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奖给了一名“游牧作家”

　　诺贝尔奖给了一名“游牧作家”

　　在欧洲，人们生活在一个气泡里，以为一切都很容易，认为可以永无休止地靠从第三世界掠夺来的财富生活。以为自己还可以继续长时间在这里弄点煤、那里弄点铀，再到别处弄点矿物能源。

　　特约撰稿 董强

　　45年后，一个更为巨大、更为重要的世界级奖项降临到他头上。这一回，他也是在家中，与妻子一起，在读一本书，从电话里知道了自己获奖的消息。

　　瑞典的评委们今年采取了公开与美国作对的姿态。评委会常任秘书贺拉斯•恩格达尔公开叫板，认为美国过于狭隘、孤立，不翻译其他国家的文学，文学的中心依然是欧洲。

　　他的这席话，激起各国文学界的强烈反响。然而选择勒•克莱齐奥，不仅是对欧洲文学的一种肯定，更是对“全球文学”的一种肯定。

　　因为勒•克莱齐奥恰恰是欧洲中心论的一个坚定反对者。他代表了对欧洲文明持怀疑态度的一代人。他至多是一只脚踩在法国而已——而且更多踩在法语上。另一只脚呢？在全世界各处，在各种文明的源头，甚至在美国，确切地说，是在美国南部新墨西哥州。他永远在旅行，他需要与他国文化接触，需要与贫困、偏远的人群在一起，需要孤独的创作环境。他为人正直，早在年轻时代于泰国服兵役时，就因为抗议泰国的雏妓现象而被当局驱逐出境。如果听一听他关于欧洲的评论，我们就可以发现，诺贝尔奖选择了他，绝不仅仅是为了捍卫欧洲文化：

　　“在欧洲，人们生活在一个气泡里，以为一切都很容易，认为可以永无休止地靠从第三世界掠夺来的财富生活。以为自己还可以继续长时间在这里弄点煤、那里弄点铀，再到别处弄点矿物能源。这是极为盲目、极为疯狂的。”（接受《新观察家》杂志采访）

　　勒•克莱齐奥捍卫非洲文学，曾在一份提倡“全球文学”的宣言上签名。2006年，已成为勒诺多奖评委的他力挺来自刚果的黑人作家阿兰•马邦库，使其获得曾让自己一夜成名的奖项。

　　他也热爱亚洲，以68岁的高龄，还接受韩国一所大学的邀请，担任客座教授。受到著名诗人、画家亨利•米肖的影响，他对中国的山水画、戏剧十分感兴趣。他推崇“礼”，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最具有历史感的文化。他喜爱老舍，为老舍的《四世同堂》的法语版专门撰写序言。理由很简单，老舍的作品探索家族的历史，撰写工业文化下的家族神话。同时他喜欢老舍作品中的幽默、人性，在严肃、冷静的神态之下，他本人也具有很高的幽默感。

　　比好莱坞明星还要酷

　　45年前，1963年11月18日，也就是美国肯尼迪总统遇刺前4天，年仅23岁的勒•克莱齐奥以一票之差，与法国文学最高奖龚古尔奖擦肩而过，同时获得几乎同样重要的“勒诺多奖”。

　　对于出版他作品的伽利玛出版社来说，他们已经发现了一颗文学新星。大师级的雷蒙•格诺、让•吉奥诺都力挺他。

　　当时勒•克莱齐奥在尼斯家中与妈妈待在一起，从广播里获知了自己获奖的消息。他没有什么巴黎文学界的朋友，小说是通过邮寄方式，投稿到伽利玛的。

　　到巴黎领奖的他，怎么也想不到，“一夜成名”原来是这样一种意义：人们关注的首先是他的长相。男男女女们抢着看他“天使”一般的脸，相互传言：“他真有人们说的那么英俊吗？”

　　果然，在伽利玛出版社幸运地见到勒•克莱齐奥后读者们惊为天人，到处传来的是“夫人，您别挤啊”、“先生，别太靠近”。金黄色的头发，浑身潇洒的西部牛仔的劲头，这就是当时的勒•克莱齐奥，他比起当时流行的好莱坞酷星史蒂夫•麦奎因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个传奇诞生了，一个本来应该走在戛纳红地毯上的人，走上了文学的领奖台。

　　然而，这次经历对腼腆、内向的勒•克莱齐奥来说几乎是恶梦一场。他回忆说，“我当时仿佛成了随便被人捏的一根稻草。其实，那些最起劲地向你祝贺的人，是最早忘记你的人。一个奖不能这样去改变一个人，让一名作者成为一个人物。”

　　从此以后，他一直远离巴黎的名利场，周游世界，寻找他心目中的圣地。亚洲、非洲、南美洲，到处是他的身影。人们只能通过作品来认识他，知道他的行踪。在法国，人们视他为“游牧作家”、“城市中的印第安人”。1993年，他被评为“法国在世最伟大的作家”。

　　不属于任何文学潮流

　　简要讲，他的作品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以《诉讼笔录》、《战争》、《逃遁之书》等为代表，主要表现对西方文明的不满；第二阶段直接表现对他国文明的追求，如《沙漠》、《寻金者》、《乌拉尼亚》等；第三阶段是对自我的探索，主要体现为对自己的家族故事的兴趣，带有很强的自传性，如《奥尼恰》、《非洲人》等。这种自传往往与异国风情联系在一起，他对非洲大陆的兴趣来自他的父亲，他对北非的兴趣来自他的妻子；第四阶段，是他现在刚刚开始的一个阶段，带有某种回归的涵义，类似一种对现代社会初始时期的怀旧，《电影漫步者》表现出他对电影的热爱。

　　勒•克莱齐奥还是短篇小说高手。短篇更能表现他的诗意和温情。像《从未见过大海的人》等作品都是充满人性、接近童话的佳作。他的文笔极其精炼，且追求简洁到了极致的地步，有人将他的文风形容为“一根极细而不断的金丝”，反对者则认为近于平淡。

　　勒•克莱齐奥的作品在中国翻译了一些，但没有得到读者较广泛的认同，声名远不及昆德拉、杜拉斯，甚至不如常与他并举的莫迪亚诺。这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基调有关。读者一般喜欢现实主义作品，喜欢表现“一地鸡毛”的琐事，或者直接的、赤裸裸的情感。从法国文学来看，杜拉斯被推崇，可以说主要是因为形式、语言与感觉；昆德拉被欣赏，是政治，是性，是哲学高度，是情节，是对社会体制的深刻表现，是人生的悲凉和无奈中抒情的迸发；而勒•克莱齐奥的作品背景，与中国一般读者的关注对象没有太大的关系。某种程度上，勒•克莱齐奥的两大特点：世界情怀与超现实，是我国大多数读者的盲点。

　　批评家们喜欢给作家贴上标签。与莫迪亚诺、图尼埃一起，勒•克莱齐奥被称为“新寓言派”作家。他亲口对我说过，他自己到现在也不明白这“新寓言派”是什么意思。他觉得自己不属于任何文学潮流：“我写作，就是因为自己喜欢写。”有一次，我说我同意一些人的说法，你的文风有一种“含蓄的抒情”。他笑着说：“是吗，你给的评价太高了。”

　　勒•克莱齐奥是幸运的。40多年前，当他刚步入文坛的时候，假如他获奖的日期是在肯尼迪遇刺事件之后几天，作为文学新人，他将很难获得人们的高度关注；而今天，当全球都因金融危机揪心的时候，他获得诺贝尔奖却没有因此被人忽略反而引起更多人的关注。这位从青年时代起就反对消费社会，追求人的内心幸福的作家，在这一时刻走进文学的最高殿堂，再次引起人们对文学的关注——面对资本主义的困境，有什么比文学更能发人深思？他获奖的第二天，伽利玛出版社为他举办了新闻发布会，人们问他对当今社会有什么话要说，这位诺奖新得主的回答是：“我想说的就是，大家还是要多读小说，多问自己一些问题。”

　　有记者问他有关金融危机的问题，他简短地说，“我与银行没有太多的联系。”接着，幽默地加了一句，“我欠着债。”

　　显然，像这样一个作家，中国的一些所谓评论家确实不仅没有见过，甚至从来都没有想象过其存在的可能性。有人惊呼从未听过他的名字，说诺贝尔文学奖再次让人大跌眼镜。

　　他们大跌眼镜，我们为他们可惜：本来就近视，眼镜又跌碎了，以后除了自己的肚脐眼，还能看见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