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展望（实录）

　　2008年9月26日至28日，第二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暨世界经济论坛第二届新领军者年会在天津滨海新区举行，本次论坛主题为“下一轮增长浪潮”，在全球经济低迷、次贷风波愈演愈烈之际吸引了全球90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名代表共话全球经济热点问题，探讨解决问题的方案，下面是搜狐财经现场发回的报道：

　　主持人（CNBC欧洲主播Geoff Cutmore）：今天我们这场会议的主题是全球经济展望，以及在全球经济上世界发生了什么情况、出现了哪些风险，哪些希望，为了讨论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介绍一下现在的情况，作为一个基础进行讨论，然后看看今后我们应该朝什么方向发展。

现在有很多不确定性的因素在世界上仍然存在，很多问题还不能解答。在座几位专家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们的见解，再介绍一下今后全球经济发展过程中应该怎么样走。先请各位介绍一下，然后请在座嘉宾提问题。 首先我想问一下Stephen S.Roach先生，到底现在美国国内发生什么事了，我们从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来看有什么指导？实际上这7000亿美元的救市政策能不能帮助我们拯救这个世界。

　　Stephen S.Roach(摩根斯坦利亚州区董事长)：我想说现在的政治进程仍然不断发展，怎么样解决美国的政治危机。在我整个35年的生涯中出现了第12次的经济萧条，我想说的是我们现在没有找到一个摆脱僵局的途径，但是我现在还是有信心的、美国还是有信心的。尽管我们现在的政治进程是近乎疯狂的，在总统的选举过程中，最后肯定会给我们找到一个解决方案，现在我们必须要有很快找出一揽子解决方案，要找出两党共同的快速的解决方案，然后摸到我们信贷系统的主动脉，疏通它，这样在全球其他地方才不会出现一系列的困难。

　　从财政方面，货币方面的应对措施来讲，我们现在需要快速的大规模的反应措施，在过去一天里，我发现很多人的信心重新树立起来了，我觉得我们会解决这个问题。在整个广义层面看，我们知道保尔森和伯南克有一个财政计划，实际上这是一个桥梁性的贷款，把各种机构的资产连接起来，这样能够让一些好的银行和坏的银行的模式都能够改善。把好事变坏事，重塑我们的信心。但是我们现在解决这个问题是，一旦我们有了危机，在市场上会出现什么情况，对世界经济危机产生什么情况。 加强团结，在货币方面加强合作，Peter给我们介绍一下欧洲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你怎么样看待我们是不是能够获得欧洲方面积极的反应？因为你是负责贸易方面的。

　　Peter Mandelson(欧盟贸易委员会)：欧洲的观点是非常清楚的，我们必须要重新树立金融系统的健康方式，金融危机对我们还没有直接的风险，我们现在还有一个绝缘的保护层，但是不能因为我们的距离远就不能不猜这个问题。我们要做很多政治的事情，为什么华尔街现在喝得这么醉，是不是喝酒喝得太晕了？我们知道这完全依赖于市场上工作的一些人以及市场的监管机构，为什么这个市场出现了问题？可能监管机构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资本市场的系统在一般情况下没有什么区别，看一下备选方案，很多人在新兴的市场上正在捉一些备选的方案，找一些其他的资本市场。但是我想说的是现在全球化改变了我们游戏的规则，让我们有这种需求建立新型的管理治理的模式，要求动力、活力和灵活性，让市场给我们全球经济带来很多的东西。但是与此同时要足够的明智的监管这个市场，一旦出现问题我们应该有早期的预警系统，出现问题马上把它恢复起来，出现问题我们马上可以携起手来，例如各国的央行部长和各国政府赶紧采取措施解决问题，而不是保护主义。下面我简单给大家提出一个假设，全球经济现在是开放的，市场也是开放的，贸易流动也是开放的，过去几十年中都存在，它大大依赖于一定要把贸易搞得非常好，例如贸易谈判首先要成功，要有一些新的开放，建立更加强的贸易规则、更低的关税，我们还需要确保在今后十年里贸易还应该不断发展，现在我们面临一种风险，在世界贸易谈判的第一轮发现没有必要的措施，没有开放的决心加强贸易规则和降低关税的决心，这样不能保证今后我们的贸易能够发展。

　　我认为如果我们在这方面失败了，错过了机会，不能把这些必要的措施建立起来的话，我们就很难成功的扶植起一个保护的机制，保险的机制，我们将失败，将没有办法来组织全球的经济机器倒转，因为当时我们看到了一种不断上升的保护主义的情绪，所以在我看来有很大很重要的可能性，如果多哈回合失败的话对我们整个周边将产生巨大的影响，我们将很多多的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和利率的问题、京都的谈判问题，以及哥本哈根的谈判问题，如果我们不能把贸易谈判谈好，比如在京都后的谈判以及其他多边体制的谈话中取得成就，我们就不能取的成功。

　　主持人：过去的监管环境是不是带来了金融系统的损害，银行承担过多的风险，拿了别人的钱，你觉得我们现在需要做什么改变？是不是说这些金融机构的成功，比如说他们要求有什么样的监管方式？或者是这是我们政治家的错误吗？他们很容易被人家劝说以至于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必须改变什么商业策略发生这样的情况？

　　Peter Mandelson：不管怎么说，我们有这样一些政治领导人、商业领导人，抱歉，我必须说这个话，可能当中有一些人就是这样的领导，我们也知道他们必须要相互对话，金融机构的高管人员他们必须要理解这种风险的管理必须要加强，必须更加精巧、聪明地进行，监控这些体制风险的评估管理，必须要正确地进行，同时我们还必须要建立一些预警系统和各种管理系统，不能有各种警报灯不断闪亮，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把正确的人集合起来做正确地反应。

　　并不是说市场错了、也不是说全球化错了，实际上是我们必须要更好地管理风险，大家都不是与世隔绝的。我们现在谈的是全球化，我们应该更好地管理风险。并不是说全球金融的问题，并不是说全球金融市场体系怎么样，一层一层看起来我们有更多的监管，我们要有更聪明的监管，我们的政治家要知道什么时候应该介入进来，在什么时候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我们应该吸取这方面的教训。

　　主持人：下面请Enders讲讲你在欧洲的采购能像中国采购那样廉价吗？你们在天津有空客的业务，谁来管理这个业务？你们对中国有什么样的期待？你对英国的经济在未来3-5年有什么期待？

　　Thomas Enders(空中客车首席执行官)：当然我们不能光看18个月以后的情况，我们还要看亚洲的情况。我们现在看到在亚洲，特别是在京东的市场发展很快，比如说在中国有3000多架有100多个座位的大飞机，中国有如此大的需求，中国在市场规模上来说和美国达到同样的水平，如果不是更大。所以我觉得我们进入市场要不断地采购，成为整个工程人才、制造人才的蓄水池，在这样的行业当中我们做了一个长期地投资，我们也认为我们必须从中很好地部署我们全球的资源。我们在欧洲有一些利益相关方，我们65%的采购都是在欧洲，这些飞机我们在全国出售，我们几年以前就理解了，我们这种办法不可能永远保持，我们公司要想成功必须把我们的翅膀分散得更广泛，在制造方面和工程方面在全球都要铺开，并不是说我们在全球到处都铺，比如说明天温家宝总理来的时候我们要开新的生产线，但是这是在欧洲以外第一次这么做，这表明了中国市场和亚洲市场对我们的重要性。所以我们预测在未来20年里有很大的增长。

　　我们必须来分享，不能把它全部放在欧洲，把重点全部放在美国，我们在这里是长期存在的，在目前的环境中我想补充一点，像我们整个产业一样，我们要有更多的资金，比如说融资等等，因为我们的飞机产业需要有这样的资金，所以我们要不断努力。

　　我还不想在这里猜测，我也希望大家都理解飞机和其他有形的资产一样，实际上都是一个真实的资产，我们要投资，而是需要非常复杂的融资结构。

　　主持人：非常感谢你的评论。姜先生，下面轮到您了。中国银行报好债和坏债到底清不清楚，但是你们审计人员会非常清楚到底不良贷款怎么样。你们觉得我们中国近期的情况怎么样？比如你担心通货膨胀吗？通货膨胀是不是对中国经济正产生着一些影响？能不能给我们讲讲。或者是谈谈你觉得中国在未来3到5年的增长是什么样的？

　　姜建清：中国银行的质量问题，这个问题应该由我们的审计师来回答，今天在座的有安永会计师事务所，他们在这方面会讲得非常专业。中国的经济改革开放30年已经保持了快速地成长，平均在10%左右的快速成长，我想还会继续有这样比较快速地增长，因为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正在进展之中。中国今年和全球的情况一样，也出现了物价的上涨，上半年物价上涨还是比较快的，当时中国政府马上采取了宏观调控的措施，在货币政策、在其他一些措施方面非常地及时、有效。

　　从现在来看通胀水平逐月在下降，最近一个月的报告出来已经达到了49%。在中国周边新兴国家的市场来看，中国政府控制通胀水平的能力，包括措施是非常有效的。我认为今年中国经济的增长还是会非常良好，而且通货膨胀会控制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

　　主持人：西方经济学家可能谈到了Stephen S.Roach先生谈的滞胀的说法，会不会发生？但是有些人会担心。因为在政策水平上还是有一些担心。

　　Stephen S.Roach：我们现在不要谈通货膨胀，我们现在处在很大的危机当中，有很大的风险，大大削弱了全球经济的实力，所以在这种环境当中，真正的风险不是我们不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比如说石油价格也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我们也知道全球经济正在放缓，为什么商品价格和石油价格还要上升？我一点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推动了这个价格不断上涨，或者是有很多突然发生的因素，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比如你的听众一会儿多一会儿少，所以这也有一种突发性的因素，比如说美元和石油价格，有时候我们想努力看看短期石油价格变化的趋势，但是在全球比较削弱的经济环境当中70年代以来的价格或者是四、五年前的价格，我们觉得石油价格在一段时间内不会升高会降低。

　　主持人：姜先生也认为中国还会有10%的增长率，西方经济放慢不是说在中国和四国的经济放缓。

　　Stephen S.Roach：姜先生难道说错了吗？没有，他谈的是一种趋势，这种趋势可能会有一个周期，中国可能超出了这个周期。过去几年里增长率接近12%，现在又回到了最近的，今年年中的增长10.1%。比如说外部的市场对中国的增长可能会稍微放慢一点，比如在出口方面对中国经济的贡献率少了一点。

　　主持人：下面想问一下Yoshihiko Miyauchi先生，你的展望为什么那么悲观？过去20年来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华盛顿的决策者可不可以帮助我们解决目前的危机？央行是不是要解决同样的问题？

　　Yoshihiko Miyauchi(Orix Corporation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我是一个老人了，我记得当年我们在90年代泡沫破灭的那段时间，日本经济放缓增长，实际上放缓了10年左右。当出现经济泡沫这个情况的时候，政府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日本政府花了几年的时间才真正认识到我们的情况是非常严重的。

　　如果有了这个经验，我现在非常认真地观察目前美国发生的情况，美国政府正在采取非常快速地反应来应对现在的危机。但是他们所做的工作主要是把那些不良贷款从银行中买回去，就像Stephen S.Roach先生提到的流动性的措施。下面的问题是金融机构之间谁来提供资本？因为资本要短缺了，这是一个大问题，谁向这些机构提供资本，如果我们的钱还是一些私募基金提供或者是一些不良贷款提供的，这仍然是一个问题。

　　在日本银行危机方面，最后政府被迫把钱拿出来，很多大的银行国有化，有些银行还是在买，从政府那里借款，如果政府愿意是否能够给这些“问题银行”提供资本？我的观点是目前这个危机可能要持续非常长的时间，长过你们所预期的时间。这就是为什么我是非常悲观的，我觉得这种悲观是来自于一种认证的考虑，至少比我们在日本还要严重，在日本我们的危机只是有限的，只是在日本国界内，但是这次美国的危机已经扩展到了很多地方，市场上的产品遍及到全世界，甚至每一个人都受到了影响，主要是因为这种金融市场太广泛了，因此我们不应该太乐观。美国政府采取了很多的措施，我们乐观是不行的。不可能马上在短期内产生解救效益。

　　主持人：看看你的水晶球，你认为世界经济什么时候能够振兴起来？

　　Yoshihiko Miyauchi：我还想问别人回答这个问题，我还想问这个问题。但是我希望能看到一些隧道中的曙光，可能是明年年底能看到隧道中的曙光。

　　记者：我是来自一个金融机构的，我的问题是问Stephen S.Roach先生，你认为目前市场危机中多少流动性被拿走了。第二个问题是美国是不是会像日本那样出现经济萧条，增长的环境越来越低？出现非常低的增长环境？

　　Stephen S.Roach：我想回答第二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完全符合我们讨论的主题。美国现在出现的主要问题是怎么样在经济过程中从调整期到住宅建设的活动转到个人消费的领域，美国过去一直在大大地消费，在过去14年中美国的消费都非常大，消费者的实际增长增长到了4%，2004年的时候消费占GDP的比例是72%，比中国还要高一倍。当然这个结果就是没有人储蓄，很多的赤字，消费者欠债比较多。从一开始就没有持久性，时间越来越久就出现了现在的问题，在达沃斯我们都谈到了这个问题。因为美国人可以做很多事，但是美国不做，又做不了。我们的消费者为什么花钱？他们又没有创造很多的收入。现在有两个泡沫，一个是房地产，一个是信贷，两个泡沫都破裂了，很多国家向美国卖东西，他们不需要，同时他们也买不起，中国向美国的出口也放缓了，底线是我们并不是在谈一年消费的调整，我们讲的是多年消费的调整。过去14年一直是4%，现在变成了2%，再国际年可能还会低，再出现经济萧条，过几年可能又好一点，我想这个曲线不是上下起伏，但是有点像日本的情况，回答你这个问题，在美国我们将以自己的方式做这个事情，我们要找出一个美国版本的解决方案。

　　记者：我们现在谈的是一个全球的问题。我们刚才讲了在华盛顿出现的问题，为什么世界银行不解决这个问题？

　　主持人：谢谢你的这个问题。Peter能不能解答这个问题，或者是在座的专家能不能解答这个问题。

　　Peter Mandelson：世界银行确实做了很多的贡献，对这个问题的审议，把很多的观点不断朝着正确地方向转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应该发挥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断地监管宏观经济的政策，做了很多的工作，监管很多主要世界经济体的情况，我认为我们可以这样假设。我们现在做了很详的监测，搞了早期预警系统，尤其是监控金融系统和金融市场，所以我们应该有更好的方向，国际货币基金市场应该做这方面的工作。应该让国际刑事法院监管主权方面的基金。你刚才说在美国和欧洲等等其他地方，我们应该朝这个方向发展，但是目前我们的指导是不太正确的，好象很多的主权基金变性了。我们现在要找到一种方法使得这些主权基金得到很好的部署，让我们向市场注入流动性来解决这个问题，我想世界银行将会进一步鼓励这种方法，重塑消费者的信心，同时进一步促进我们改革的措施。

　　主持人：我们一些政府做了很多的工作，有些措施影响了国际机构的做法，比如联合国做了这方面的工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做了这样的工作、世界银行也做了有关的工作，但是它的效果是有些机构效率减弱了，应该在今后发挥更加强劲的作用，因此你是不是认为下一届的美国政府应该进一步支持国际机构的工作？

　　Peter Mandelson：你的措施非常强硬，我们不应该判断布什政府和今后的情况。但是不管谁选择参展，不管是奥巴马还是麦凯恩选择应对战争，但是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他们应该重塑美国总统的形象，以及重塑美国人在世界上作用的形象，我觉得不管谁当总统都应该这样做。目前在大选过程中两个人都希望把新的思维方式和新的动力引进到多边的体制和框架中去，我觉得大家都非常欢迎这样做，我们现在不管是金融系统还是全球经济，通过降低碳排放就能解决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必须要国际系统团结起来共同采取解决方案，不管是西方七国，西方八国，还是OECD的国家，我们应该相互邀请所谓的新兴国家或者是咖啡集团，都不能做决策，都不行，实际上现在世界在变化着，而且越变越好。

　　最后我想说在世界贸易谈判过程中，在日内瓦7月份的部长会谈中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我相信会成功，但是有一点使我惊喜，不管是中国的谈判者，还是印度和巴西的谈判者，如果他们来参加谈判的话他们都是平等的，他们如果能够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我们在这样的贸易谈判中都能有很好的进步。

　　上海东方卫报记者：我想请各位用您的知识经验和想象力分析一下在未来一年当中，在这轮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中国的汇率如何变化会对中国的金融稳定有所帮助？谢谢。

　　Thomas Enders：我想说你们在这方面更有经验，目前我们有这样的假设，中国的经济今年有一些深入的发展，但是我们看看中国政府正在采取的措施，刚才姜行长已经提到了，我们确实认为中国的经济总体来讲，至少对我们的行业来讲仍然像一个火车头，非常有劲地往前发展。

　　主持人：我想请其他人回答这个问题。

　　Yoshihiko Miyauchi：很难猜测，我想外汇都是针对美元的，所以我们必须要考虑全球经济展望美元会发生什么情况，目前来说，对美元有强劲的需求，所以美元还有一点走强，但是如果政府对这个机构采取一些措施，也会发生新的情况。我觉得这方面人们对于美元进行投资的话会感到沮丧，因为美元会走弱，特别是针对中国的货币来说，中国的汇率会更加走强。

　　主持人：姜行长有什么意见吗？

　　姜建清：过去一年中很多人对股市和汇市都有预测，我想我们还是不对未来做预测，但是根据中国经济的变化情况，根据全球经济的变化，我想中国汇率的调整会跟这些变化相适应。

　　记者：我想问所有的各位，美国现在是不是到了一个时间了？欧元和亚洲和中国走出来改变世界的分布情况，这样在未来的10年、15年如果有另外的危机出现，但是我们不会完全依赖于某一个单一的市场，我想听你们说，你们觉得这些做法和措施已经足够了吗？现在亚洲或者是中国或者是欧洲是不是应该走出来做更多的事情，这样全球就能成为平均分配的市场了。

　　主持人：你说的是政府指引的非市场的活动还是市场引导的自然的演变，自然的过程？

　　记者：我觉得两者都有。市场的情况肯定是会受到影响，受到政策的影响。

　　主持人：姜行长能不能做一个简单的回答。

　　姜建清：我自己认为在最近10来年时间，全球从金融角度来讲会面临新的变革和大的分化，大的调整，它对金融结构的布局会有一些影响，当然你刚才说了美国遭受了这么大的危机会对美国带来非常大的伤害，会不会引起美国在世界经济中间的主导力量？会不会产生一些变化？我认为这还是不会的。美国度过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金融业在世界金融市场中的主导地位还会存在。但是我觉得确实也会有所改变，我认为区域的金融力量或者是市场会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我们现在这个市场是非常单一的，比如说大家会问为什么大家持有美国的债券这么多，全世界人辛辛苦苦把钱攒下来到美国的市场买次级债和雷曼公司的债券，但是要不买这个债券的话，我们在现金放在家里挖一个坑埋在里面也不行，所以这个就是单一的集中的市场带来的弊病，下一轮反思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一个金融危机可能是十几个金融原因造成的，所以我刚才说了反思这个过渡单一的市场也是应该引起大家重视的问题。

　　至于在这么一场金融危机中，像工商银行应该怎么办？我们还会把自己的口袋抓得紧紧的，花每一分钱都要非常谨慎。因为作为一个商业银行，我们不赞成去抄底，我们还是着眼于战略的投资，而不着眼于做财务的投资。谢谢。

　　主持人：我还想问你一个这样的问题。我希望你能给我们一个回答，我想举一些极端的例子，我在中国有一些商务的朋友对西方一些双重标准不满意，有时候谈到业务，比如说我们看到有各种各样的障碍，比如外国投资者在中国做某些业务的时候会受到影响。姜行长认为我们的主权债务能不能解决？或者是有的国家不愿意出售他们的资产，你认为我们在这方面能不能有一个变化呢？比如说政府对外国投资应该采取什么态度？不光是中国，还有其他的地方？

　　姜建清：我想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法律，当然在法律的范畴内，外国的公司在进行一些投资，当然就可以允许。但是如果法律有限制，外国投资在这方面就比较困难。至于说国际化，在多边和双边的谈判中进一步的深入，在彼此投资方面的限制也会越来越少，我们很高兴，最近我们在美国的一些机构得到了批准，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好的迹象。

　　Thomas Enders：我也想说两句，我们在很多观点上完全同意，到底机会在哪里？特别是在欧盟我们看到了有这样一种变化。坦率地说，大家都知道有一些基金撬了我们的门，在航空业，在总的产业中，他们的反映并不是很友好和热情的。未来我们需要很多很多的资金为我们重要的工业项目提供资金，我们看到了这个钱到底来自于哪儿，我们是一些主权资金，所以我们看到了有一些主要的国家，欧洲国家、美国，包括一些其他的国家，他们有这样的信心按。

　　如果说预测的话，是的，我们会看到这种大的主权基金，特别是有很清晰的监管条例，比如我们在欧盟的水平上，或者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那里，我们看到人们更好地接受这些主权基金，他们可以帮助我们，特别是像一些专家预测，我们希望不用十年，希望能快一点解决这个危机。

　　记者：我是来自津巴布韦的，关于全球经济的问题，我认为我们目前应该学到两个教训：第一个教训是我们理解政府的作用、市场的作用，我们这种看法必须改变，不可能像过去一样，在我们政府和市场作用上必须有哪些变化。除非我们借助全球统一的智力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是否做好了准备做这样的变化？满足全球的变化？牺牲国家的主权满足全球的变化？

　　Stephen S.Roach：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现在有很多的教训，比如说在华尔街上的教训，但是有一点我们没有谈到，很重要的一点，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一下中央银行起到的作用，特别是在美国，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失败了，没有做好风险管理，讲得绝对正确，问题是我们为什么失败了？因为我们把风险的价格定得过低了，特别是在美国尤为如此。比如有一些资产泡沫，我们的股票泡沫破裂。还有一些其他房地产、信贷的泡沫，一个连着一个。当我们风险价值过低的时候，很多人愿意冒极大地风险，但是如果我们承担了风险，我们付出的代价不能受到惩罚，我们就犯了巨大的错误。特别是你刚才讲到全球问题和全球平台，非常重要，每一次我们谈到全球价格的时候都说了要做好承诺，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做。

　　Peter Mandelson：我想这个危机已经改变了我们的游戏规则，我们需要新的治理模式，我们要很好地理解我们在做的是什么，我们想使全球化持续下去，我们不想破坏它，我们想创造一个正确积极的政治，让大家相信我们的全球化。并不是说国家就不起作用了。我也相信全球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重新界定国家的作用，所以国家的作用在全球化的角度来说是要帮助人们、帮助社区改变这种变化。你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思考国家的作用，当然国家也能帮助我们管理市场，而不仅仅是这个市场怎么走，市场是一个主要的来源、活力的来源、力量的来源，在世界经济中就是这样的，我们不想看到国家代替了市场，我们知道Stephen S.Roach刚才讲到的，国家帮助管理这些市场，让这些市场能够按照我们的利益运转。

　　Yoshihiko Miyauchi：过去20年中，美国一直通过两个经济来支持，一个是信息行业，一个是金融业，实际上他们确实是弄了很多市场产品，但是看一下货币经济和IT经济，实际上信息技术发展必须要有货币经济来支撑，否则这个市场的产品越来越多，不断演变，到后来货币基金超过了实际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就溢出了，会出现一些令人产生疑问的产品，比如说一些抵押品。

　　现在要不要正常化？把货币经济正常化起来？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恢复起来。政府当时错误地判断了两个问题，如果中央政府或者是中央银行能够认识到货币经济扩展得太大，他们就可以提高利率，但是美联储没有这么做，日本央行也没有这样做，而且对这个问题视而不见。

　　主持人：现在已经到结束的时间了，下面我想请专家每个人再说两个意思，一个意思你们认为什么时候世界的经济增长会再一步起来？什么时候会变好，而不是变得更坏？另外哪个领域使你们有信心，而不是悲观？

　　Yoshihiko Miyauchi：我们认为应该真正地注入资金，而且真正要把资金注入到危机的行业，日本的主权基金业是基础，我们怎么样把这些钱注入到困难的领域中，这是一个问题。我们应该努力把这些钱注入到美国和欧洲的银行系统中。

　　

　　主持人：你刚才讲到的这个问题明年可能就会出现转机了？

　　Thomas Enders：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特别是在亚洲、欧洲和中东地区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些经济要非常强劲，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看到了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20年前出现这个危机的话影响会比现在更大。

　　Peter Mandelson：我认为全球的增长将会持续，我认为它的速度可能还会恢复到原来的幅度。主要是那些大型的增长非常快的经济，我们需要很多的投资需求和信心，都需要注入到世界经济中来，我们还要看不仅仅中国要这样做，在这方面要领头，当然我还有一些乐观的态度，我认为美国的经济系统会重新振兴起来，可能振兴的程度比较缓慢，但是我们一定要慢慢站稳脚跟，可能今后几年会有所恢复，另外我们还会看到更加平衡，更加多样性的多极世界经济的出现，还有各种各样不同全球管理模式来平衡世界经济的力量。

　　姜建清：这场金融危机的解决以及何时走出低谷，取决于政府出台的政策，比如说你是以多少的折扣来收购不良资产的，金融解决方案以后是如何处理这些不良资产的，如何进一步加强对现有金融体系的监管？现有这些转为综合性的投资银行它们未来的盈利模式怎么样，所以这一切必须给社会一个非常清晰的信息，我想市场才会恢复信心。

　　Stephen S.Roach：现在的危机令大家非常痛苦，美国是我的故乡，实际上我们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反应，当初做的反应比较疯狂，现在出现了经济危机，我们今后将会拿出一个非常好的解决措施和好的解决方案，但是现在的愈合措施要很多年才能产生效力，我们现在可能把金融的危机解决，比如说经济的本身越来越依赖于能不能获得金融市场的支持，因此金融市场出现了问题，现在还是处于早期的清洗阶段，我们可能需要花几年才能把美国的金融市场和银行经济整顿好，作为世界经济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恢复，因为它非常依赖于美国的经济市场。现在美国的经济出现了放缓期，至少到2010年我们不会回到全球增长5%的暴涨时期，可能需要很长时间能够恢复，我们应该习惯于这种慢增长的经济发展的环境，但是我们现在不是强调量和速度，主要强调的是质量，以及世界经济发展的质量和速度。

　　主持人：再次感谢我们在座的女士和嘉宾，再次感谢你们。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