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重启之后面临大考

　　1982年7月6日，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张筑生，顺利通过论文答辩，成为我国第一个通过博士论文答辩的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张筑生留校任教，患病12年坚持在教学一线耕耘，2002年去世。他被誉为“校园里的焦裕禄”，“知识界的一面镜子”。

　　1977年秋，范谊面临两个选择——考大学还是当一名有编制的石油工人？最终，他选择了参加高考并上了大学。从一名助教到出国深造，再到宁波大学外语学院院长，范谊的视野逐渐拓展。 （更多精彩新闻 请访问京华网www.jinghua.cn）

　　在高考恢复30周年之际，人人乐谈高考改革成了一景，其中也包括范谊。在去年全国两会上，身为全国人大代表的他提交议案，建议废除高考，创新高校招生制度。

　　高考制度本身，面临大考。

　　年轻人“天然的选择”

　　考大学还是当一名有编制的石油工人？

　　1977年秋，19岁的范谊面临选择。

　　因为父母都是西南石油学院（现西南石油大学）教师，范谊得到四川石油管理局一个内部招工指标。当时，他在高中毕业后已经做了一年多的临时工，“工作很难找，一年换了四五份工作，一天能挣一块钱。”可想而知，这个招工指标于他相当珍贵，报名、体检、政审依次进行。

　　就在这时，范谊听到了高考即将恢复的消息。这个关乎民族未来的决断，缘于一名从巴蜀大地走出去的老人。

　　1977年8月4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刚刚复出半个月的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与来自全国的33名代表共商国是。“文革”十年，科学和教育界均属重灾区，知识分子斯文扫地，这使得上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面临严重的人才荒。如何为这个古老国度重新规划未来，这位总设计师将突破口瞄准了科教领域。

　　会议进行中，52岁的武汉大学化学系副教授查全性，率先对当时推行的“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十六字高校招生办法发难，建议恢复高考，一时应者甚众。8月8日，邓小平发话：当年即恢复高考，不再搞群众推荐领导批准那一套。

　　随后，根据邓小平的这一指示，教育部重开高校招生工作会议，推翻原有招生方案，规定从当年起恢复统一考试。10月下旬，这一消息正式向外发布。一道尘封11年的命运之门，再次艰难开启。

　　这使得范谊面临一个选择：参加高考，还是去当石油工人？很快，招工结果出来了，范谊被录用，成了一名地质勘探工人，他的任务是找油。

　　1977年12月，在范谊穿上工装走向巴山蜀水的同时，全国570万名年轻人从田间地头、工厂车间奔赴考场，接受那场决定他们前途的大考，通过那道“窄门”得以改变人生轨迹者共有27万人。

　　1978年，已经背着铺盖卷走遍川东矿区的范谊首次参加高考，那年他落榜了。录取比例只有5%，竞争相当激烈。次年再战，范谊考了329分，这个不错的成绩让他顺利入读四川外国语学院。

　　离开石油工人岗位时，范谊每月工资70多元，“那相当高了，但当时根本没考虑这些，没想过将来毕业能挣多少钱。”范谊说，那时上大学是每一个有一点文化基础的年轻人“天然的选择”，也是一种相当大的荣耀。

　　不再有免费的午餐

　　脱去工装，别上校徽，范谊有了一个国家干部的身份。吃的是“皇粮”，什么费用都不用交，每月还有12元的补贴，医疗也是全部免费。他记得自己牙坏了，去第三军医大学看病，到学校医务室领一张转账单即可，一分钱不掏。那时上大学是一种社会财富的占有，因此，高考的公平性是非常重要的。

　　1983年，范谊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南充师范学院（现四川师范学院），每月工资42元。“本来西南石油学院要我回去，我没有去。我不希望呆在父母眼前，想自己闯闯。”范谊说。

　　在当了两年助教之后，范谊考取了云南大学研究生，1987年毕业后回到南充师范学院。

　　1989年，范谊再次得到一个深造机会，他被当时的国家教委公派至新加坡，学了一年教育，继续着知识改变命运的努力，眼界也大为开阔。

　　就在范谊走出国门那一年，高校招生制度的一个重要变革悄然而至。当年，高校开始对所有学生实行收费，其中公费生与自费生在录取分数和收费标准两方面均差别较大，毕业就业走不同途径，是为双轨制。

　　1994年，国家再行变革，对双轨制进行并轨，即不再划分计划内招生和计划外招生，对所有考生实行统一的录取分数和收费标准。1998年，全国高校完成并轨，此后，高校学费大幅增长。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高等教育一直被赋予一项重要职能：培养国家干部。进入上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文革”造成的人才荒逐步得以缓解，随着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推进，通过高考选拔国家干部的功能逐渐淡化。当上大学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权利，变化随之出现：高等教育不再有免费的午餐。

　　1989年高校开始实行收费之时，一般高校每年学费为200元。2008年，这一数字已升至5000元至10000元不等，20年间增长25至50倍。而统计数据显示，同一时期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只增长了4倍。

　　高校收费是否过高？这个钱又该怎样收？仍是一个敏感而有争议的话题。

　　2007年底，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抛出一个观点：高校收费太低导致穷人上不起学。这名北大教授提出的解决之道是：提高收费标准，同时增加对贫困学生的补助。然而，这一观点颇受争议，被讥为“大学收费劫富济贫论”，其可行性则被认为是“痴人说梦”。

　　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从新加坡回国后开始走上教育管理岗位的范谊回忆说，上世纪90年代后期至世纪之交，他听到学生、家长对高校收费的反映比较多。这些年，随着各项救助体系的建立，已经可以基本保证不会有学生因贫困失学。

　　十年扩招

　　1993年，范谊与妻子“孔雀东南飞”，跳槽至宁波大学。虽然四川师范学院不愿放人，导致他的人事关系至今留在南充，但宁波方面为了引进范谊采取了非常灵活的办法，恢复了他的干部身份，为他重建档案。

　　在这里，范谊的视野逐渐向一个学科的建设、一系一校的管理延伸开去，他先后当选致公党中央委员、致公党浙江省委副主委、宁波市政协副主席。2003年，范谊当选十届全国人大代表。

　　1999年，一个难题摆到刚刚升任宁波大学外语学院院长的范谊面前：当年，国家决定大幅扩大高校招生，地处江南富庶之地的宁波大学，同样面临校舍、师资不足等问题。

　　当年，全国高校招生规模从1998年的108万扩大至159万，增量超过47%，录取比例则超过46%，比上年大幅提高13个百分点。新中国教育史上一个持续10年的大动作，在20世纪的最后一个年头启动。

　　据范谊介绍，1986年宁波大学由船王包玉刚捐资创建之时，确定的发展目标是到2000年，在校学生达到4000人。他于1993年跳槽过去时，宁波大学只有学生2000人，可是经过连续两年扩招，2000年，在校学生已经过万，如今这一数字是2.7万。这所省级重点大学，10年间经历了一个“突飞猛进”的发展过程。

　　教育部提供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全国1050万人报考，录取约600万，录取人数是1998的5.5倍，1977年的22倍；录取比例57%，超出1998年24个百分点，超出1977年52个百分点。

　　时至今日，我们可以说，高考这座“独木桥”，比30年前确实宽阔了许多。然而，人们对扩招的批评之声也不绝于耳：高校收费随着扩招水涨船高，贫困学生雪上加霜；大学生就业困难身价看跌，读大学越来越不划算；高校办学规模急剧膨胀的同时教学质量堪忧；大搞建设让很多高校债务缠身……

　　著名经济学家汤敏、左小蕾夫妇被认为是高校扩招的重要推手。1998年，金融危机席卷亚洲各国，受此影响，中国经济亦陷入困局，扩大内需成为最重要的自救之道。与民生休戚相关的教育、医疗、住房，都在那年启动了面向市场的改革。

　　1998年底，当时在亚洲开发银行任职的汤敏夫妇建言国务院：扩大高校招生，提高学费的同时配合大规模助学贷款，以此拉动内需。很快，他们的建议被采纳。1999年6月，高校扩招的决定正式下发。

　　因为建议高校扩招，汤敏获封一个头衔：“教育产业化之父”。富于戏剧意味的是，人们对于这个词的理解却在几年间大不相同。一开始，它像诸多“……之父”一样，像个桂冠。然而，随着大学生就业难等问题日渐显露，这名“父亲”又因扩招饱受非议。

　　而今汤敏仍是扩招政策的坚定支持者，但他同时坚决不接受“教育产业化之父”这一头衔。汤敏认为，简单地说，所有问题“都是扩招惹的祸”显然是不对的，比如大学生就业难，与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发展周期都有直接关联，也与高等教育改革滞后和学生就业观念有关，并不意味着大学生已经过剩，一个浅显的道理是，“扩招并没有‘扩’出更多的劳动人口来。”

　　一路见证了高校十年扩招的范谊认为，虽然在一些具体做法上有值得反思之处，但扩招的大方向是正确的。

　　高校扩招利弊之争恐怕还会持续一些年，但来自教育主管部门的最新表态值得注意：今后高校扩招步伐将放缓，明年扩招幅度不超过4%，后年不超过3%。

　　两名教授的困惑

　　从一些学生的网上留言看，范谊是一名在课堂上颇受欢迎的英语教授。但从教已有25年的他抱怨说，课堂上常常会觉得很苦闷：“我很愿意鼓励学生有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可是我们在课堂上很难把学生的口撬开。他们习惯于眼睛瞪得大大的，一副求知的眼光看着你，拿一个小本儿在那里使劲地记——告诉我真理吧，告诉我结论吧！”

　　范谊说，长期以来，应试教育已经使学生形成一种被动接受的学习心态、行为和方式，进入大学之后再去改造非常困难，“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的考试制度是这样的，招生制度是这样的，他们不敢偏离，也不需要偏离。”

　　另一种困惑来自一名业已退休的北大教授。怀着“让作为民族精神源泉的文化经典在孩子心上扎根”的理想，2004年和2005年，著名鲁迅研究专家钱理群在南京师大附中和北大附中、北师大附中分别开了一门选修课：鲁迅作品选读。结果却令人失望。

　　熟悉北大的人都知道，钱理群讲鲁迅，曾是燕园一景：总是被安排在最大的阶梯教室，总是人满为患一座难求。听过这门课的学生，也很少有不被这名小个子教授的激情感染的。因此，对于那些中学生而言，把这样一门课放到中学去讲，其火爆程度似乎不难想象。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开始报名、听课的学生都很多，后来却越来越少，最后始终坚持下来的，不过二三十人。这令钱理群颇为困惑。后来，一名学生告诉他：我们不是不喜欢听你的课，而是因为你的课与高考无关，我们宁愿考上北大以后再来听你的课，而不是现在。

　　钱理群不禁感叹：“应试已成为学校教育的全部目的和内容。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不仅教育者（校长、教师）以此作为评价标准，而且也成了学生、家长的自觉要求，应试教育巨大的网笼罩着中国中学校园，针插不进，水泼不进。”

　　两名教授的困惑指向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教育的本质是什么？其功能和目的何在？

　　范谊认为，教育的本质功能是培养人——培养多样化的人才，而不是选拔人——按照一个统一的标准把人分为三六九等。在这个意义上，不存在所谓公平的问题。教育的基本原则是有教无类，培养的每一个人都是教育的主人，“孔夫子培养了那么多人，从来不是按照一个模式。”

　　然而实际情况是，标准化的考试和教学模式抹杀了教育的丰富内涵和形式，“不是标准答案你就出局。”这成为教育功能向本位回归的制度性障碍。

　　2008年10月8日，教育部官员在介绍素质教育落实情况时也承认，本着“为了每一个学生的发展”的教育理念，自2001年以来，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推进已有7年，各地取得了一些宝贵经验，但“高考指挥棒”的存在使这项改革面临巨大挑战。

　　废考论引发“地震”

　　2007年春，年近知天命之年的范谊在北京引发了一场小小的“地震”：在当年的全国两会上，身为全国人大代表的他提交议案，建议废除高考，创新高校招生制度。

　　范谊称，高考的合理性是在两个历史条件制约下形成的：一是我国高等教育资源严重短缺，使得教育的公平性超越了教育的其他重要属性；二是我国高等教育的定位，以选拔精英人才和培养干部为目的，而不是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民族素质和创新能力的提高。范谊认为，如今这两个制约因素已不复存在或正在消失，已经到了必须考虑废除高考的时候。

　　按照范谊的设计，新的高校招生体制要义如下：还高校自主招生权利，增加学生自主择校机会，结合学生的学业记录、社会服务和技艺特长，用日渐完善的高中毕业会考加高校招生学术潜力考试取代高考。

　　熟悉欧美教育制度的人知道，范谊的新体制，有着诸多西方经验的影子，其实新意不多。类似的建议与呼声，在民间早有耳闻。该议案之所以一石激起千层浪，更多缘于提议者的身份和议事场合的特殊性。

　　面对废考论引发的热议，主管部门态度一贯而坚决。教育部官员一再强调：高考制度总体上是一个公平合理的好制度，有问题肯定要改，但不可轻易言废，废除高考必定天下大乱，国外的制度不一定行得通。

　　2007年10月，范谊收到了教育部对于废考议案的正式答复，一个被他笑言为“举重若轻”的答复。该答复称，“根据教育法规定，教育部有权组织全国性的教育考试。教育部认为，这句话指的就是高考，教育法不改，高考便不能废。”

　　在范谊的废考论之外，为高考开出改革药方者亦不乏其人。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建议，变一次考试为七次考试：高中三年每学期期末考试改为全省统考，这六次考试的成绩和高考成绩在升学中各占一半。

　　知名民间教育机构21世纪教育研究院也于2007年发布完整的《中国高考制度改革方案》，将改革的目标模式确定为“基础能力考试+高校自主录取”，即以全国统一的学业能力水平考试为主，辅以高中学习成绩、高中课外综合表现的多元入学评价；高校确定录取标准、进行加试或面试后自主录取。

　　在高考恢复30周年之际，人人乐谈高考改革也成了一景。不过范谊承认，诸多社会因素的制约的确使高考改革面临重重困难。南京地区以减轻学生课业负担为主旨的课改，在学生家长的压力下举步维艰，就是一个例证。

　　范谊说，虽然争议很大，批评的声音也很多，但他的思考仍将继续。他曾想就此申请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三名评审专家中，一人写了长长的评语，表示对他的废考方案完全赞同，另外两名持反对意见的专家则只写了简单几句，说他不懂国情云云，“一个大帽子就把你扣死了。”

　　在他那篇万言长文的末尾，范谊说，作为高考制度的受益者，他对高考充满感情，但“我们没有理由因为高考曾经的辉煌而牺牲我们未来的希望。”

　　“国企改革那么难，我们都做到了，高考怎么就改不了？”2008年10月15日晚，范谊在电话中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