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 勇
上证观察家
对于中国这个转型经济体来说，如果放开更多管制，所能解放和催化出的生产力将更具可持续性，也能使经济增长更有效率。这会是一个比凯恩斯式的救市方略更好的选择。经济增长模式转变更多地要依靠财税调整和产业政策，如果我们相信货币供应不能明显脱离经济基本面的话，那么我们就会说，货币政策难以从根本上放松。
1997＝2008？眼下，这是个正在升温的问题。
部分经济学界人士持有悲观的肯定意见。
这意味着，当前的中国经济大有回归十年前之势。首先，都面临着外部金融危机的冲击。亚洲金融危机就发生在我们身边，但今天的次贷危机威力更大，并且，亚洲金融危机与我们擦肩而过，而次贷危机通过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勾连，让我们切身感受到了阵痛。其次，受外部因素影响，出口都出现下滑，但相比之下，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在今天已大大提升了，所受影响当然更大。另外，在储蓄大举回流银行系统、房地产市场不景气和其他实体经济增长下降的背景下，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将有所回升，从而最终可能导致银行由抱怨信贷额度过少转为惜贷。最后，经济高峰期形成的产能也有可能在经济放缓和出口下降中再次面临过剩压力。这也与1998年至2003年的通货紧缩期相似。
这些对比促使各界形成了对经济基本面的悲观预期，以及对政策放松力度的乐观预期。但无论如何，相信这些预期还不是共识。在注意到十年前与今年国内外经济形势相似处的同时，笔者想提醒几个重要的不同点。
其一，当前的宏观调控手段具备了更强的灵活性。这可能帮助经济避免深幅度的调整，增加软着陆的概率。为控制1993年至1995年期间的严重通胀，当年政策面采取了疾风骤雨式的调控，这些措施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成效。当前的通胀形势还不及上轮严重，从紧的调整也表现得相对温和。更重要的是，政策面也注意到了经济增长周期下行对抑制通胀的作用，这与上轮重拳调控通胀而后碰上亚洲金融危机是不同的。也就是说，此前的政策紧缩不会与海外危机重叠造成对实体经济放缓的双重影响。
其二，金融危机后国际政策环境的重大区别。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新兴经济体是主要受灾区，货币政策放松相应主要发生在新兴的规模较小的经济体。而在次贷危机中，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货币政策大幅放松，这将支撑未来的货币环境。在这个大环境下，中国不大可能独自步入通货紧缩。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面对救援请求，国际机构开出的药方是金融机构破产得越彻底越好，而在当前，发达国家则选择了对自由市场理念的背弃。他们或许有充分的理由，但这样做的结果是全球货币政策环境将迎来新一轮宽松期。
其三，资源价格改革和劳动力价格上升。最近十几年的发展彻底改变了我国的要素供求格局，也改变了我国的资源环境。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已现拐点，工资成本开始上升，资源和环境的使用成本上升得可能更快。与此同时，新劳动法和产权保护及制度环境的变迁，也提升了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在这些投入价格持续坚挺的背景下，很难相信我国会出现十年前的通货紧缩期。
上述不同点决定了十年间中国宏观经济周期不会是一个简单的轮回。通货紧缩的标准定义是，整体物价出现持续明显的下降。考虑到上述情况，我们形成不了这样的预期。
当前政策面压力主要还是由货币政策承担。这种货币政策独舞的状况在这轮宏观调控中显得异常突出。当前货币政策出现重大调整，虽然有人认为这并不表示货币政策已经完全转向，但货币政策很难说一次性的，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货币政策将再次面临调整的压力。问题是，按照一保一控的目标，货币政策的确也不应转向。
业内早已在呼唤积极财政政策的出台，但政策面还没有下定决心。其实，除非在经济形势极度恶化，财政政策很难承担重要的宏观调控责任。中国70％的财政支出由地方政府完成，这意味着中央财政的运作空间有限。大家可能会说地方政府一直是在支持经济增长的，但这很难说，在经济形势不好的条件下，地方政府有能力加大刺激经济增长的力度。地方政府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顺周期的。其实，地方政府的财政结构也并不理想，他们更可能是经济周期的放大器，而不是稳定器。中央财政是可以发行国债刺激经济，但这不是常规手段，还需要观察。
我相信，对于中国这个转型经济体来说，如果放开更多管制，所能解放和催化出的生产力将更具可持续性，也能使经济增长更有效率。这会是一个比凯恩斯式的救市方略更好的选择。
中国经济面临的真正问题在于，前期针对农村和城市的改革红利几乎已消耗殆尽，依赖资本深化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也难以持续。在这种背景下，经济效率的提升变得更具有决定意义。
在1994年至1995年的通胀周期中，经济增长效率出现了明显下降，那时的货币供应在很大程度上被物价上涨而不是实际产出增加所吸收。当前也是如此。经济增长效率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的下降周期在1999年结束后，开始平稳增长，但整体仍处在一个较低的增长区间。这个增长率很难说能够支持大规模的货币政策放松。
多年前，格林斯潘正是基于对美国新经济的乐观判断，认为新经济带动了经济效率的高速增长，从而认为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坚实的支撑。但实际上，这个判断过于乐观了，导致了货币供应的过快增长。货币政策放松作为总量调控，对提升经济效率的帮助不大。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更多地要依靠财税调整和产业政策，尤其是管制放松。如果我们相信货币供应不能明显脱离经济基本面的话，那么我们就会说，货币政策难以从根本上放松。
（作者系经济学博士，财经专栏作者） (来源：上海证券报)
(责任编辑：钟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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