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非公经济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组成部分

　　回顾30年非公有制经济的成长史，每一步前进都伴随着思想解放，都意味着旧理论、旧体制的突破和新理论、新体制的建立。

　　1999年3月5日—15日，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明确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改革开放30年来，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及相关政策的制定经历了一个从探索到完善的过程。1982年，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经过全面修改的宪法，确认了个体经济的合法地位，提出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1988年，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增加了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的内容。党的十四大决定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1993年，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明确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和作用。1997年，党的十五大将非公有制经济纳入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框架内，非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肯定。

　　【激荡三十年：关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重要的历史刻度】

　　30年不过是一代人的时间，却成长起几代民营企业家。1999年3月5日-15日，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明确非公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30年来，对非公经济的认识及相关政策的制定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1982年，提出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1988年，宪法修正案增加了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的内容。党的十四大决定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1993年，宪法修正案明确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和作用。1997年，党的十五大将非公经济纳入到社会主义初级

　　1978年，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中国的改革开放拉开了大幕。一场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实践就此开始。

　　从1978到2008，改革开放走过了30年的历程。

　　30年，是整整一代人的时间。仅仅用了30年时间，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实现了让世界惊叹的发展和跨越。

　　今天，当人们重温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时，一定会注意到，在中国30年的变迁中，一个最根本的改变是国民经济宏观结构和微观基础的改变???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成为市场经济体制，单一的公有制不再存在，非公有制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迅速崛起。无论从哪个角度评价，非公有制经济的崛起都足以影响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使中国经济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保持快速增长，让中国的经济、社会充满活力，在中国当代史上谱写出最激动人心的篇章。

　　“温故而知新”，中国非公有制经济产生、崛起的历史，值得回顾，更需要总结。

　　打开闸门，让活力迸发

　　粉碎“四人帮”之后，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物质产品极度匮乏，生产力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恢复生产，恢复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党的工作的重中之重。

　　但是，在1978年的时候，要搞经济建设谈何容易？一方面“要钱没钱”，当年的GDP只有3624．1亿元，1．67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更是不值一提。另一方面则是“要命有的是”，760万已经回城的和近900万即将回城的知青，加上城市里原有的待业青年，就业压力让人喘不上气来。在这种情况下，发展经济的路该怎么走？

　　在解决经济发展所需资金方面，当时的决策者决定引进国外资金“借鸡生蛋”。很快，可口可乐、松下、通用等国际知名企业来了，最早一批合资企业诞生了，作为当时利用外资的最大项目上海宝钢破土动工了。

　　既然眼睛向外能够立见成效，该不该眼睛向内呢？1979年1月17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不到一个月，邓小平约见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古耕虞、周叔?五位老工商业者。在这次后来被人称为“五老火锅宴”的重要谈话中，邓小平提出，“要落实对原工商业者的政策”，“总之，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就在这次谈话之后不久，荣毅仁挑头创办了中信公司。一些上海的老工商业者以民间集资方式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民营企业“爱国建设公司”。紧接着，温州一个叫章华妹的小贩领到了据说是全国第一张个体工商户执照，北京的刘桂仙在一个小胡同里开办了首都第一家个体餐馆。同样在北京，尹盛喜带领一些待业青年成立了“大碗茶青年茶社”，在繁华的前门大街上做起了买卖。两年之后的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一定范围内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又过了几个月，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的一份文件中，第一次提出对个体经济要“引导、鼓励、促进、扶持”的八字方针。

　　闸门打开了。蕴藏于民间的财富创造力和创业活力喷涌而出。如果说，有关真理标准的那场大讨论为改革开放打开了思想的天窗，那么可以说，从一开始就放手允许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决策，为改革开放添加了源源不绝的、越来越强劲的经济动力。

　　伴随着思想解放前进

　　改革开放之路不可能一帆风顺，中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崛起经历了艰难曲折的过程。

　　许多人都记得“傻子”年广久，但人们或许忘了“年傻子”曾引发的一场关于雇工问题的大辩论。上世纪80年代初，生意越做越火的年广久瓜子工厂开设了几个分厂，雇工人数已达105人。于是，有人引用经典理论中关于雇工超过8人就不是普通个体经济而是剥削的说法，质疑个体私营经济的“理论合法性”。

　　就在上述争论还没有结果的时候，随着温州、义乌等地小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交易活跃，又有人提出“长途贩运”是不是投机倒把的诘难，各地“严打”投机倒把、走私、偷逃税、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等经济犯罪案件的报道连篇累牍。1982年，温州发生了“八大王事件”。“电机大王”胡金林、“线圈大王”郑祥青等8个个体工商户要么被逮捕判刑，要么被迫逃离家乡。

　　在搞了十几年的计划经济和单一公有制之后，人们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出现不习惯，看不惯，并由于种种误解而引发争论，是正常的。对此，邓小平提出“等一等”，“看一看”，主张“不争论”，一切让实践检验。很快，在中共十二大及五届全国人大期间，个体私营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这一全新提法出现了，新的《宪法》中规定，“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明确了对个体经济“指导、帮助、监督”的方针。1983年8月30日，胡耀邦、万里、习仲勋、王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中南海亲切接见全国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先进代表，胡耀邦即席发表讲话说，从事个体劳动同样是光荣的，鼓励个体、私营老板们干光彩的事，做光彩的人。

　　然而，争论虽然可以暂时平息，却不会销声匿迹。80年代末90年代初，有人蓄意掀起了所谓姓“社”姓“资”的争论，矛头所指之处，既涉及“外资问题”、“特区问题”，更多地则是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敏锐地察觉到这股逆流究竟想要否定什么，借南巡之机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并着重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拨乱反正，一扫阴霾，非公有制经济由此注入新的活力，焕发更大的生机。借这股东风，“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概念写进了中共十四大的报告，“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宪法》修正案的重要内容。

　　或许应了“树大招风”的老话，就在非公有制经济进入发展快车道之时，随着一批批私营企业名声鹊起并雄心勃勃地介入国有企业改制，一批批私营老板跻身《福布斯》富豪榜之后，一些人的目光开始盯住那些“问题富豪”。无论是因非法集资被枪毙的沈太福，因走私罪而潜逃的赖昌星，无论是曾名满全国，却不免乐极生悲的牟其中、唐万新(唐万新新闻，唐万新说吧)，也无论是因为一些很难说清的原因被抓、被关的孙大午、李经纬、郑俊怀(郑俊怀新闻，郑俊怀说吧)，这些人的落马，让一些人开始追问私营企业家的“原罪”。甚至连身世清白的民营老板李海仓的意外之死，也被人幸灾乐祸地认为是“为富不仁”的报应。

　　对私营企业家这一新的社会阶层该怎么认识，如何评价？又该如何对待他们？执政党给出了十分清晰的回答。在中共十六大上，确立了“两个毫不动摇”的基本经济制度，确认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鼓励努力创造财富，提出包括资本在内的多种要素“按贡献”分配的新分配制度概念，并最终将保护私人财产等相关内容写进新《宪法》。

　　回顾30年非公有制经济的成长史，每一步前进都伴随着思想解放，都意味着旧理论、旧体制的突破和新理论、新体制的建立。不断地解放思想，就是非公有制经济不断发展的重要保证。

　　再上潮头立新功

　　30年不过是一代人的时间，却成长起几代民营企业家。他们是改革开放的“弄潮儿”，是敢于突破旧体制、敢于实验和建立新体制的践行者，是创造了大量财富的，为国家做出了贡献的实干家。

　　人们不会忘记鲁冠球(鲁冠球新闻，鲁冠球说吧) 、陈春先、柳传志、尹明善、刘永好等等一批最早“下海”、“弄潮”的企业家。他们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了路，他们经历了数不清的艰难困苦。他们中的有些人从开始创办企业至今仍孜孜不倦，亲掌帅印；有些人虽然淡出舞台，甚至告别人生，但却夯实了企业的基础，带出了一支团队，打造了一个品牌。不必讳言，他们之中的一些人沉沦了，但即使是这些人的失败，也为后来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1987年，一位领导人为刘永好四兄弟的企业题词：“中国的经济振兴寄希望于社会主义企业家。”事实上，正如刘永好兄弟的“希望集团”所寓意的那样，非公有制经济越来越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生力军，担负起振兴经济的重任。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十五”末期，民营工业企业的数量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比重已达68．3％，私营企业法人单位498万家，民营经济占整个GDP比重超过60％。在许多地方，非公有制经济提供的税收支撑着地方财政收入，个体、私营企业吸纳的就业人员占新增就业人员的2／3以上。

　　提及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绝不能忽视私营企业家的作用。企业家是一种稀缺资源，是社会的宝贵财富。党和国家十分重视私营企业家队伍的健康成长，对他们提出了“爱国、敬业、诚信、守法、贡献”的要求，希望他们成为优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关心、扶持、引导下，成千上万的私营企业家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行业勤奋地工作，努力地创造。他们不仅能够不断地把企业做大、做强，生产出大量的产品，将“中国制造”推向世界。同时，在积极参与光彩事业开发扶贫，积极参与社会慈善事业，公益事业扶危济困，在推动企业党建工作、文化建设、建立新型劳动关系等等方面，私营企业家们体现出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200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2217名党的代表中，陈锋、潘刚、梁稳根、王健林等18位来自非公有制企业的代表格外引人注目。2008年3月3日，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开幕，在步入人民大会堂的2200余名新一届政协委员中，有160多位委员来自非公有制企业。从出席党的代表大会，到担任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作为新社会阶层的一部分，私营企业家群体的社会地位、政治地位不断提高，他们正在不断塑造一种全新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