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还是价值观危机

　　美国金融危机的背后，是美国价值观的局限。大家都知道美国人是不储蓄的，他们的高消费建立在向未来借钱的基础上；未来的钱不够用，向世界借；向世界借来的钱仍然不够用，再向世界的未来借。当然，“借”只是一种表达方式，美国有足够的工具和手段用各种方式向未来、向世界、向世界的未来拿到足够多的钱，因此，不管是美国家庭还是美国政府，他们都不怕负债，不怕别人想想都吓得要死的巨额赤字。

　　美国人为什么敢向未来借钱？因为他们对未来有足够的信心；世界为什么愿意把今天和明天的钱借给美国？因为世界认为美国足够强大，而且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种强大会长期持续下去。

　　意外的发生，是从美国的价值观由盛转衰开始的。美国企业价值观的核心，是股东利益最大化。既然是“最大化”，必要时就可能忽略甚至伤害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这种价值观延伸到国家层面，就是美国总统宣誓就职时常说的那句话：上帝保佑美国，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当美国处于雄心勃勃的上升期，而且它的上升与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冲突不大的时候，“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当你们家已经是“老大”，这个世界的基本秩序和游戏规则主要是你们家主导制定，这种秩序和规则的主要受益方也主要是你们家的时候，如果你仍然死死抱住“自己家的利益最大化”不放，甚至为了你们家一时一地的利益既可以“先发制人”地施展暴力，又可以随心所欲地破坏那些一度使你们家的利益最大化、今天又与世界的共同利益相一致的游戏规则，这个世界还有谁敢信任你？如果没有人敢信任你了，你那个一开始主要靠实力、后来主要靠信任支撑起来的倒金字塔大厦岂有不崩塌的道理？

　　回头看，“9·11”以后美国如果认真反思一下，本来是有机会突破自己的价值观局限、让自己“一柱擎天”的局面多延续一段时间的，事实是它红着眼睛走上了一条相反的道路——通过伊拉克战争等行为迅速把自己变成了孤家寡人，不但制造了更多的敌人和更大的不安全感，而且失去了远亲近邻的信任，一再重挫了国内的信心。

　　早在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之前的2003年初，笔者曾在一篇题为《给布什总统提个醒》的文章中提到：“谁都可以搞"单边主义"，只有"老大"不可。因为"老大"的利益最大化只能从"多边"乃至人类整体利益的最大化中实现。以此观之，布什总统执政以来诸多貌似巩固美国既有的"老大"地位、貌似捍卫美国国家利益的政策和行为，其实际效果就颇为可疑了。”

　　价值理性自毁根基后，被贪婪武装起来的华尔街工具理性依然按照固有逻辑发足狂奔，发生金融海啸、重创实体经济就是难免的了。虽然美国救市有力，全球施以援手，或可减缓其巨大的杀伤力，但若要治本，意欲挽狂澜于既倒，则必须从重新检视其自以为是的价值观开始。

　　站在价值观的高度俯视这次波及全球的金融海啸，我们很容易做出这样的判断：今天的华尔街危机只是一个标志，是美国梦带给人类的黄金年代伤感落幕的标志，是美国威风凛凛追求单极思维统治世界终告破产的标志。我们现在唯一能抱的期望，就是当下美国总统候选人高喊的“变革美国”有一方能够成真，并且能够通过美国带头努力，实现这个世界由单极向多极的平稳过渡,并有效减轻经济伤痛，重拾道义信心，降低未来的不确定性。

　　人类经常因为眼前物质世界的危机或诱惑而忽略心灵和生命的真正意义，岂不知正是这种忽略才导致了眼前所不愿意看到的一切。谁能让我们看得更远一些？（刘东华）

　　（作者为《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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