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尔均：特区因改革而生，改革是特区的魂

 　　车缓慢行驶。厦门市疏港路在细雨中融入夜色。浸湿的路面反射路灯，一片金黄从车的前窗撞了进来。

　　金黄的光线中老人的轮廓清晰分明，他表情平静。言语间，仿佛27年前“厦门特区破土动工那天，热火朝天”的景象，正波澜壮阔的上演。

　　然而如今听不到1981年施工机械在厦门特区最初那2.5平方公里的丘陵上发出的轰鸣；也听不到1989年全国人代会期间召开的国务院专题会议上，对厦门60平方公里“台商投资区”规划请求的一阵非议。真切的，是打在车窗上的雨声，以及这个曾置身改革开放经济特区建设的老人均匀而沉稳的呼吸。

　　“你可以听到人民群众和广大干部对改革的迫切渴望，他们希望改革开放更快一些，你才知道自己没做错。”在特区工作的12年，是老人用心倾听的12年。

　　邹尔均，厦门经济特区管委会第一任主任。他曾在福建龙岩工作32年，后在福建省政协副主席位置上退下来，其间夹着满满的12年。这段时间里，他是厦门的改革者、开创者、实干家，卸任龙岩地委第二书记到厦门时，他对那里的一草一木都难以割舍。

　　而此刻，一片细雨夜色的厦门，早让这位前市委书记、市长，感觉更踏实。即使在这里工作12年后，要上调到省里，他也从没有过把“窝”挪离特区的打算。

　　他转过身来反问：“一个领导如果只想着在一个地方干几年就走，能在这个地方干好吗？”车缓慢行驶，他身后是28岁特区的绚烂霓虹，灯影流泻。他的面孔是这片不断闪动变化的华彩中不变的浮标。

　　“您看，厦门经济特区就这么大，2.5平方公里一眼望到底。我们能不能办得再大些？”那是1984年，他陪同南巡的小平同志站在楼顶。

　　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只是笑了笑，没有回答他。

　　而此时此刻，自封“项目经理”的邹尔均也笑了笑，今天的厦门市，站在任何一个楼顶肯定都是望不穷尽了。车缓慢行驶。

　　有时邹尔均只能“先斩后奏”。在推进工业系统改革时，一口气撤销掉8个工业局简化企业审批、放权给企业。他也清楚，工业局对口的国家部委可不想砍掉自己在地方的腿脚。

　　有时邹尔均是“在高压线上走钢丝”。推进农业系统改革，他一口气就砍掉农业的征粮任务。毫无疑问，在计划经济下，变革农业粮食制度要冒巨大的政治风险。

　　“我也有遗憾。”他投入地挥舞双臂，这个曾经的厦门特区的掌舵人已经忘记了自己身处车内，“当时应该多撤销几个局，把农业局也撤销掉，改革就能更彻底。但，机构改革牵扯很多利益，阻力很大。”

　　在邹尔均的心里，特区是因改革而生的，改革是特区的魂。“一个字，闯。特区要走到前头，成功了可以积累一些经验，失败了也就积累一些教训”。这是改革者的豁达和勇气。

　　老人也有自己的“传奇故事”??邹尔均和邹尔康是中国改革开放史上少见的一对兄弟，两人同时奋斗在特区的一线。

　　在龙岩工作的邹尔均，很少见在广东工作的哥哥。从龙岩调到厦门时，他给家里写信；而老父亲同时也收到了邹尔康到深圳特区赴职的家书。

　　邹尔康后来又从深圳特区调任海南特区副省长。如此一来，兄弟两人涉足中国改革开放风起云涌过程中的三个特区。

　　车缓慢行驶，暗暗的车厢里，老人眼角流露出一份亲情，很显眼。“各干各的，到北京开会，才有空聊聊特区工作和彼此。”一个国家的改革和一个家庭的奋斗，两个故事就这样链接起来。

　　9月1日下午，邹尔均在厦门接受了本报的采访。原本采访约定两个小时，但在老人连贯的思路下，对话一直延续到晚上。

　　“小平同志南巡到厦门的时候，说好只给我5分钟的时间汇报厦门的情况，我汇报了7分钟，给厦门多争取了2分钟。”他原本上翘的眉尾，笑到弯下来，顿时让人少了畏怯多了亲切。

　　特区发展“两段论”

　　《21世纪》：来厦门之前，你已经在龙岩地区工作了30多年。你是怎样调到厦门的？那时候，知道来特区要做什么吗？

　　邹尔均：我在龙岩老区干了32年。1981年9月26日，福建省委全会上领导找我谈话。领导说，你得挪一下去厦门。我一听就问，去厦门干什么啊？搞特区。我接着问，特区是什么啊？

　　我刚开始的想法是，我不能去，我在龙岩干了32年了，这里的情况都清楚都了解，一草一木都有感情。到厦门去搞特区，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特区”这个名词，当时深圳特区建设还没全面展开。

　　9月26日谈话，10月4日，我移交了工作，就来到厦门啦。

　　《21世纪》：这么突然的调动？刚到厦门的第一印象怎么样，最早特区规划的就是厦门湖里2.5平方公里那么大块地方吧？

　　邹尔均：来到厦门，我问当地的干部，特区在哪里啊？他们就带我去看那2.5平方公里的地方。一片荒凉，一片丘陵起伏。那上头什么建筑都没有，只有几头牛在吃草。这边正发愁，那边就说10月15日有香港的记者团来采访厦门经济特区。你想想，现在这个荒凉的特区，报道出去能成么？

　　我们一商量，无论如何要有动作出来，但当时特区规划还没搞好。山头总可以平整一下吧。我们找来工程技术人员，对已经规划的九个山头确定了三个标高，平整了再说。到10月15日，选择香港记者来的那一天放炮动土，一大批工程机械车辆推土，场面很壮观。香港的媒体推动了我们一把。厦门经济特区的建设就这么开始了。

　　就这仓促的开工，一下子影响就很大了，一些香港的、东南亚的企业家就陆陆续续地到来了。

　　《21世纪》：特区就这么起步了？

　　邹尔均：这是开了特区建设的头，特区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厦门特区的发展的历程可以分成两个阶段。

　　一个阶段是，特区刚开始就有来自北京的“杂音”。我们顶着杂音动工了，但特区规划、资金启动、政策支持也都不到位。直到小平同志第一次南巡，杂音才消失。

　　第二个阶段是，1990年代初，杂音又出来了，特区的建设再次面对质疑。小平同志再次南巡，我们刚开始很紧张，后来谷牧同志给我们传一句话过来，改革是放不是收。杂音没了，改革推向了全国。

　　小册子引发的争议

　　《21世纪》：你这么一讲特区的由来，感觉厦门的起步很顺利啊。

　　邹尔均：现在的人来看，改革这是顺理成章的，这没什么了不起的。但在当时来看，都是踩着高压线来走的。

　　特区刚开始不久，就来了个《租界的由来》。这小册子给我们很大的压力。

　　《21世纪》：这是哪里来的小册子？说特区是租界？

　　邹尔均：我们那个时候，刚开始不久，从北京发来一本小册子《租界的由来》。它是说，你们搞改革开放，引进外资，就是搞租界。这吓坏我们了，搞租界意味着什么？卖国主义。特区就是殖民地，这可是一个大的原则问题，我们当时就很困惑，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21世纪》：厦门特区产生于风口浪尖上，是不是压力更大一些？在这种压力面前，你们是如何面对质疑的呢？

　　邹尔均：那个时候，正好美国的雷诺公司在厦门加工骆驼牌香烟。北京那边就发话了，你这个合作项目是卖国主义。很多人都想不明白，对我们自己的经济发展有利的改革开放怎么就成了卖国主义？

　　但是，看看广大的人民群众、广大的干部是怎么想的。当时我发现，人民群众和干部批评你改革开放的进度太慢。广大群众是要求你改革的，是要求你快的。这种意见，正和《租借的由来》的立场相反。

　　改革开放是得人心、得民心、得党心的。所以，你听到干部群众的想法，你就知道自己没有错。群众和干部的愿望是我们改革开放的动力，我们选择坚定不移的走下去。

　　在改革是姓资姓社、改革开放是放是收的这个关键时刻，小平同志来了。小平同志再次南巡，力挽狂澜，保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促进了中国经济的两次大发展。

　　给小平同志的两个要求

　　《21世纪》：小平同志的南巡，给矛盾中的大家很大的支持吧？

　　邹尔均：1984年，刚过春节，小平同志第一次南巡就到了厦门。小平同志是倡导改革的，是支持我们特区工作的。所以我们就想，要跟他老人家讲讲，诉诉我们心中的郁闷和表达我们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想法。

　　但是，中央传下话来了，小平同志在南巡中要“三不”。不听汇报，不讲话，不要陪吃饭。我们强烈要求，无论如何要听汇报。这个要求传上去了。小平同志到了厦门之后，陪同小平同志的中办同志传话说，可以给老人汇报厦门的情况，但是只给五分钟的时间。

　　我一方面很激动，但是另一方面又比较为难，因为我要讲的很多，5分钟实在装不下。

　　《21世纪》：那后来这五分钟怎么利用的？

　　邹尔均：汇报厦门的概况，提两个要求。

　　这两个要求是在小平来之前，我们市委市政府讨论过并报省委都同意了的，大家都一致认为有两个要求最重要，值得提。

　　一个要求是特区太小了，我请小平同志到楼顶上去看特区的时候，我就直接跟小平说，“您看，太小了，一眼就望穿了，就是这2.5平方公里”。他看了以后就笑了，但他不回答你的问题。第二个要求是，是不是让特区更开放一点？我们厦门能不能办个类似香港的自由贸易港那样的特区呢？我们很想让小平同志讲讲，他还是什么都没说。

　　我汇报完，一看时间，超过了2分钟，汇报了7分钟。

　　《21世纪》：小平同志一直一言不发？

　　邹尔均：他后来一路上问了我很多自由港的问题。我们当时才刚刚搞经济特区，对于自由港的知识也是有限。我尽我所知讲给老人听，他还是不满足，继续提问。我最后只好如实报告，我们知道的不多，还要边实践边学习，边干边学。还需要继续学习。

　　要离开厦门，临上车的时候，他开口回答我们的问题了。他对我说，你提的两个问题我带回去，让第一线的领导来做决定。他微笑，他点头，他还是不多说话。但是我当时就觉得，他是接受我们的建议了。我预感到厦门经济特区一个新的发展机遇将要来临了。

　　《21世纪》：小平同志这次南巡之后，一下子开放了14个沿海开放城市，形成了一个沿海开放带。你的扩大厦门特区的建议看起来在全国都发挥了作用。

　　邹尔均：后来中央有领导给我转述，小平同志在北京说，厦门的两条，一个是2.5平方公里太小，要扩大到全岛，我看是可以的。

　　他们要搞一个自由港，让他们试一试吧，这么一个城市，失败了也不要紧，何况不会失败。后来中央经过反复研究，到厦门的时候，就加了两个字“某些”。可以给厦门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

　　这样，我们两个要求一下子就兑现了。

　　《21世纪》：特区建设少不了来自北京的支持，这种政策性的支持，当时是怎么传达到特区的呢？

　　邹尔均：不仅小平同志支持我们的特区建设，谷牧同志在中央分管改革开放，也分管我们经济特区。他一直坚持“三个一”，一年调研一次，他每年要走一趟沿海和经济特区，问问我们在改革中有什么问题，如果现场能解决的就立刻解决，解决不了的就反映给中央。

　　一年开一次经济特区的会议，经过讨论，中央发一个会议纪要。那个时候，我们遇到了制度性难题，新组织调查研究，拿出建议和办法放到中央的会议上去讨论，发一个纪要，我们下边就执行。

　　年年如此。我们每年都希望谷牧同志过来，我们跟他讲的是心里话，没有官腔没有套话。当时的这个渠道很通畅。国务院还有一个特区办，这也是我们诉求问题的地方。经过他们协调，帮助特区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是谷牧同志带着我们去闯。

　　动了刀子的“改革”

　　《21世纪》：比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治理更难的改革，是体制改革。厦门特区的体制改革，是怎么起步的？

　　邹尔均：从具体领域开始。我们最大的改革就是直接动刀子，砍掉政府部门自己的机构。1987年，我把8个工业系统的专业局一下子都取消掉了。放权给企业自己，给企业以自主权。

　　原来，外商来厦门这里投资谈判的，反映出来的问题就比较多。找副厂长，副厂长解决不了问题找厂长，然后是书记，然后是分管局副局长、局长、局书记，然后反映到市里的经委，然后是分管的副市长，人家说，你婆婆太多了，我都搞不清楚，而且意见不一致，效率也低。所以我取消了这些局，就没这些环节了。

　　这一刀很厉害呢，砍下去后哇哇叫。我对这些部门说，给你们吃两年的“皇粮”，原定的财政预算拨款不变，你们自己去搞公司。如果两年你都养活不了自己，那就是你没本事。时间一到我们就断奶了停止拨款。实际上他们很快就上路，就融到市场紧经济里去了，成为商品进入市场的推动者。

　　这样一来，环节少了，效率提高了。把你们过去行政管理的职能市场化去经营。你们不再是企业的主管部门去管他们，你们是市场的交易关系了。

　　《21世纪》：涉及到具体的利益，改革遇到的阻力就大。你在厦门推行的“放水养鱼”，减免企业的红利，很有名。

　　邹尔均：当时搞“放水养鱼”，是想企业除了交税以外，我们基本上不要红利了，留给企业自己，或者至少留给企业60%，一块钱企业自己留6毛。让企业得大头，利用这个资金，让企业自己去发展生产。

　　厦门港务局就是个好例子。他们弄了两个集装箱桥吊，一个吊一年就3.5万个标箱，可是香港同样的吊每年就能完成12万个，这是为什么呢？我们水平运输能力不够，其他的流程环节不配套。

　　港务局维持着微利或者微亏的状态，我说我不要你的利润了，你赚来的钱一分钱财政也不要。把利润留给你，但是你得答应我一条，赚了钱首要的是完善设施，其次才是可以提高大家的福利、奖金。尽管当时有反对的声音，但我觉得这是可以的，不过分。

　　第一年赚了2000多万；最多的一年盈利1亿多。我说厦门财政不眼红，说好了不要就是不要，后来，我到省里去工作的时候，他们已经积累了7亿多资金。

　　厦门的任务

　　《21世纪》：厦门特区毗邻台湾，这是厦门的优势还是劣势呢？

　　邹尔均：特区为什么划给厦门，1980年调查的时候，就有过分歧的。反对意见说，这里距离台湾很近。谷老和很多人认为距离台湾近，就必需放在厦门。中央批准了提议。

　　我跟梁湘开过玩笑，我说，深圳靠近香港是得其利，厦门靠近台湾是得其害。当时两岸的关系紧张，刚到厦门的时候，傍晚5点，海滩上就要戒严。

　　《21世纪》：这给厦门特区的发展带来很大不方面？因为你总要去吸引台资过来，否则厦门的特区的优势就不明显了。

　　邹尔均：台商想过来还是很困难，我们就只好去香港、新加坡等第三个地方跟台商见面，请台商过来。

　　后来1987年底，蒋经国允许台湾同胞回乡探亲访友，两岸的关系有所松动。我就觉得我们应该抓紧这个时机，我向正在厦门视察的杨尚昆同志(时任国家主席、对台工作小组组长)提了个要求，我们可以专门办一个台商投资区。杨老表示可以考虑。

　　1988年下半年，他派了丁关根(时任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来这里调研，初步的结论是可以的。转年，召开全国人大期间。我去汇报。我带了两个方案去汇报，一个方案是海沧60个平方公里，当时到会的人听到这个，都很震惊，“你搞这么大的一块地！”

　　我就只好说，我还有小的呢，杏林10个平方公里。这一下争议声音小了，但还是有人说，厦门刚开始的时候才2.5平方公里呢，现在一下子搞几十个平方还是太大了。

　　最后，田纪云在会上总结的时候，一句话“两个都可以”。他说，“不要划界限，需要一片建设一片，建成一片收效一片”，这四个一片就这里来的。在政策上，田纪云给厦门台商投资区的是“享受现行特区政策”。

　　《21世纪》：加上厦门、海沧、杏林，都实行原来特区的政策，这就意味着特区的面积一下子扩大了。

　　邹尔均：说到这，我就有点内疚啊，我对中央对台工作的要求理解不深刻，我还谨慎的要一个有界限的，中央支持的是一个没界限的。要一个给三个。后来台塑要搞一个“海沧计划”100平方公里，借这个机会我再跟中央申请，补一个集美。这样加起来实行特区政策的范围就有了500平方公里。

　　今天，厦门还是要加强、加倍对台经济合作的进度。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对台的经济合作有更好的政策支持。

　　改革要放一定的权

　　《21世纪》：今天回顾20多年来的改革风雨，您认为改革最关键的地方在哪里？

　　邹尔均：厦门的经验是，争取到了两个权。

　　我们有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当时中央领导人来的时候，我就这样要求。他们问，你特区了还要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我说，“特区权没有省大，把特区的政策和相应的权结合在一起，我相信能办得更快”。赵紫阳回去之后就批准了。我觉得，适当的放权，对于发展地方经济很重要。

　　另外一个是，厦门享受较大的特区立法权，深圳就有这个权。就这两个地方有，改革的手段就比较多了。

　　《21世纪》：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你多次提到改革开放特区建设给了我们经验也给了我们教训，这都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邹尔均：改革遇到过很大阻力，阻力来自于意识形态。计划经济曾经对刚成立的新中国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后来，有人把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区别看成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分界线，到意识形态领域这个高的原则上去看，就错了，把手段当作性质，就错了。

　　改革之初，很多阻力不是来自下面，而是来自上面。回首改革这么多年，就是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但是计划经济那一套，已经有完善的法规制度了，有章可循；我们所做的那一套市场经济，都是与这相矛盾的甚至是抵触的。你不去闯，要你特区干什么？不去闯，那就是你的失职。不仅是失职，甚至是历史上的一个失败者。我不愿意当失败者。

　　特区的使命这样看??特区因改革而生，改革是特区的魂，我们的使命就是改革。闯的失败了，就这么一个“点”。成功了，就能为全国提供经验。想到这里，我们的两个老人，小平同志是总设计师，谷牧是总工程师，我们老一批特区人，也就是项目经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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