乳业链上的包装隐忧

　　本报记者 柯志雄 北京报道

　　老王又和利乐“干架”了。

　　老王叫王丁棉，是中国奶业协会常务理事、广州市奶业协会理事长。在此之前，王丁棉公开表示，三聚氰胺进入乳品的另一个通道可能是来自利乐包装材料。

　　一位乳业企业董事长告诉记者，这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或许来自于积淀已久的不满，“中国乳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那些问题乳品公司自然负有主要责任，但提供包材、添加剂的乳业‘军火商’同样难辞其咎，却每回都能躲到‘漩涡’之外。”

　　包装隐忧

　　知情人士告诉记者，王丁棉与利乐“交手”多次，此次的“三包争议”——关于三聚氰胺是否可能来自利乐包的包装污染，起源于六部委几天前下发的一份“下架文”。

　　在这份于10月11日，国家质检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卫生部、工商总局、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六部委下架紧急通知之前，市场原本开始好转，国家质检总局对液态奶的抽检结果，同样也在向市场传递着正面信息。

　　根据10月中旬国家质检总局发布的对婴幼儿配方乳粉和其他乳粉进行的第六次三聚氰胺抽样检测披露，抽检到伊利、古城等公司在内的10个省(市、区)生产的24个品牌168批次婴幼儿配方乳粉，均符合婴幼儿配方乳粉三聚氰胺临时管理限量值规定。

　　截至目前，质检总局对9月14日以后17个省(市、区)生产的63个品牌699批次婴幼儿配方乳粉进行了抽样检测，均符合婴幼儿配方乳粉三聚氰胺临时管理限量值规定。

　　但六部委下架紧急通知之后，又让诸多消费者心生疑虑——通知要求各超市、商店、城镇和农村零售摊点等销售者，“必须将所有9月14日前生产的奶粉和液态奶，无论什么品牌、批次，立即全部下架，停止销售，就地封存，由生产企业进行清理，批批检验。”

　　王丁棉在针对此通知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出，下架事件原因可能与监管部门对三聚氰胺可能有多种途径进入乳品有关。但可以肯定的是，下架与食品质量挂钩。

　　“ 就三聚氰胺来源来看，奶站人为添加很可能不是唯一原因”，王丁棉认为，很可能与环境污染——包括饲料环境、饲养环境、养殖过程中的半人为环境，或包装污染等原因有关。而在包装污染方面，王丁棉提到了利乐包使用的高量度黏合剂。他怀疑，利乐包封口处的黏合剂在高温下会发生物质渗透。

　　利乐中国随后发布了公司声明，“利乐公司包材在使用原材料和生产工艺上，没有添加三聚氰胺，也没有使用任何含有三聚氰胺的化合物，因此，不存在利乐包材中会有三聚氰胺迁移到内容物中的可能性。”

　　超额利润归宿

　　在乳品界，利乐公司被戏称为乳业“军火”商。

　　在光明乳业前“掌门人”王佳芬看来，占据了世界无菌纸盒包装60%以上的市场份额的瑞典利乐公司是业内公认的巨头，“行业的军火商”。

　　以蒙牛酸酸乳为例，配料表中鲜牛奶排在第二位，营养成分标注：蛋白质大于等于1g/100ml，脂肪大于等于1g/100ml。

　　根据国家《生鲜牛乳收购标准》，原料奶质量指标要求脂肪≥3.10%，蛋白质≥2.95%。两相比照，即使酸酸乳使用了原料奶，那么其比重应该多半在1/4 左右，其他的3/4由一张长长的名单构成：水、白砂糖、益菌因子(低聚糖)、增稠剂、乳酸、柠檬酸、安赛蜜、阿斯巴甜(含苯丙氨酸)、食用香料。

　　便利店售价两元的250毫升蒙牛酸酸乳，以其中1/4为原料奶推之，当消费者花两块钱买250毫升蒙牛酸酸乳，观看超女的时候，内蒙古的奶农很难为广告里的欢快情绪感染——他们拿到手的是一毛多钱，而包材与食品添加剂厂商得到的数倍于奶农。

　　近十年食品加工行业迎来“两位数”发展，而行业资深人士观察到，“军火商”的生意比食品加工企业好得多，以丹麦的一家食品添加剂公司为例，“2002-2003年度在中国的销售额高达3.6亿丹麦克朗，比上一年度增加了80%，比食品加工行业本身的增长快得多。”

　　而包装材料企业同样迎来了丰收的果实。1999年，杀菌奶在乳制品中比例是59.9％，使用利乐包材的灭菌奶的比例只占21.1％。2003年，营养价值较低的灭菌奶占比提高到59.1％，杀菌奶萎缩到23.5％。2006年全国液态奶产量1244.04万吨，利乐包材取得压倒性胜利。

　　加拿大圭尔夫大学动物家禽科技系奶牛营养学博士乔富龙认为，由于目前液态奶中七成采用了利乐包或利乐砖，而每立升液态奶使用利乐包材要比加拿大等国通用的单层塑膜百利包高出1元多。他据此计算，与采用单层塑膜百利包相比，中国消费者在包装上一年多花了80多亿元。

　　外资的渗透

　　“国家很难管到他们的行为的。”一位南方乳业企业的高管告诉记者，即使《反垄断法》出台，所起到的实质作用也是有限的。

　　他提供的佐证是，一度外界诟病设备供应商与乳品企业签订“捆绑条款”——只使用自家的包装材料，“《反垄断法》出来以后，这个条款确实是被去掉了，但他们口头告知我们，如果使用了其他品牌的包装材料，那么设备的配件、配料与维修服务，他们就不管了。”

　　“军火商”的影响力并不只限于与食品加工企业的条款或一对一沟通中，潜移默化的大众传播也是重要的一块领地。

　　2004年12月下旬，北京、广州、上海的三家报纸相继刊出了题为《喝奶莫被“鲜”所惑》的一篇文章，未署名的这篇文章称：“鲜”字是不能表明牛奶的营养品质和安全的。

　　王丁棉愤而追查——十余年前多个权威机构就有巴氏杀菌乳营养价值高于超高温瞬时灭菌乳(俗称：“常温奶”)的论断，他本想了解是谁因为缺乏专业知识发出误导言论，却发现此文出自一家包装材料公司。

　　本报记者在调查中也获悉，广东省、广州市奶协就此曾向这家公司发出了口头警告，要求后者不要把清晰的科学结论搅浑。

　　光明是与利乐最早合作的中国牛奶公司，但王佳芬对光明重要的供应商和“战略合作伙伴”也颇有微词，“我们无法容忍利乐把‘新鲜’和‘常温’奶混淆起来，我们也抵制他们的行业垄断和不负责任的产品倾销。”

　　曾任中国奶牛协会繁殖专业委员会主任的魏荣禄告诉记者一件难忘的往事，在2005年2月2日一次关于国家标准的闭门会议上，对于诸多抱着科学探讨解决问题的老专家来说，这次会议让他们非常不解的是，他们的资料袋中包含了一份以利乐某高管个人观点名义撰写的文字材料。

　　魏荣禄说，“像这样一个国家的部委级研究和制定法规或标准的机关，在它召开的如此高层的专家研讨会上，竟然出现了外国企业的影子，这是谁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