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有壮士断腕的决心方能走出危机
中国要彻底告别高储蓄、高出口的经济模式
高储蓄使中国深陷这场危机
现在全球都在声讨华尔街，美国政府似乎也在有意往这个方向上引，“华尔街喝醉了”，布什一语道破天机，危机的罪魁祸首是华尔街的贪婪、毫无节制的金融创新、松弛的金融监管。
坦率地讲，美国之外如果没有相应的经济体不断吸收的话，美国人不断发货币的后果，早就是国内的通货膨胀。很显然，最近五六年是全球经济史上最美好的时光，高增长几乎没有通胀，没有通胀，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可以不断减息、松货币当然就是最好的政策选择。
那为什么没有通胀？是因为有庞大的经济体扩张在不断吸收货币，中国则吸收最多。我们就看到，作为一个人均资源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国家，中国却有超低的能源价格、超低的水价格、超低的环保标准、超低的土地价格、超级的税收优惠、超低的劳动标准。随着2001年中国加入WTO，这样一个经济体一下子被整体抛向经济全球化大潮中，所引发全球资本、要素乃至产业链的移动注定是空前的。我们在历史上找不到这么庞大的经济体，制造业如此扩张。在扭曲价格体系下，企业的产能扩张一直被推到边界上才告暂停。
全球化要素移动和中国的补贴，客观上降低了全球制造业的生产成本，于是供给被推上去了，产品价格自然涨不起来。
从宏观上看，这种政府主导经济模式必然导致非常高的储蓄率，成为今天中国诸多宏观难题的根源（消费不振、高顺差、本币升值、流动性泛滥、资产泡沫、通货膨胀失控等等），因为要素报酬的分配是不断向着政府、企业移动，而不是居民。
政府消费倾向是很低，企业基本是不消费，所以整个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向下走，储蓄率不断升高。储蓄率不断走高，有人口结构的人口红利因素，但世界经济史上，发达国家储蓄率的高峰时突破过40％是极为罕见的。而2005年中国国内储蓄占GDP比率为48.1%，2007年初步核算已经高达52％。
回到上面，我们要问，谁在储蓄？这是问题的关键。
中国居民部门的储蓄率基本没有太大波动，维持在15％～16％，但其在整个储蓄中所占份额却从1992年的52.3％降到2005年的32％，下降了20个百分点，这15年中，中国储蓄率增加的12个点，基本上都是政府和企业部门的增加。这或许是中国内需消费迟迟起不来，而越来越滑向出口导向和投资拉动的真正密码。而政府、企业部门储蓄升高，只能做投资，形成产能，国内消费不了，就只能卖到国外去，形成顺差。
储蓄率高，资金机会成本就变得非常低廉。低廉的资金成本使得企业倾向于投资资本密集的产业，采用更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其结果自然是这些行业劳动生产率的大大提高，但资本密集的重化工业根本不需要很多劳动力。因此，生产率的飞速提高无法同步转化为劳动收入的提高，也就难以转化为消费和购买力的提高，反过来又进一步推高储蓄，居民储蓄所占份额进一步萎缩。
所以，高储蓄必然高投资，而高投资反转过来又进一步做高储蓄，周而复始，直至有一天外部需求垮了，这个循环结束，通过企业大量倒闭、产能大量清洗、政府债务不断上升，来消灭高储蓄，恢复平衡，整个国家财富将为此付出极大的代价。所以，说到底，还是高储蓄问题，是中国深陷这场危机的最大根源。
不要冀望投资拉动和短期政策来改变经济下滑的趋势
一个出口已经占到GDP 40％的国家，外需倒掉之后，很多人冀望于投资能像1997、1998年那样撑住经济的下滑。现在看来有点勉为其难。
中国投资速度控制的钥匙在房地产。
虽然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自2007 年的30.2%加速至今年1~5月的31.9%（主要是地产商在土地收回期限之内突击投资）；但房地产销售额和销售价格双双下跌，上半年地产商拿地规模大幅萎缩，前景暗淡，预示着下半年开始至明年房地产投资增速很可能大幅下滑（7月份房地产投资增速已经大幅下降至17％）。
大体来讲，中国的投资有三大块主体：制造业占30%，房地产开发占22％，政府基础设施投资占18％，而房地产是其中关键，它直接影响着其他两块。房地产衰退将直接打击中国的制造业，特别是耐用消费品（家装、家电、汽车）投资下滑不可避免；此外，房价下跌直接拉低地价，而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大部分资金来自于政府的卖地收入，卖地收入依赖于房地产的繁荣。
还有人冀望廉租房的大规模投资，政府目前是可以拿出这个钱的，但地方政府愿意吗？廉租房大量推出势必拉低房价和低价，意味着未来政府卖地收入大幅下降，债务恶化，最终的结果是直接拖累银行的坏账上升，而与地方政府的银政信贷合作一直是银行盈利的一个重要支柱。在没有触动中央地方财税分权等深层次行政体制改革之前，大规模廉租房投资推出实在很难。
在经济下行周期中，房地产决定因素在于需求，而需求取决于未来收入的预期，很难想象在收入预期急剧下滑的状态下，人们会为房价去支付一个很高的溢价。有机构测算，若以西方国家月供收入比40％的正常水平衡量，中国核心城市的房价目前居然可能存在40％～60％的下跌空间。如此状态下，要政府刺激起来并托住，恐怕难以办到。加快降价处理存货，回笼资金保住银行可能是唯一选择。
对抗经济下滑，显然已非短期政策可以逆转，降息只能够减轻债务人的负担，但不可能重新刺激起信贷需求，面对经济巨大不确定性，供求双方都在主动收缩，没有深陷泥潭的企业早已刀枪入库，现金为王，银行也惜贷，信贷规模指标都用不完，降准备金率、松货币，只会把多余的资金进一步往债市里填。
要有彻底和过去的模式告别的勇气
既然我们认识到，美国经济崩塌对中国经济造成的重大冲击，是我们为既往的过度依赖高投入和出口的经济模式必须要支付的沉重代价，不如横下一条心，彻底和过去的模式告别，做根本性投资和消费关系的结构性调整，改善经济体效率，坚定地转向内需消费主导，才能彻底摆脱危机。
启动内需关键在于解除制约消费的瓶颈。政府消费提上去，将政府储蓄降下来，民生的欠账补起来，医疗、教育、廉租房、城市轨道交通等公共服务的投入加上去，解除制约消费的瓶颈，提高居民的实际购买力。当然以上要顺利推进，牵涉更深层次改革，如财税体制改革，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权事权重新界定等等。
对抗经济下滑要靠体制改革提升效率。对抗经济下滑，不一定非走过去造桥、修路、建港口投资拉动的老路，而且效果只可能越来越差。中国现在1个单位GDP增量要4～5个单位的投资来带动，等于货币进去了，没有产出多少实际的物质财富。
通过改革，提高经济体效率，对抗经济衰退，这方面其实我们有很多事情可做。
理顺价格，放松价格的管制，让政府从能够施加影响的领域逐步退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让要素价格真正反映市场供求、资源稀缺程度以及污染损失成本。产业都是内生于价格的，价格顺了，扭曲的产业结构才能调整过来。
打破垄断，放松行业准入门槛，大力开放民间资本进入垄断部门，如金融、能源等，形成竞争机制。这样私人投资才能带动，才能缓解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经济体的效率才能实质性改善。
大幅减低个税（大幅提高个税起征点）补贴居民，提高其忍受通胀的能力；增值税转型来大幅降低企业税负，减轻企业成本的压力，并辅以财政补贴优惠等政策支持企业产业升级转型。
财税制度要做根本性改革，增值税改为到流通环节的消费税，改变政府激励，从保证经济增长的投资财政体制彻底转型，尽快实现向公共财政的转换。不是哪个地方投资多、烟囱多，哪个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才多，而是哪个地方民生好，人民财富增加，政府的税基才能丰厚。政府激励变了，GDP导向转向民生服务导向，政府才会真正从经济事务中解脱出来，才会把配置资源的权力重新交给市场。
改革土地制度，实现土地流转，使农民能真正享受到经济增长和工业化的利益，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城市化，对于启动内需消费有长期而深远的影响。
总之，依据可持续发展的轨迹，告别旧时代和旧模式，探索深化体制改革，寻求新的增长方式，可能才是长远的良方。（作者为社科院金融研究所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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