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年代获奖 克鲁格曼“实至名归”

　　孙立坚

　　1998年，很多人认为当年诺奖有可能归克鲁格曼，尤其是他对“东亚奇迹”的增长模式曾提出过“难能可贵”的质疑。很多人在评选前都认为他预见了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但他说没有。果真，后来诺奖没有他。

以后几年，诺奖候选人多了起来，人们没有再把他放在重要的候选人行列中，尤其是当他担任《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后，很多人甚至认为他从此离开诺奖候选人名单之列。

　　我记得，当初人们对他的学术评价是：洞察问题的意识敏锐、逻辑明晰，但模型致密性留下很多发展余地。这让很多年轻人能顺着他的思路，作出更致密的高质量研究，后来的一些成果极大丰富了克鲁格曼新贸易理论的学术价值体系。在国际金融理论方面，他的贡献同样反映出他对问题本质的洞察力，这可以从他的第一代货币危机内在机制描述上清晰感到。

　　今天我们正处在又一次全球金融危机的漩涡中，此时他独自一人的获奖即在情理之中，也让人感到有点情理之外：情理之中，是他在开放经济学领域上独到和广泛的贡献，获得诺奖一点不为过；情理之外，是学术贡献中并未提到他对货币危机理论的贡献，尤其是在当今全球危机的特征需要经济学家继续解释其内在规律时，没有对此评价，让人感到少了点什么。这可能是诺奖评价的学术标准和大众心理的不同之处，也许也是诺奖“神秘”和“严肃”性的具体表现。

　　克鲁格曼首先揭开货币危机的面纱——人们称之为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它揭示了和固定汇率制不配套的政府财政扩张政策，不断消磨中央银行外汇储备，最终必然导致固定汇率制崩溃这一原理。这一理论的最大贡献在于，指出危机发生完全来自投资者按自己理性预期而作出的行为。与这一理论相对应的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强调危机出现是投资者预期变化迫使经济走到一个坏的均衡点。因为它不由宏观经济基础条件的恶化所引起，所以危机爆发是突然的、无法预料的。第三代货币危机模型，关注到金融脆弱性和货币危机发生的内在联系，如国际资本挤兑行为等，可能使一国的银行危机转变为货币危机，甚至能解释为何一国的货币金融危机会传染到本不会发生危机的另一国，从而最终形成地域层面上的货币危机。

　　克鲁格曼在每一次危机理论发展过程中，都撰文拓展第一代货币理论的思想，去解释当时出现的新变化。他认为，只要引进“道德风险机制”、“未来预期形成机制”，第一代理论能演变成第二代、第三代危机模型。尤其是对日本泡沫经济崩溃现象，他第一个作出“流动性陷阱”的剖析，让我留下深刻印象，为他坚持学术思想的连贯性而感到钦佩不已。尽管他后来对自己前期理论的“捍卫”没有像新贸易理论那样在学界引起广泛共鸣，从而产生很多追随弟子，反而人们在与他的“传统”危机理论的比较中更喜欢接受其他新视角和新方法，但他坚持认为自己的理论经得起不同时代数据样本的考验。我想，这是诺奖经济学家所应具备的内在的、对真理追求的执著性。甚至可以坚信，人们在研究今天全球金融危机的问题时，一定会想到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这是我为何对这次没有提到克鲁格曼的货币危机理论贡献而感到些许遗憾的原因。

　　（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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