐了七八年牢，什么没有见过？现在有政府撑腰，尚嵇镇这个地方我们说了算。不服就打！”酒没有了，又让去大坝新村“姚记家”饭店继续请客，叫了酒和菜，赵久国又对“姚记家”的人说：“有事找我，大坝村归我们管，有政府给我们撑腰。派出所都是我们的人。”吃到８点多，三人走出“姚记家”１００米处，曾庚福叫陈启方给他５００元，陈启方说没有钱，赵、曾就开始对陈启方一阵乱打，陈启方的嘴被打肿了，右脚扭伤了，身上青一块紫一块，费了好大力气才逃脱两人的追赶。陈启方报了警。尚嵇镇派出所将那两人请到派出所，但不一会儿，两个就大摇大摆出来了。

　　元月３０日，赵久国、曾庚福两人又到陈启方住的地方找事，陈启方得知后逃离，不敢回家。这时正是南方冰雪天气，客车停运，陈启方带着伤东躲西藏，一直走到遵义县城才买到治伤的药。

　　无家可归，陈启方又从朋友那里借了点钱，第４次进北京。腊月廿八，陈启方被送到马甲楼，驻京办一位姓潘的人把他接去了：“要过年了，回家吧，把年过了再来。”

　　陈启方说：“我没得吃，没得穿，脚肿着，怎么过年？”

　　姓潘的无言以对。

　　尚嵇镇政府得知陈启方又要上访，叫派出所到处收集材料，派出所的人还对老百姓说：“有证据无证据，都要判他三年的刑。”

　　陈启方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他相信赵久国、曾庚福说蒲朝均是黑老大的话是真的，因为蒲朝均在办公室就曾对陈启方说，“我就是黑老大，你能把我怎么样？！”杨盛波也对陈启方公开说，“红黑两道都奉陪你到底！”钱登华曾派钱老十找陈启方，说必须服从钱登华的安排，否则文的不行，武的来，武的他就出面了。

　　２００８年２月２０日，尚嵇镇镇长杨盛波在一个座谈会上对陈启方说：“不要和政府扯，你是扯不清的。去北京你就去吧，上面的人是不会给你解决的，还得来找我们。”杨镇长底气足，是有依据的，因为军人出身的县委书记陈志刚在公开场合讲话，也是这个精神：“告到北京，材料不是还得转回来，还得由我们处理？”但是陈书记还有“革命的”一手：“上访三次以上，要重点打击。”

　　２００８年７月，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在办公室给遵义县信访局打电话，钱局长说：“陈启方、黄文梅的事已经解决了，协议都签了。”在记者旁边的陈启方、黄文梅一听急了，问道：“你和谁签的协议？”钱局长没有回答，把电话挂了。

　　四

　　中国铝业遵义氧化铝项目占地多少？其中有多少是基本农田？用地手续是何时、由什么部门批准的？应给农民多少补偿、是否到位？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在工地现场多方联系，对方都以负责人不在，或他们只是包工队不了解其他情况为由，拒绝接受采访。记者返回北京后，又跟中国铝业遵义氧化铝有限公司办公室联系，第一次说领导不在，让下周再打电话；到了下周，让记者发过去采访提纲；过了将近一个月，记者打电话追问，回答是：“请示了领导，暂时不报，以后再说。”截至本报发稿，也没有来自企业的任何回应。

　　当地政府有关部门也回避记者的采访。遵义县宣传部外宣办副主任王伟强告诉记者：“据我了解，中国铝业遵义氧化铝项目的补偿不是最高，但也不是最低，应该是中间水平。”但具体多少，标准是什么，他也说不清楚；至于农民是否满意，他说他没去过现场，不了解。记者请他联系政府方面知情领导接受采访，他说：“领导都出去开会了，你们和镇里联系吧。”

　　记者拨通了尚嵇镇镇长杨盛波的手机，杨镇长说了一句“不接受采访”，就挂断了电话。

　　发稿前，记者得到消息，中国铝业遵义氧化铝项目因为配套的蓄水池工程，要铺设长５公里、宽３米的管道，又有一片土地被占了。

　　五

　　在和遵义县政府交涉期间，尚嵇镇的农民肖世杨手里拿了一份文件，即国发?２００４?２８号《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政府工作人员问他：“你这材料从哪里来的？”

　　肖世杨说：“中央的文件到遵义得走几年？”

　　后来肖世杨也倒了霉，房子被强扒了，人也被关到派出所里。派出所所长对他说：“你的事可大可小，关键是态度。也不是我想整你，谁让你和政府作对？！”

　　肖世杨曾和陈启方关在一个房间里，他被关的时间更长一些，２９天。

　　肖世杨一家三兄弟，被占的稻田有７亩，旱地１６亩，房屋４００多平方米，到现在也没拿到一分钱的赔偿。肖世杨的哥哥肖世刚给县委书记陈志刚发信息反映问题，陈书记斩钉截铁：“已有各部门解决，（本人）无此闲心。”忙是一方面，无所畏惧恐怕是另一方面。副县长何华对群众讲的话，也许可做注脚：“官做到县太爷了，谁还能把我怎么样？！”

　　也许没有谁对他怎么样。但肖世杨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的事可大可小，我也是这么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