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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奖给了一名“游牧作家”

  诺贝尔奖给了一名“游牧作家”

  在欧洲,人们生活在一个气泡里,以为一切都很容易,认为可以永无休止地靠从第三世界掠夺来的财富生活。以为自己还可以继续长时间在这里弄点煤、那里弄点铀,再到别处弄点矿物能源。

这是极为盲目、极为疯狂的

  特约撰稿 董强

  45年后,一个更为巨大、更为重要的世界级奖项降临到他头上。这一回,他也是在家中,与妻子一起,在读一本书,从电话里知道了自己获奖的消息。

  瑞典的评委们今年采取了公开与美国作对的姿态。评委会常任秘书贺拉斯•恩格达尔公开叫板,认为美国过于狭隘、孤立,不翻译其他国家的文学,文学的中心依然是欧洲。

  他的这席话,激起各国文学界的强烈反响。然而选择勒•克莱齐奥,不仅是对欧洲文学的一种肯定,更是对“全球文学”的一种肯定。

  因为勒•克莱齐奥恰恰是欧洲中心论的一个坚定反对者。他代表了对欧洲文明持怀疑态度的一代人。他至多是一只脚踩在法国而已——而且更多踩在法语上。另一只脚呢?在全世界各处,在各种文明的源头,甚至在美国,确切地说,是在美国南部新墨西哥州。他永远在旅行,他需要与他国文化接触,需要与贫困、偏远的人群在一起,需要孤独的创作环境。他为人正直,早在年轻时代于泰国服兵役时,就因为抗议泰国的雏妓现象而被当局驱逐出境。如果听一听他关于欧洲的评论,我们就可以发现,诺贝尔奖选择了他,绝不仅仅是为了捍卫欧洲文化:

  “在欧洲,人们生活在一个气泡里,以为一切都很容易,认为可以永无休止地靠从第三世界掠夺来的财富生活。以为自己还可以继续长时间在这里弄点煤、那里弄点铀,再到别处弄点矿物能源。这是极为盲目、极为疯狂的。”(接受《新观察家》杂志采访)

  勒•克莱齐奥捍卫非洲文学,曾在一份提倡“全球文学”的宣言上签名。2006年,已成为勒诺多奖评委的他力挺来自刚果的黑人作家阿兰•马邦库,使其获得曾让自己一夜成名的奖项。

  他也热爱亚洲,以68岁的高龄,还接受韩国一所大学的邀请,担任客座教授。受到著名诗人、画家亨利•米肖的影响,他对中国的山水画、戏剧十分感兴趣。他推崇“礼”,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最具有历史感的文化。他喜爱老舍,为老舍的《四世同堂》的法语版专门撰写序言。理由很简单,老舍的作品探索家族的历史,撰写工业文化下的家族神话。同时他喜欢老舍作品中的幽默、人性,在严肃、冷静的神态之下,他本人也具有很高的幽默感。

  比好莱坞明星还要酷

  45年前,1963年11月18日,也就是美国肯尼迪总统遇刺前4天,年仅23岁的勒•克莱齐奥以一票之差,与法国文学最高奖龚古尔奖擦肩而过,同时获得几乎同样重要的“勒诺多奖”。

  对于出版他作品的伽利玛出版社来说,他们已经发现了一颗文学新星。大师级的雷蒙•格诺、让•吉奥诺都力挺他。

  当时勒•克莱齐奥在尼斯家中与妈妈待在一起,从广播里获知了自己获奖的消息。他没有什么巴黎文学界的朋友,小说是通过邮寄方式,投稿到伽利玛的。

  到巴黎领奖的他,怎么也想不到,“一夜成名”原来是这样一种意义:人们关注的首先是他的长相。男男女女们抢着看他“天使”一般的脸,相互传言:“他真有人们说的那么英俊吗?”

  果然,在伽利玛出版社幸运地见到勒•克莱齐奥后读者们惊为天人,到处传来的是“夫人,您别挤啊”、“先生,别太靠近”。金黄色的头发,浑身潇洒的西部牛仔的劲头,这就是当时的勒•克莱齐奥,他比起当时流行的好莱坞酷星史蒂夫•麦奎因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个传奇诞生了,一个本来应该走在戛纳红地毯上的人,走上了文学的领奖台。

  然而,这次经历对腼腆、内向的勒•克莱齐奥来说几乎是恶梦一场。他回忆说,“我当时仿佛成了随便被人捏的一根稻草。其实,那些最起劲地向你祝贺的人,是最早忘记你的人。一个奖不能这样去改变一个人,让一名作者成为一个人物。”

  从此以后,他一直远离巴黎的名利场,周游世界,寻找他心目中的圣地。亚洲、非洲、南美洲,到处是他的身影。人们只能通过作品来认识他,知道他的行踪。在法国,人们视他为“游牧作家”、“城市中的印第安人”。1993年,他被评为“法国在世最伟大的作家”。

  不属于任何文学潮流

  简要讲,他的作品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以《诉讼笔录》、《战争》、《逃遁之书》等为代表,主要表现对西方文明的不满;第二阶段直接表现对他国文明的追求,如《沙漠》、《寻金者》、《乌拉尼亚》等;第三阶段是对自我的探索,主要体现为对自己的家族故事的兴趣,带有很强的自传性,如《奥尼恰》、《非洲人》等。这种自传往往与异国风情联系在一起,他对非洲大陆的兴趣来自他的父亲,他对北非的兴趣来自他的妻子;第四阶段,是他现在刚刚开始的一个阶段,带有某种回归的涵义,类似一种对现代社会初始时期的怀旧,《电影漫步者》表现出他对电影的热爱。

  勒•克莱齐奥还是短篇小说高手。短篇更能表现他的诗意和温情。像《从未见过大海的人》等作品都是充满人性、接近童话的佳作。他的文笔极其精炼,且追求简洁到了极致的地步,有人将他的文风形容为“一根极细而不断的金丝”,反对者则认为近于平淡。

  勒•克莱齐奥的作品在中国翻译了一些,但没有得到读者较广泛的认同,声名远不及昆德拉、杜拉斯,甚至不如常与他并举的莫迪亚诺。这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基调有关。读者一般喜欢现实主义作品,喜欢表现“一地鸡毛”的琐事,或者直接的、赤裸裸的情感。从法国文学来看,杜拉斯被推崇,可以说主要是因为形式、语言与感觉;昆德拉被欣赏,是政治,是性,是哲学高度,是情节,是对社会体制的深刻表现,是人生的悲凉和无奈中抒情的迸发;而勒•克莱齐奥的作品背景,与中国一般读者的关注对象没有太大的关系。某种程度上,勒•克莱齐奥的两大特点:世界情怀与超现实,是我国大多数读者的盲点。

  批评家们喜欢给作家贴上标签。与莫迪亚诺、图尼埃一起,勒•克莱齐奥被称为“新寓言派”作家。他亲口对我说过,他自己到现在也不明白这“新寓言派”是什么意思。他觉得自己不属于任何文学潮流:“我写作,就是因为自己喜欢写。”有一次,我说我同意一些人的说法,你的文风有一种“含蓄的抒情”。他笑着说:“是吗,你给的评价太高了。”

  勒•克莱齐奥是幸运的。40多年前,当他刚步入文坛的时候,假如他获奖的日期是在肯尼迪遇刺事件之后几天,作为文学新人,他将很难获得人们的高度关注;而今天,当全球都因金融危机揪心的时候,他获得诺贝尔奖却没有因此被人忽略反而引起更多人的关注。这位从青年时代起就反对消费社会,追求人的内心幸福的作家,在这一时刻走进文学的最高殿堂,再次引起人们对文学的关注——面对资本主义的困境,有什么比文学更能发人深思?他获奖的第二天,伽利玛出版社为他举办了新闻发布会,人们问他对当今社会有什么话要说,这位诺奖新得主的回答是:“我想说的就是,大家还是要多读小说,多问自己一些问题。”

  有记者问他有关金融危机的问题,他简短地说,“我与银行没有太多的联系。”接着,幽默地加了一句,“我欠着债。”

  显然,像这样一个作家,中国的一些所谓评论家确实不仅没有见过,甚至从来都没有想象过其存在的可能性。有人惊呼从未听过他的名字,说诺贝尔文学奖再次让人大跌眼镜。

  他们大跌眼镜,我们为他们可惜:本来就近视,眼镜又跌碎了,以后除了自己的肚脐眼,还能看见什么?

  

(责任编辑:李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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