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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阶层跃动之倒爷老王


  《中俄列车大劫案》,1995年麦当杰导演、吕良伟等主演的一部剧情片,讲述一起发生在“北京-莫斯科”这辆载满国际倒爷的列车上的大劫案。


  14年折腾机场,老王心力交瘁。 图/于楚众

  北京话,指倒买倒卖的人。1979年后,国家实行原材料价格改革,许多产品的国家统配价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抬高,而另一方面,国家也允许企业超计划自销产品,可按市场价格出售。这就形成了所谓价格“双轨制”。“双轨制”是“倒爷 ”阶层形成的重要原因,另一个原因是中俄边境贸易的开放,由此产生“国际倒爷”。

  倒爷老王与一座城市的兴衰

  其兴也勃焉,其衰也忽焉

  本刊记者 杨潇 发自绥芬河

  5月12日这天凌晨3点,一年没困扰王学文的痛风找回来了。

腿疼难忍,站不起来。天刚亮一点,他找了根竹竿拄着,一瘸一拐去赶早集。

  他从东北来四川达州10个月,一直在收拾别人的烂摊子——一个老战友向他借了170万,想在这里建“亚洲最大的脱硫厂”,结果却“连山都选错”,待他赶来,战友给当地百姓留下许多无法兑现的承诺,消失了。他也并不习惯与当地乡人打交道,几度纠纷,几乎要上法庭。5月初,厂里来了个厨师,做了一周就走了,他索性自己买菜,给员工做饭。

  痛风发作后不到12个小时,达州的地面开始发抖,他以为是刮风,愣了半天才又拖着腿跑到了楼外。之后若干天,他和我们一样,见证了这场浩劫,直到5月底,他在电视里看到往唐家山堰塞湖运送装备的米-26,“那就是我的机场要飞的飞机啊!”

  他的机场在黑龙江绥芬河,这里从未起降过任何飞机,却牵扯了他14年的生命,把他从雄心勃勃的“倒爷”、敢吃螃蟹的商人变成了一个忧伤的老人。一年多以前,他把机场的土地转让给了当地政府,一个教学园区将在那里兴起,但这“机场梦”,却每每不请自到地闯进来,无法割断,就像他生命中的一些其他东西:酒精、痛风、战友。

  第一笔生意看到20万的利润

  1984年的中国流传着两句顺口溜。在南方,老干部们参观完深圳特区后,常常要放声痛哭: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在北方,人们酸溜溜地说起南方: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价格双轨制下,谁能搞到批条,谁就能用价差赚到大钱,中国的首批暴发户,就是在“倒爷”中诞生。

  这一年,37岁的王学文在黑龙江省的交通运输系统转了一圈后,回到老家呼兰县继续干国企。他18岁当兵,做宣传工作,到1982年转业时“再不想搞理论”,因为觉得自己像喇叭筒,“今天说对了明天又批判”,翻来覆去,实在“浪费生命”。

  他属猪,有占卜者说他命中注定要搞交通。回呼兰国营运输公司不久,他就把通过交通部低息贷款购来的四台俄产拉达轿车包给了个人,这种出租车业的“大包”在黑龙江还是首例,他因此被指为拿共产党的钱给私人发财。他不为所动,“我是根据中央在农村搞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精神办的。”或许是因为他在交通系统的人脉,或许是因为这一步走得还不算太超前,他过关了。

  这一年8月19日,《人民日报》等各大报刊在头版刊登了只有134字的新华社消息:

  新华社哈尔滨8月18日电(记者张持坚)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8月10日到16日由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李力安陪同,到黑龙江省嫩江、黑河、伊春、密山、绥芬河、牡丹江等市、县进行了视察。视察期间,胡耀邦同志就边防工作、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工作同当地的地方和部队同志进行了座谈。他还到一些边防哨所慰问了人民解放军指战员。

  记者被要求在稿件中回避考察的具体内容,但“中苏关系破冰”的信号已经发出,只是,要在若干年后,人们才能从史料和当事人的回忆中,窥见更多的细节:

  8月16日,胡耀邦来到绥芬河,对南方特区羡慕不已的当地官员,把开展对苏边境贸易作为主要问题向总书记进行了汇报,并试探性地提出,“上面说对苏关系要不冷不热,我们下面很难操作。”胡耀邦给出的回答是: “不冷不热,是中央对苏的政策,你们下边要越热越好。”

  心领神会的地方官员,随后以“丰收不忘朋友”之名,把1000斤西瓜送到了国境线那边的格罗捷阔沃,对方在请示莫斯科后,收下了这意外的礼物——“西瓜外交”获得成功。

  1987年,经贸部授予绥芬河市对苏开展贸易及经济合作的权限,王学文远远地嗅到了商机。同年底,他从正局级干部位置上下海,真正当起了“企业家”——而就在几年以前,这还是一个贬义词。

  王学文先后在东北开办了好几家小公司,做过亚麻、木材、饲料生意,在绥芬河,他选择的是开酒店。小公司先后黄掉,酒店也不怎么赚钱——打白条的太多了,“倒是在当地交了不少朋友”。

  如同当时的物价,整个1987年和1988年沉浸在一种转型期的浮躁之中,人人都想找门路发财,而中国显然还没有做好迎接一个利益分化贫富分野时代的准备。王学文下海之初对阻拦他的朋友说:“我倒要劝你们早点儿跟我走,不然,有一天共产党的政策养活不了你们,你们再找我,我可不要!”虽然不怎么挣钱,好在绥芬河“不排外”,他留了下来,等待中苏边贸向个人放开。

  绥芬河易货贸易的黄金期起于1988年,当时全市只有一家国营边贸总公司有外贸经营权,后来由政府做主,其他 17家国营公司也“分享”这项权利,是为“一顶帽子大家戴”。戈尔巴乔夫访华后,中苏关系日渐正常化,“同志”的称呼也被重新提起,越来越多的私人企业开始参与外贸,于是这顶“帽子”也越拉越大。

  1990年,王学文成立了自己的公司“绥芬河百货商品进出口部”,按照当时副市长赵明非制定的政策,交了30 万注册费,挂靠在总公司下。他很快就做成了第一笔贸易:用不到一车皮的壁纸换回了三车皮的旧电机,“第一笔生意看到2 0万的利润。”

  三年时间身家超千万

  1992年的绥芬河是这样一个地方:它有自己的国旗班,每天和首都北京一样举行升旗仪式,尽管它的人口只有几万;城市中心有一个广场,广场四周的街灯,都是从天安门“退役”后重新上岗的;它的出租车多是北京吉普,起步价达到1 0元,但人们似乎见怪不怪。

  这一切暗含了已当选市长的赵明非和北京非同寻常的关系,回忆起赵,绥芬河人说得最多的话就是“他确实改变了人们的观念”,王学文的说法更直白:赵明非给绥芬河人洗了脑,给公务员松了绑。

  1992年5月,市长赵明非带着一件夹克、两个饭盒、一套取自宾馆的牙具、一台小收音机,和他母亲从北京捎来的蜂王浆,上街摆地摊去了。“头一天晚上就通知了电视台,”赵明非当时的秘书孙书林说,“到了现场,工商局的人还喊了一嗓子:赵市长摆地摊了,大家快来买呀!”

  赵明非的“摆摊秀”是中国下海潮的一个缩影,《变化》的作者凌志军在书中列出了一个当年下海名人的单子:薄熙成、李宁、黄婉秋、张海迪、韦唯、那英、刘晓庆、陆文夫、王朔……他写道:“几乎所有的禁令都被取消了。政府可以办公司,学校可以去赢利,教师可以兼职,官员可以做买卖,倒卖紧俏物资的人可以合法地从中牟利。一个省的检察机关公开声明:对回扣、提成和兼职收入,将不追究法律责任。另一省的工商部门跟着宣布,谁要是想办公司,可以不必申请营业执照,也不必缴纳管理费……党的方针和百姓的意志能够弥合无隙、同舟共进的日子,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上比人们想象的要少得多:5 0年代初期有过一次;80年代初期又有过一次;现在到了1992年,是第三次。”

  那时候赚钱也容易,王学文曾在格城(格罗捷阔沃)看到了一架古色古香的电话机,俄罗斯卖主开价50美元,或者一套阿迪达斯的运动服,“一套阿迪才几个钱啊?我们这边到处都是仿制的……”事实上,在苏联日用品匮乏的大背景下,载满中国货的火车,往往还没到达目的地就已经清空——每一站的站台上,都挤满了抢购者。

  整个绥芬河为此陷入了疯狂,王学文说,那时候就“看不到闲人”,除了上学的学生,所有的人都在为边贸奔忙。有和王学文一样三天两头奔俄罗斯做易货贸易的,有腿脚勤快的去“拼缝儿”,全城4万来人,据说最高峰时有1万多“拼缝” 者。这些蚂蚁大军,每日游走在火车站和各边贸公司之间,散布新闻,带来各种供求信息。这一年,绥芬河有2000多家外贸公司,有人开玩笑说,在街上随便扔个石子,就能砸到一个经理。就连家庭主妇们也放弃了电视机和电视剧,她们把“渴望 ”落实在了行动上——租床位卖商品,1989年,青云市场一个1米宽的床位租价不过2000元,几年后就涨到了数万。

  公务员也不例外,摆摊之后,赵明非推出了7小时工作制——为了方便公务员业余时间经商。另一个颇具意味的动作是机构精简,他甚至取消了宣传部,把它和文化局合并为社会文化局。“赵明非精简机构,让官员随时可上可下,把官位弄得不值钱了。”秘书孙书林评价。

  到1992年11月17日,连孙书林也配合改革、自愿下海了。和周边县市比,绥芬河人开始习惯了“不图安稳、不靠国家”,当然,没人会想到,这2000多家公司中的绝大部分熬不过1993年。

  王学文也随之迎来了人生中最辉煌的时光,中国的服装、小电器、方便面一车皮一车皮地从绥芬河运出,而苏联积压的钢铁、木材、汽车则源源不断地涌入,他的得意之作便是用2000吨玉米换回了50辆拉达轿车,从1990年到199 2年,三年时间他的身家已超千万。

  王学文记得,1991年他牺牲了春节,拉着家人陪苏联一位主管物质出口的厅长在国内旅游,“北京、上海都去了,还得防着他被‘特务’挖走。”所谓“特务”,是竞争对手为了挖墙脚而安插在各大宾馆附近的人,“那时候都想抢苏联的官员和国企老总啊,抢到了不久就只跟你签合同嘛……”

  而据绥芬河一位做了多年外贸的“倒爷”说,国内向苏联出口粮食、棉花等需要配额,而对于个人来说,买车票、边境盖章也要凭本事。曾在史志办工作过的周艾民回忆,90年代以后,“条子”在绥芬河开始卖钱了。

  2300多家外贸公司黄了2000家

  贸易伙伴中唯一没被“抢走”的人叫亚柯夫,这个俄裔犹太人就是玉米换轿车生意的合作者。1993年,亚柯夫再次找到王学文,希望与他合办航空公司。王学文的第一个反应是,这是个国际玩笑,亚柯夫给他描绘了一个机遇:中俄口岸的换装能力跟不上边贸的发展,保鲜果蔬冬冻夏腐的现象时有发生,绥芬河距海参崴仅220公里,但两地果蔬价格可相差几倍甚至几十倍。

  “我管飞行,你管收钱。”王学文被说服了,“中俄合资蓝天航空公司”成立了。“当时也是头脑发热,哪想到建个直升机场会这么难。”

  为了争取批航线,这个曾经的倒爷用尽了国内国外所有的资源:反弹琵琶——利用俄罗斯远东民航局局长促民航总局;上层路线——通过战友找到高层的亲属;千里送车——为了把绥芬河仅有的一辆4500沙漠风暴送给一位处长,他甚至遭遇车祸。

  三年后,航线批了。

  然后是机场立项。为了打通“两大块”(军队和地方)与“四条线”(计划部门、民航部门、地方军区以及空军)的关系,他北京东北两地跑,“痛风发作时让人背着我上楼下楼。”

  又是三年,也立项了。

  2001年,机场主体工程结束,2003年1月,机场全面验收。只剩下最后一关口岸申请,王学文就被卡死在这里。“就差海关总署,”王学文2006年给时任黑龙江省委书记宋法棠写信,海关总署于是批了三个月的试飞期,“手续还没办齐全,三个月就到了。我算过,再找海关总署,最多也就再批三个月,头三个月得亏进去200万……官员就坐在那里一本正经地给你念(规定),你不打点打点,这本经就给你念到底,我当时真想坚持下来啊,但是中国国情太复杂了……”

  他也曾经和当时的市委书记秦玉德盘算着,我就不管了,我飞了再说。“结果也没敢这么做,”他叹了一口气,“我们都是毛泽东时代教育出来的,就想着没申请下来,不能飞!”

  王学文还听说,一位处长放出话来:除非是国务院副总理说话,不然不可能批。后来,又有北京的“社会人”找到他:给300万,保证能批两年,王学文犹豫半天,试探着说要给,恰逢那位放话的处长退休,此事又不了了之。

  但是,即便没有“命中注定”地押宝机场,转型也是势在必行。“苏联解体后,大家都对形势、对潜在风险缺乏预料,90、91年时,(俄方企业)履约率还有70%-80%,到92年下半年,能有50%就算不错,到93年,20%都不到了。”王学文曾与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局合作,向俄罗斯出口2700吨白砂糖,车皮过去了,钱没回来,运输局起诉他,他为局里几个朋友考虑,庭上直接认输,卖了哈尔滨市的13套商品房还钱了事。

  “以前俄罗斯人特别讲诚信,只有挨骗的份儿,1991年以后,中国的外贸公司竞争激烈,竞相压价,互相拆台,俄罗斯人也开始骗人,一车货同时卖给五六家中国公司,最后你就找不着他们了。”孙书林说。到1993年以后,绥芬河2 300多家外贸公司黄了2000家,其兴其亡仿佛都是一夜之间的事,倒是那些单打独斗的倒爷们,凭着力气、眼力和冒险精神(当然包括灰色通关),继续往俄罗斯“倒包”,并成就了一批新富豪。“现在绥芬河有几个亿万富翁,我做边贸的时候,他们还都是孩子呢。”王学文感慨。

  有人在总结30年中国企业发展时说,几乎所有重大机遇都是政治变革的伴生品。显然,政策的好运气没有一直伴随着王学文。对于王学文自己来说,他的概括恐怕没有那么精妙:“我就是见不着吴仪啊!我要是见到了,我要好好说说。”

  说这话时,已经是2008年的8月,下午的凉风摇晃着办公室关不严的窗户,吹在王学文满是皱纹的脸上。

  王学文不会再做贸易了,把四川的厂子处理好以后,他打算和俄罗斯谈一个实业项目。当年那些做边贸公司的,很多人亏了,一些被赶下海的公务员,试试水也就游回了岸边;另一些继续在海里扑腾的,现在临近退休,也想讨回公务员的名分 ——“前不久还刚解决了一批呢!”一位政府人员说。

  成功者多属于那些既有运气也有远见的人,他们早早地在俄罗斯设立了店铺;或者是那些赢得信任的人,他们经受住了1990年代初“认人不认公司”的大淘汰。

  “倒包”仍在继续,绥芬河火车站每天的国际列车进站时,仍都能看到那些把编织袋紧压到不可能再有任何空间的倒爷,在进站口制造小小的繁荣图景——现在,他们打个的,跑满全城也只要花5元钱。

  十问王学文

  1 这些年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王学文:生意上说,没有从做贸易适时转入做实业,我要是调头再快一点,就不是今天了。对俄贸易失败在我不是一个商人,自己犯的错都不是一个商人应该犯的错。

  2 对你影响最大的一件事是什么?

  王学文: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让我断绝了继续当官的念头,那时候就觉得,有本事的人就不该再拴在铁杆子上。

  3 你人生中最为重要的一次决定是什么?

  王学文:肯定是下海。

  4 目前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王学文:再拼搏几年,做几个实体项目,飞机场耗费了14年,14年什么事都没干,我要把积蓄在肚子中的能量发挥一下,给退出商海留下一个圆满的句号,也让这些年一直跟着我的雇员分一杯羹。

  5 你最害怕什么?

  王学文:以前几乎没怕过什么,做边贸时怕俄罗斯政策变,现在最怕的就是身体出问题。

  6 你最好的时光给了谁?

  王学文:年轻的时候,给了共产党事业。

  7 你觉得自己哪方面的欲望要加强?

  王学文:我现在手头的项目能干个十年二十年,我自己肯定是干不了那么长,就希望能做成几个,把后来者的路铺好。

  8 如果你能选择的话,你希望让什么重现?

  王学文:希望年龄能再回来。

  9 你焦虑么?

  王学文:很焦虑。到这个年纪,时间过得太快,一眨眼就是一年啊。第二个就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还是有点滞后,办事不快捷。第三个,要做的事情比较大,压力比较大。

  10 你幸福么?

  王学文:现在很幸福,老伴对我很好,经济上也不困难,有一批朋友,身体也还行,关键是经商没坑人没骗人,留下来一个比较好的口碑。

  关于倒爷的记录

  文学:

  《倒爷远征莫斯科》,谭楷著,原载《人民文学》1992年第7期,获《人民文学》创刊45周年报告文学奖。

  电视剧:

  《别了,莫斯科》,1995年周里京导演并主演的22集电视剧。

  

(责任编辑:李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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