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问责期待成熟体制保障

　　孟学农因山西襄汾溃坝事故再次请辞；冀纯堂因三鹿三聚氰胺奶粉事件辞去石家庄市长职务。舆论称，这说明中国的政治制度越来越完善，官员问责制越来越成为常态。而２００３年非典期间，孟学农辞去北京市市长开启了中国官员的问责制。

　　问责官员纷纷“下课”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院教授毛寿龙向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提及中国问责制的背景时表示：“中国官员问责制于２００３年非典期间启动，非典过后，从中央到地方开始加快推进问责制的制度化。”

　　非典期间，包括当时的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市长孟学农两名省部级高官在内的上千名官员，因隐瞒疫情或防治不力而被查处。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重庆开县中石油川东北气矿井喷造成２３３人死亡，中石油总经理马富才于次年４月引咎辞职。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因松花江环境污染事件提出辞职。

　　“这是目前为止因问责而去职的一些最高级官员，这充分说明中央对建设法制政府的高度重视。”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周泽对本报记者说。

　　而今年中国官员问责渐成新气象，２００８年４月２８日，胶济铁路重特大交通事故致使７１死４１６伤，济南铁路局局长陈功、党委书记柴铁民被免职；７月，华南虎照事件，陕西林业厅副厅长孙承骞、朱巨龙等被免职；９月８日，山西临汾尾矿库溃坝，除孟学农引咎辞职外，山西省副省长张建民被免职、临汾市市委书记夏振贵停职检查、市长刘志杰被免去临汾市市长职务。

　　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李正华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对事故责任人进行追究，是执政为民的政府应有的态度，这不仅能够安慰死者，更能惩戒来者。很多重大事故都属于责任事故，如果管理严格，按章办事，本是可以避免的。

　　而新一届中央政府成立之初，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第一次廉政工作会议上就指出：“２００８年要选择部分省市和国务院部门开展试点，加快实施以行政首长为重点的行政问责和绩效管理制度。”

　　因何请辞

　　毛寿龙认为，高官承担责任有四个层面：一是承担道义上的责任，向受害者和公众负责；二是承担政治上的责任，也就是向党和政府负责；三是承担民主的责任，向选举自己的人民代表和选民负责；四是承担法律的责任，要向相关法律规定负责，看是否有渎职的情形存在。

　　“事实上，官员请辞有法律依据。国家对相关事故、案件责任认定和处理的法律、法规、制度、办法等，是比较健全的，操作性也很强，一般都能够根据责任者所犯错误的事实和责任认定，逐条对照后得出相应的处理结果。”周泽表示。

　　２００１年颁布实施的《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相关规定》，对地方政府主要领导人和有关政府部门正职负责人对特大安全事故的发生所承担的责任做出了规定。

　　２００４年２月，《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公布，这个全面、系统推行自我约束与促进自我发展的党内制度规范，明确写入了“询问和质询”、“罢免或撤换要求及处理”等内容。

　　根据２００４年４月中办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对“因公辞职”、“自愿辞职”、“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做出了严格规范。《规定》还详细列举了９种应该引咎辞职的情形，使官员引咎辞职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以及《关于国家公务员纪律惩戒有关问题的通知》等均是官员请辞的依据。

　　不过，周泽指出，对于官员问责的处理结果，往往使用“根据党纪、政纪的相关规定”等非常宽泛的词语，使公众感到处理依据模糊，不利于社会对处理结果的公平性、公正性进行监督。

　　构建制度保障

　　周泽表示，问责制可以让那些“太平官”、“无能官”、“懒汉官”混不下去。中国过去重行政权力、轻政府责任的倾向已开始得以扭转，重视政府责任、强调政府权力与责任的均衡和一致，通过抓责任的方式促进政府各部门建立内部的职责机制，使各级官员更好地运用权力，是在中国正在进行的一场重大变革。

　　但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副教授杨伟东说：“问责制度是一把双刃剑。”合理构建的问责制，可以通过追究官员确实应承担的责任，促使官员合法、正当地行使手中的权力，不断提高管理水平，使行政机关和公务员真正负起责任。但如果将问责制简单化、扩大化，不管具体情况、不分原因地一味追究责任，则有可能挫伤行政机关和公务人员的积极性，背离问责制的初衷。

　　今年年初，广西东兴市市长刘全跃曾不无感慨地对本报记者表示，其辖区内偶然的一次重大交通事故就有可能导致其因此而去职，而这种偶然因素实在太多。作为地方行政“一把手”，他表示，“自己倍感压力。”

　　对此，杨伟东认为，在我国要用好这把“双刃剑”的关键和前提是要合理地配置和划分行政权力，明确责任。没有不同部门与官职之间的职能、职责和权限明确、严格的划分，问责制就很难顺利推行或根本无法实施。

　　“建立问责制度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能简单照搬其他国家的问责制，需要逐步建立适应我国国情的问责制度。”杨伟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