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克鲁格曼：获得诺奖？这是一个有趣的早晨

　　丛玫 王慧卿

　　10月13日早晨7点40分，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网站博客上更新了一条博客，标题是“一个有趣的早晨”，内容只有一句话“一件搞笑的事情今天早晨在我身上发生了……”“搞笑的事情”链接到的是诺贝尔奖网站上关于他获奖的最新网页。

　　而就在当日清晨7点，居住在新泽西保罗·克鲁格曼接到了来自瑞典斯德哥尔摩的电话。

　　这一天在报摊上销售的《纽约时报》，将刊登着这位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的最新专栏文章——《布朗是救世主》。这是一篇讨论英国银行国有化计划是否可行的文章。每隔三天，克鲁格曼都要为这家报纸撰写经济和时政的专栏文章。不出意外的话，第二天的报纸上，他将取代布朗成为主角。

　　自去年8月爆发的次贷危机在全球范围内愈演愈烈，令纯学术的奖项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颁布也蒙上了金融危机的色彩。然而，瑞典皇家科学院今年将此奖项颁给了在国际贸易和经济地理方面卓有建树的保罗·克鲁格曼。

　　在颁奖前，多家媒体报道认为诺奖应当因目前的金融危机作出改变。有些观点认为，自由市场经济理论是美国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因此瑞典皇家科学院应当不再侧重放任主义学说；有些专家则认为当前席卷全球主要市场的金融风暴或许会为金融学增加一些获奖机会。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认为，诺贝尔经济学奖不会为短期的金融市场动荡所改变。“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学术奖项，由学者们评价过去十年、二十年中对经济理论最有贡献的经济学家，经过漫长严谨的选拔遴选出获奖人选。它并没有什么思想上的倾向性，也并不是看得主的经济学思想对经济政策、对实体经济有何影响来决定。”李稻葵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

　　救市方案不会终结危机

　　对于清晨来自斯德哥尔摩的电话，克鲁格曼似乎早有所准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颁奖人在电话中问他，如何看待现在这场危机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不同。“现在太恐怖了。”他在电话中回答。

　　除了在国际贸易和经济地理基础理论方面的建树，克鲁格曼作为教科书的作者和专栏作家为大众所熟知。几乎所有经济学专业的学生都读过他的《国际经济学》教科书，这已经成为国际贸易方面教科书的不二之选。而他在《纽约时报》的专栏紧跟时事，为广大读者喜闻乐见。克鲁格曼也被称为继凯恩斯之后文笔最好的经济学家。

　　今年9月29日克鲁格曼为《纽约时报》写了一篇名为《凌晨三点的电话》的专栏文章。这篇讨论一年之后白宫主人的文章，从谁将接听白宫紧急电话讲起，典型的克鲁格曼风格。他在文章中说：“2009年某月，正是凌晨三点，白宫的电话铃声响起。电话里的声音说道，几个大型对冲基金即将倒闭，看来开市后将是一片混乱。由谁来接这通电话能让你放心？

　　“我不是在危言耸听。昨天公布的救市方案比起亨利·保尔森最早抛出的方案改进良多——因此十分值得通过。但是，它仍然不是我们说的真正的好方案，它并不会终结危机。可能下届总统仍将不得不处理一些重大的突发金融事端。

　　“那么，就我们所知，那两个最有可能最终接起那通电话的人准备得如何了呢？看起来，巴拉克·奥巴马在处理经济和金融问题上更加明智和富有见地。约翰·麦凯恩，恰恰相反，吓到我了。”

　　瑞典皇家科学院表示，克鲁格曼的思想显示了经济规模对贸易模式和经济活动发生地的影响，为这些问题的研究指明了新的方向。

　　很长时间以来，国际贸易发生的原因都由大卫·李嘉图在19世纪初提出的比较优势说来解释。这一理论后来由赫克歇尔和俄林进一步发展。其核心是说，国家之间之所以需要贸易，是因为各国在不同的生产要素方面拥有不同优势，因此在生产不同产品时成本也不相同，出口自身生产成本低的产品而进口自身生产成本高的产品对贸易双方都有好处。

　　然而，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国际贸易中同时进口和出口同一个行业的产品开始变得普遍，尤其对发达国家来说。比如美国既进口汽车，又出口汽车。大约30年前，克鲁格曼提出的原创性思想对此类国际贸易作出了解释。他提出了两个假说，一个是生产规模的增大能够减少单位产品的成本，另一个是消费者更喜欢多样化的产品。

　　在两个假说基础上，克鲁格曼解释了即使拥有同样生产要素结构的国家之间也可以产生贸易。比如，日本专注于生产丰田品牌汽车，而美国则生产福特汽车，在享受了规模生产带来成本降低的同时，贸易能够让两国民众以更低的价格买到更多品牌汽车来满足多样化的需求。

　　后来，克鲁格曼发现这两个假说也能够应用于经济地理这一经济学分支的研究之上。这一发现促成了国际贸易和经济地理这两个经济学分支的融合。

　　假设贸易不能发生，在规模生产能够降低单位成本的假说下，克鲁格曼指出，当两国或者两个地区在各个方面都相同，而仅仅人口规模不同的情况下，人口多的国家和地区更能实现规模生产所需最佳规模，因此产品价格能够更低，也能付更高的薪水。这就会造成劳动力进一步向人口多的国家和地区聚集。这就解释了城市化之所以发生的原因。

　　克鲁格曼在12年后发展了这一理论，指出即使贸易能够发生，运输成本也会让国际公司在选择生产地时，综合考虑经济规模和运输成本两大因素。克鲁格曼的理论能够同时解释城市化这样的集中化趋势，也可以用来解释分散化趋势。经济规模令生产更加集中，而运输费用的降低则能够让分散化生产效率提高，因此能够实现更均衡的发展。

　　不希望打扰到研究和写作

　　对于克鲁格曼的成长史，1999年学者张帆曾经有一篇精典的介绍文章，下面的一些资料正是援引于此。

　　克鲁格曼由于性格太强，得罪了不少人，在大学时甚至连研究奖学金也丢掉了。1982年，克鲁格曼被邀请去华盛顿任职，担任经济顾问团国际经济学首席经济学家。华盛顿的经历并不愉快，他发现，在这个地方，好的分析者并不受重用，马屁精倒是如鱼得水。很快，他就产生了离开的念头。不过，在华盛顿他又发现了自己的另一项才能：用简明易懂的语言讲述严肃的经济学问题。1983年的总统经济报告就是由克鲁格曼主笔的。

　　1987年，克鲁格曼开始重新恢复了创造力，他写出了大量高质量的论文，开始开辟一个新的领域——新贸易理论。这些成就使他在1991年荣获美国经济协会为40岁以下杰出经济学家设立的两年一度的克拉克奖。从那时候起，人们就相信，克鲁格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迟早的事情。

　　1994年克鲁格曼发表了《亚洲奇迹的神话》，他认为东亚经济的高速增长率建立在大规模资本和密集劳动力的投入上，没有真正的知识进步和技术创新，也缺少健全有效的制度支持，所以这种增长不可能长期保持。当时被认为是危言耸听，但不久以后，亚洲就爆发了大规模的金融危机。

　　1999年，他的新作《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再次在中国掀起新的热潮。从1999年开始，克鲁格曼开始为《纽约时报》撰写专栏文章，并在次年加入了位于纽约郊区新泽西的普林斯顿大学。克鲁格曼的专栏文章涉及范围很广，最近的都是涉及大选和经济危机的。现在，克鲁格曼的研究领域是货币危机。即便在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后，克鲁格曼也不希望这打扰到他的研究和写作。

　　“诺贝尔经济学奖能扩大知名度。”克鲁格曼在接受来自斯德哥尔摩的电话采访时说，“但我希望这不会让我参与大量的纯粹庆祝活动，除了颁奖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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