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几十年未遇的金融大危机迫使美国以政府信用担保私人金融机构，然而有谁来担保债台高筑的美国政府？美国未偿付国债累计已达10.3万亿美元。尽管美国可以借助发行美元来减轻自己的债务负担，但已经相当疲软的美元并没有多少贬值的空间。
《第一财经日报》：美国国会已经通过了历史性的救援计划。这对美国国债会有何种影响，总的来说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维金：为了通过该救援计划，国会不得不将联邦政府的“债务天花板”调高到11.3万亿美元。这是2008年以来第二次调高该限额。第一次是在7月份，调高至10.6万亿美元。一旦美国联邦债务达到11.3万亿美元这个标准，它将超过美国GDP的70%。在大萧条期间，联邦债务最多不过GDE的45%。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在相对和平的时期债务累积到如此之高。
此外，回顾20世纪30年代，甚至是二战后的整个还债时期（50、60年代），联邦债务的主要资金来源是美国人民的储蓄；而如今美国的储蓄率是负数。美国国债有近50%是由外国央行和投资者购买的。那就是说，未来美国的财务决定权实际上是握在外国人手中，他们对美国的政策既可能支持，也可能反对。
《第一财经日报》：包括你在内，美国有一些人士警告美国公私债务具有潜在危险。你们的担忧是什么，最危险的情况是什么？
维金：同我长期合作写书的我的朋友比尔·邦纳（Bill Bonner）在《I.O.U.S.A》中说过一句至理名言：“认为一代人有权花掉子孙后代的钱不单单是不道德的……这根本就是错误的、卑鄙的。”
如果你把长期保有赤字看作理所当然的事情，当危机来临的时候，政府就很难应对危机，尽到它的职责。我们正在经历华尔街银行危机，政府却没有表现出足够的领导力来解决那些大问题，反而证明它自身就是问题的一部分。
我最大的忧虑是，不要因为这一代美国人没能高效率、有实效、负责任地运作政府，我们自己跟这个世界都会陷入难以用和平手段解决的危机——民粹煽动家崛起，利用形势，就像20世纪30年代那样，用沃伦·巴菲特在《I.O.U.S.A》中的话来说，“做出一些非常愚蠢的事。”
《第一财经日报》：你认为当前的信贷危机能够用债务问题来解释吗？如何理解二者之间的联系？
维金：在《I.O.U.S.A》中我们详细探讨的若干种赤字之一就是“储蓄赤字”。太多美国老百姓学着联邦政府的坏榜样，花的比挣的多。2005~2006年，美国的实际储蓄率是负数，前一次连续两年美国储蓄率为负是1933~1934年，正如联邦政府前总审计长戴维·沃克所指出的那样，那时候“对美国和全世界来说都不是什么好时光”。
当普通美国人不再负责任地储蓄和投资时，就使得次贷危机这样的局面更容易出现。2000~2001年华尔街“网络科技泡沫”破灭以后，美联储一连降息13次，达到历史最低水平1%。而已经没什么储蓄的美国人，误读了低息的信号，继续举债，超过了他们所能支付的水平。按揭市场上的竞争刺激了大规模创新，于是出现了可变利率按揭（ARM）、125%按揭、“只还利息”贷款等等新按揭产品。
与此同时，华尔街和大型政府资助按揭企业房利美、房地美开足马力，把那些高风险按揭打包，当作AAA级投资品种卖给全球投资市场。只要房价上升，就人人开心。然而一旦泡沫破灭，房价下跌，购房者立刻发现自己深陷困境，止赎率飙升，支撑AAA级按揭担保证券的资产顷刻间崩盘。
我们轻易依赖信贷的生活方式，如今把老百姓和华尔街都抛入恐慌。现在神经紧张的政府试图找到挽救金融体系免于崩溃的对策来。银行不敢互相拆借，世界各主要经济体面临80年来最严重的危机。不幸的是，曾经经历过艰难时世的老一辈人已经把他们的教训一起带进了坟墓。
《第一财经日报》：美国若干联邦机构曾经发布警告，说根据现行法律，在2030~2040年期间，联邦政府的强制性开销将会超过税收。这是否意味着美国政府的破产？应出台什么措施来避免那种局面？
维金：是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按照现行的法规和规管制度，越来越多的美国政府年度预算将被用来支付三大项目的费用：社会保障（Social Security）、老年医疗保障（Medicare）、低收入者医疗补助（Medicaid），而且还要支付联邦债务的到期利息。国家政策分析中心（NCAP）的一项研究指出，如果美国政府收入没有较大增长，又不对津贴项目加以改革，那么：
到2010年，联邦政府将被迫放弃现行职能的1/10。
到2020年，放弃1/4。
到2030年，它将无法提供现行服务的一半。
到2050年，上述三大项目将耗尽几乎全部联邦预算。
到2082年，Medicare一项就将耗尽几乎全部联邦预算。
像西方世界的许多国家一样，美国正在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但这个转变来得不是时候。医疗成本不断攀升，整个民族怠于储蓄。两者叠加，对经济是非常不祥的前景。
《第一财经日报》：美国债务问题是不是美元疲软的原因？
维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过去几周里，一边是华尔街抛售风潮，另一边美元重新成为许多投资者的“安全港”。美元指数——美元对6大兑换货币的加权指数——从历史低位71回复到82。
这个趋势具有令人鼓舞的一面，因为如果美国政府能够控制开销，美国民众能够平衡收支，那么美国经济看上去仍然保持着世界领导地位，如果撇开政治因素不谈，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的这种领导地位对财富增长和全球生活标准的提高而言是起到积极作用的。
另一方面，如果美国政府不能改弦易辙，而美国公民还继续入不敷出地消费的话……那么好吧，我们可以长时间、大规模地这样做——因为我们是“富国”嘛，但是我们不可能永远这样做下去。在那样一种环境下，美元的长期前景可真的不妙。当然，很多变数来自于欧元区和这个星球上其他地方会不会出台愚蠢的政策。有时候，外汇市场看起来像是一场死亡竞赛，大家比赛谁第一个死。
《第一财经日报》：美国在债务问题上改革的最大障碍是什么？你对新一任总统和国会有何期待？
维金：我们同奥巴马和麦凯恩的竞选班子都讨论过这个问题。然而，他们的枕中秘宝似乎是“讨论这些复杂问题不能帮你赢回选票”。大部分美国选民相信，“经济”是此次选举的最重大议题。事实上，两边的竞选班子都为金融危机开出了较复杂的药方。但我的感觉是，这是一个大好机会，下一届总统可以把负责任的财政变成“传统议题”——他们在椭圆形办公室日程表上的优先课题。而且不要让国会偷偷推卸其的责任，要让他们领导美国走向财政稳健的方向。
在我看来，解决债务问题的最大障碍就是在华盛顿慢慢衍生出来的一套政治程序和文化。只要看看国会两院通过的7000亿美元救援方案就够了。一开始是3页纸的提案，要求授权政府自由调用大于伊拉克战争成本的现金，最后成了451页的立法，加上1100亿美元的“甜头儿”。当局已经花掉了首批2500亿美元，马上要向国会去要第二批款子。华盛顿圈子里如今已没有丝毫的财政保守主义了。这才是需要加以改变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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