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路 想起袁庚与梁湘

　　袁庚：1917年生于广东宝安县大鹏镇，1937年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1939年入党，参加过淮海战役，1949年任两广纵队炮兵团长。上世纪50年代曾出任中国驻印尼雅加达总领事馆总领事。1968年3月-1973年9月，被康生等以“美国特务”罪名投入秦城监狱5年半，直至周总理再三过问，才得以脱离牢狱之灾。

　　梁湘：1919年11月出生，广东开平人，1936年入党，曾任广州市副市长、韶关地委副书记、广州市第三届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等职；1981年10月至1985年8月任深圳市委书记、市长；1985年8月至1986年5月任深圳市委书记；1986年5月至1987年9月任广东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1987年9月至1988年4月任海南建省筹备组副组长；1988年2月任中共海南工委副书记；1988年4月至1989年9月任中共海南省省委副书记、海南省第一任省长。1989年9月14日被撤职。1998年12月13日零点10分在广州病逝。

　　统筹：《南方都市报》记者 李斌 采写：记者 秦鸿雁 李斌

　　深圳如何重树改革大旗？

　　回溯到28年前的特区初立，“思想解放，开拓创新”仿佛就是她的空气，充盈时精力充沛，缺失时顿陷委靡。梁湘、袁庚等先辈们在荆棘丛生的大地上躬身前行，用智慧、勇气和担当，挣脱束缚，打破樊篱杀出了一条中国改革开放的血路。自1979年，“空降兵”袁庚“用晚年政治生命”换来“蛇口这个试管婴儿”诞生；到1981年梁湘“破釜沉舟背水一战”，顶着“变天论”让特区变模样。历史用“敢闯敢干，敢为天下先”为深圳这座城市的气质做了最好的注解。

　　之后数年，特区在种种非议与责难中，历经着前进、徘徊，又前进、再徘徊的螺旋。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特区成立将满28年之际，在财富的积累日益厚重之后，早年那“宁可掉帽子”也要主动改革的先锋之气已渐失。

　　深圳如何重树改革大旗？两年多以前的“新特区主义”讨论为这个茫然若失的城市撕开了迷雾。而到了这个冬天，一场“思想解放”的春雷又开始轰轰响起。可以预见的是，深圳乃至广东必将迎来又一个深化改革的春天。

　　要从改革先辈身上吸取营养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更可以砸碎禁锢思想解放的樊篱，找回从官方到民间潜伏的改革激情。关于这一点，刚刚履新的市委书记刘玉浦在前日召开的全市进一步解放思想座谈会上也谈到，改革开放以来，在历届市委、市政府和历代特区建设者的共同努力下，深圳的改革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按照实现跨越式科学发展的要求、与老一辈特区‘拓荒牛’那种‘杀出一条血路’的闯劲和干劲相比，以‘排头兵’的标准和能够与世界先进城市‘叫板’的高度审视自己，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无论是干部队伍的思想观念、工作的机制体制，都还存在不少制约和障碍”。

　　在因特网三剑客之一的南方评论人金心异看来，在重祭改革大旗之始，重温历史、集体反思是非常必要的。以“稳不稳当，安不安全”为出发点的现代官员们，首先要从深圳的改革先辈身上吸取的营养就是担当。无论是袁庚还是梁湘，他们身上的政治智慧和勇气，他们敢做敢为，不怕牺牲的担当之心，都可能成为今天做好准备再出发的深圳官员们的全新力量。除了重温梁、袁二人的大智大勇，还需要重新咀嚼邓小平的闪光谈话，来反思自己是否真正无愧于“特区官员”称号。

　　梁湘往事

　　顶着主权帽子招标

　　特区的每一步都是艰难的。而梁湘总在无畏的一路逆风前行。

　　深圳的第一座高层建筑“国际商业大厦”，这个53层高的楼是深圳特区当年第一座高层建筑。

　　1981年夏天，梁湘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这座大楼的施工。省建工部门把大楼的施工任务分配给了省内一家建筑公司，但这家公司漫天要价，而且不到一星期就涨价三次，它还按老办法要特区提供基建材料的供应指标等。双方本谈好两个月，已经打好桩的工地上青草已长了很高，施工却仍未开始。

　　梁湘闻此，大为恼火。“我就不信没有张屠夫，我们就要吃带毛猪？”他跟同事商量后拍板借鉴香港经验在基建工程中面向市场公开招标。这样的创举等于把省里上级部门手中的权给弄没了。在那个年代这简直是在“八级大风中顶风行船”。

　　梁湘深知他面对的是一场什么样的困难，但他不肯后退半步。他鼓励同事“改革是一场革命，不改革就没有特区的前途。谁要阻挡特区改革的道路，就把谁撤掉！”

　　不久，省基建部门负责人陪同国家建委一位副主任来到深圳特区，这位负责人对特区建设提出了8条意见，称不准对港澳公司招投标，这是“主权问题”。

　　梁湘站起来讲了一番话：“竞争促改革，竞争促进步，不管省内还是省外，谁能干就该谁来干。特区要率先改革，就得让省外的基建队来参与投标，请港澳的建筑公司进入特区投标。什么叫国家主权？大家都清楚，请别拿大帽子吓人！”这就是梁湘的性格，虽然60多了，却依然生猛。老一辈的人今天想起这些还觉得很过瘾。

　　顶着变天论建特区

　　在梁湘离开深圳领导岗位十年之后，深圳发展的基础基本上还是梁湘和他的战友们用巨大的手夯实的。

　　深圳特区应该办成什么样子？这在当时谁也不清楚，也没有先例可循。当时有意见认为是办一个封闭式的加工区或办一个“自由贸易区”，但范围不要超过两平方公里。在特区不知驶向何处时，梁湘用行动回答了特区的发展方向问题，在深圳建立了市场经济的框架。对深圳经济发展提出“三个为主”。即产业以工业为主、资金以引进外资为主、产品以外销为主。

　　但深圳一系列的变革换来“变天论”。“深圳除了九龙关门口仍挂着五星红旗，一切都已资本主义了”，有人说“姓梁的把国土主权卖给了外国人”。一位从未来过深圳的老同志，听说深圳“变天”的消息，竟号啕大哭，认为“流血牺牲几十年，一朝回到解放前”。

　　1981年11月前后，中纪委派来了调查组。不久，北京有人发表文章《旧中国租界的由来》。然而，梁湘不为所动，仍请来了境内外逾百专家对刚刚拟出的《深圳经济特区经济发展的规划大纲》进行评议。1982年2月3日，《深圳市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大纲》印制。这份珍贵的文献成了后来深圳的近十年的实践大纲。

　　1982年1月，中央领导同志约见国家计委负责人，当年4月，北京还专门召开了有关深圳的会议，“仍然应该坚持计划经济”的论调，让人开始怀疑特区还会不会继续的担心。直至1984年1月29日，视察了深圳的邓小平为深圳特区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梁湘才渡过险滩，再次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

　　———摘自《炎黄春秋》、《南粤之子》、《当代文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