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获得者紧盯保尔森 称救市方案为现钞换废纸

　　“他的方案在我看来毫无意义”

　　10月12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和国际事务教授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私人博客中毫不客气地指责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7000亿美元救市计划。

　　短短一天后，克鲁格曼被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和保尔森的观点分歧突然成为世界关注的话题。

　　毫无疑问，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新科得主和美国财政部长实在不对盘。

　　甚至在10月15日更新的博客中，55岁的克鲁格曼干脆孩子气地翻起了保尔森老底：“我才知道，保尔森在1972至1973年间居然当过尼克松顾问约翰·亚列舒曼(John Ehrlichman)的助理……你如果经历过水门事件，就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

　　亚列舒曼被指控在1974年的“水门事件”调查中阻碍司法、共谋和做伪证，被判入狱18个月，此后保尔森离开华盛顿去高盛芝加哥部任职。

　　“现钞换废纸”

　　虽然美国7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已获得国会通过，但克鲁格曼却将这一方案形容为“现金换废纸”。

　　“有人将保尔森提出的法案称为授权使用金融权力决议案(the Authorization for Use of Financial Force)。这其实是效仿臭名昭著的授权使用武力决议案(the Authorization for Use of Military Force)，正是由于这份议案，布什政府才得以顺理成章入侵伊拉克。”12日，克鲁格曼在名为《现钞换废纸》的博客中写道。

　　他对于金融危机以来保尔森主导的系列举措颇有微词。

　　“有人说，我们只要简单相信保尔森就行了，因为他够聪明，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话只说对了一半：保尔森是很聪明。但是从过去一年半的表现来看，又有什么能说明他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呢？这段时间内，保尔森先生只会反复强调金融危机‘在可控范围内’，然后呢，我们得到的还是一连串的失败。所以，他也只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和其他人没什么两样。”

　　除了对保尔森本人大肆批判，克鲁格曼还提出了自己的金融危机“四步分析法”，用来证明保尔森方案并不会奏效：

　　第一步，房市泡沫的破裂导致贷款违约和房屋止赎的突然增加，这导致贷款抵押债券的价格跳水。

　　第二步，这些损失让很多金融机构陷入资本严重短缺的境地——和负债相比，资产少得可怜——鉴于每个机构在泡沫年代都积聚了巨额负债，如今这个问题尤为严重。

　　第三步，由于金融机构的资产/债务比非常低，他们没办法也不愿意提供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信贷。

　　第四步，通过抛售包括贷款抵押债券在内的资产，金融机构试图偿还其债务，但是这却导致了价格下跌，更让其金融状况岌岌可危。这一恶性循环就是人们所称的“去杠杆化悖论”。

　　克鲁格曼看来，保尔森方案要求联邦政府购买价值7000亿美元的问题资产(主要是贷款抵押债券)，确实有可能打破去杠杆化的恶性循环。“但即便如此，我们也看不明白：许多金融资产，不仅仅是财政部提议购买的那部分，其价格正处于重压之下；哪怕恶性循环被控制住了，金融系统仍将面临资本金不足的局面。又或者，除非联邦政府为这些资产大幅度提高购买价格，但这种做法会让金融机构，以及其股东和高管们拣个大便宜，最终买单的却是纳税人。”

　　基于此，克鲁格曼一针见血地指出：保尔森打着救市的旗号，实则为他自己，也为他的继任者，索取支配纳税人钱财的过分权力，“可惜，他的方案在我看来毫无意义。”

　　学者VS商人

　　“相比之下，克鲁格曼更喜欢他以前的同事——现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美国巴布森学院(Babson College)讲师彼特·科安(Peter Cohan)对本报记者评价说。

　　科安回忆，在救市举措上，伯南克更加偏爱直接给银行注资的方式，这与克鲁格曼不谋而合，但保尔森直接拒绝了这个看起来更加简单的方案，并称其为“那是当你失败后采取的举措”。这点让克鲁格曼十分不满。

　　事态发展证明，克鲁格曼又对了。

　　10月13日下午，保尔森最终还是宣布将从紧急经济救助法案中拿出2500亿美元注资到9家主要银行。

　　“保尔森的救市方案最初显然走了弯路，后来鉴于巴菲特和英国政府的良好示范，才逐步走上正轨。”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分析称。

　　克鲁格曼毫不掩饰对英国救市举措的认同，10月12日出版的《纽约时报》上，他写到：“布朗干的棒！”

　　“英国政府直指问题要害——并且以超乎寻常的速度着手解决问题。周三(10月8日)，布朗政府公布了一项针对英国银行业的专项注资方案，以此担保银行债务，使得作为金融机制决定性环节的银行间借贷重新上路。第一笔承诺的专项资金将在周一落实——仅仅是方案公布的五天后。”

　　克鲁格曼眼里，伯南克和保尔森的地位简直云泥之别。“如果伯南克能成功地拯救濒临崩溃的金融体系，他将成为一个英雄。”他对这位前同事极为推崇。

　　不难发现，伯南克和克鲁格曼有很多相似之处：两人都是新凯恩斯主义(New Keynesian)的信徒；2000年至2002年间，二者同在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任教；更早前，克鲁格曼曾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而伯南克在该学院拿到了经济学博士学位。

　　“麻省理工学派经济学家主张市场有缺陷，在危机时刻政府要有政策干预。”谢国忠看来，克鲁格曼更容易对伯南克产生认同。

　　相比之下，保尔森就显得格格不入。他在1970年从哈佛大学商学院毕业后，便一脚跨入五角大楼，开始游走于政坛商界。“保尔森更像是一个商人。”谢国忠评价称：“他以为管理国家就像做生意，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