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
亚洲区域经济合作之路
对外合作是中国30年对外开放进程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对外经济合作中，中国在亚洲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成果卓著。
围绕中国在亚洲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日前《第一财经日报》专访了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
“纸上谈兵” 酝酿亚洲次区域合作
《第一财经日报》：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对外经济合作大体经历了什么样的过程？
汤敏：最早的经济合作实际上不叫经济合作，其实就是四个特区。其核心是香港地区等地的投资，可以说是无意识的合作。后来，逐渐发展到有意识地参加甚至推动地区经济合作，比如大湄公河合作。现在当然更多了，比如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国—新西兰自由贸易区等。
合作的过程也是发展的过程。我们过去总是强调“赶超”，实际上，合作是利用比较优势发展起来的方式。
《第一财经日报》：在亚行工作期间你参与到了亚洲区域合作之中。
汤敏：前几年的工作主要是理论探讨和规划，设计区域合作的雏形。我有幸参加了次区域合作的部分早期设计和理论探讨工作，也介入了一些项目，比如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项目的实际运营工作。后来，我又回到北京成为亚行驻华代表处的一名成员，继续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运营，也参加了中亚次区域合作的具体建设项目。可以说，我有幸亲眼见证了亚洲次区域经济合作怎样逐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一个理论胚胎成长为一个真正的巨人。
《第一财经日报》：由于非经济原因，二战之后亚洲地区的整合与欧洲有一定差距，起步非常晚。你先简单谈一谈亚洲经济合作是怎样酝酿的？
汤敏：记得18年前，当时进亚行之后就成为亚行经济研究中心的一员。当时什么都没有，只有我们这么一群学者在亚行这个小天地里做规划，实际上就是“头脑风暴”。也可以说是“纸上谈兵”，因为当时确实什么都没有，我们只有在纸上做规划。后来，这些规划都一一变成了现实，这是很不可思议的。因为当时我们大家坐在一起侃大山的时候，恐怕谁也没想到，我们正在创造历史。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设想就是那时“侃”出来的。
但是，即使是理论上，一开始也并不为人们所接受。有趣的是，区域合作从来就有得到主流经济理论的支持。
从经济学理论出发，区域间合作的长处应该都能通过自由贸易、自由流通发挥出来的。在一个完全自由贸易的理想世界中是没必要进行区域间合作的。要合作就应该是全球性的合作。区域间的合作，从理论上来说是一个次优选择。不难证明，在一些情况下，合作的结果并不一定会比不合作更好。因此，长期以来主流经济学家们不赞成把世界人为地划分为区域性的几大经济区。经济学家们追求的理想是全球性的自由贸易。人们担心，过多地强调区域合作关系，可能会对贸易秩序造成新的扭曲。因此在经济理论上，除了上世纪50年代发展起来的关税同盟理论外，区域经济理论几十年来进展不大。
《第一财经日报》：后来区域经济理论的兴盛是不是多少与全球贸易自由化进展缓慢有关？
汤敏：对。主要是进入上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近十年的拉锯战，以及欧共体成功的榜样使经济学家们不得不面对现实。
《第一财经日报》：欧共体是发达国家合作成功的一个例子。不过，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在当时来看似乎并不被人看好。那么，你当时在亚行是如何参与启动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
汤敏：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欧洲、南美洲以及非洲就成立了形形色色的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和经济共同体。令人遗憾的是，除了欧共体取得了较大成效外，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组成的经济合作组织都如昙花一现，先后退出了历史舞台。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中，区域经济合作似乎与亚洲无缘。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在亚行讨论合作机制时，翻遍了文献也很难找出一个亚洲合作的成功案例来。当时唯一还能沾上区域合作边的要算是东盟。可是至90年代初，冷战产物的东盟的成绩更多表现为政治上的协调，其经济合作上的成功则是微乎其微。
可见，当时亚行在90年代初开始推动区域合作时是多么的困难。不少人认为我们是选错了领域，还不如把精力和资源花到反贫困等领域中去。我自己就听到一个国际机构的官员介绍他们在帮助非洲经济合作中的失败教训。他奉劝我们不要在发展中国家的区域合作上寄予太大的希望。现在回过头去看，我还不得不佩服当时的亚行的领导人。他们顶住了压力，找了一批人一直在这个看起来不像能成功的领域里耕耘，在十年里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当时写出的各种报告堆满了整整一屋子。包括中国政府在内的亚洲各国政府也支持亚行在这方面的工作。正是这些有远见的人们使区域合作这个冷门领域逐渐地变热，最后形成了一股潮流。
从“纸面”到现实
《第一财经日报》：“次区域合作”对很多老百姓来说并不是一个耳熟能详的概念。怎样理解“次区域合作”？
汤敏：次区域不是一个国家的整体合作，而是一些地区之间的合作。比如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就是促进湄公河流域中国、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间的经济联系，以促进这一区域经济和社会的合作与共同繁荣。同时，中国新疆与中亚的合作、南亚的次区域、图们江的次区域经济合作，都是中国正在进行的次区域合作计划。
次区域合作可能有若干好处。其中的一个好处，就是不必整个国家都参与合作，不会涉及到太多困难，推进合作也相对更为灵活顺畅。比如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中国参与的地区就主要是广西、云南两个省级行政区。
《第一财经日报》：除了理论层面以外，可以想见次区域合作还面临着许多现实的困难？
汤敏：现实的困难很多。以大湄公河流域的合作开发为例，当时相关国家还在一定程度上处于敌对状态。客观条件也很差。在很多纸上看起来可行的项目，一到实地去考察，发现都是大山和亚热带丛林，气候又潮湿，基础设施方面的基础非常薄弱。
《第一财经日报》：还有没实现的合作项目，比如克拉地峡。
汤敏：其实当时都设计了。当然，由设计变成现实，可能需要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努力。
东南亚金融危机
区域合作的催化剂
《第一财经日报》：要提到中国参与亚洲区域合作的历史，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恐怕是必须提到的事件。你当时在亚行工作，能不能描述当时的情形？
汤敏：1997年7月2日，那天我像往常一样从家里到亚行上班。中午时分，我和同事一起在亚行的食堂吃午饭，那时就听说，泰铢正在大幅度下滑。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是，出差到泰国可以省点钱了。万万没有想到，历史在这天揭开了新的一页。从这天起，始于泰国的金融风波迅速扩散到整个亚洲并波及世界，使许多亚洲国家和地区的金融系统乃至整个社会经济遭受重创。
那时，如日中天的“东亚奇迹”，几天内变成了失败的象征。亚行总部菲律宾是处在金融风暴中心的国家之一，我亲眼目睹了金融风暴对当地经济的破坏作用，只能用“惨烈”两个字来形容当时的情况。房市和股市全面崩盘。市面上一片萧条。其他的亚洲国家也一样。记得最清楚的是曼谷的交通。曼谷曾经是著名的堵车之城。金融风暴来临后，由于经济萧条，一下子把多年的顽症——交通阻塞解决了。
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惨痛教训，使亚洲的政治家和学者们认识到了合作的必要性。亚洲各国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过度依赖欧美市场和投资是造成危机的祸根之一；只有通过强化区域内部合作来增强集体抵御能力，才能避免随时可能发生的风险和危机。于是，一向对区域间经济合作敬而远之的亚洲国家以前所未有的热情积极地参与和推动了区域经济合作。
推进经济合作 开辟亚洲市场
《第一财经日报》：推动亚洲区域经济合作，中国还应该做哪些事？
汤敏：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就是防止亚洲再次出现经济危机。1997年的经济危机对于很多国家来说是惨痛的教训，很多国家一夜之间就倒退了10年。因此亚洲国家应该携起手来共同克服，我们要做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建立一个早期的预警系统，现在前期的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其实一场经济危机并不是一夜就酿成的，现在我们建立这个系统，就是希望在早期能够给各国提出警告。
第二，万一我们挡不住，那么有一个紧急救援系统，尽可能将危机损失减少到最小的范围。比如说，中日韩推动的800亿美元外汇储备资金池的问题。
第三，我们应该鼓励我们的企业走出去开辟亚洲市场，如果中国的产品在其他国家遇到不公平待遇，我们的政府可以用我们手上逆差的筹码（就像我们顺差的那些国家一样），为中国谈判出一个有利的地位，同时我们也可以很细致地研究哪些亚洲国家对中国的产品有歧视性或者有进一步发展的潜力，特别是要加强贸易谈判来扩大贸易市场，减少双输的领域。
我们的企业要走出去，首先的问题是走到什么地方，当然要走到发展最快、机遇最大的地方，最好是周边的发展中国家。
《第一财经日报》：亚洲区域经济合作对中国的意义不言而喻，亚洲区域经济合作前景如何？
汤敏：目前的经济合作已经成为了一种趋势，今年这种趋势会更加明显，虽然出于政治、民族等原因，真正的全方位区域经济合作可能还比较遥远，但相信在大趋势下，亚洲各国的经济联系会越来越紧密。
亚洲在未来的10年中，甚至是更长的一个阶段里，都将保持最快的经济发展趋势。越是经济增长快的地方，它的经济摩擦就越小，这也是中国为什么要跟亚洲合作、为什么亚洲国家之间要进行合作的重要理由。
《第一财经日报》：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一个特点，是中国的整合角色，就是中国对美欧是顺差，但是对东亚地区经济体是逆差。在这次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贸易形势在得到更多的讨论。这个格局会不会继续维持？
汤敏：亚洲开发银行前两年做了一个预测显示，中国对于亚洲其他经济体存在贸易逆差的现象，可能会长期持续下去。至少到2020年，中国的整个贸易格局还是保持这种状态，中国对欧美的巨大贸易顺差基本上与对亚洲经济体的逆差相抵消。
《第一财经日报》：金融合作是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一个子领域。你眼中的亚洲金融合作的前景如何？
汤敏：目前亚洲的金融合作也在不断稳步推进。当然亚洲进行金融合作的前提还不是很成熟，包括人们常提到的“亚元”。亚洲开发银行行长黑田东彦就是“亚元之父”，他在几年前提出了“亚元”的概念。按照他的设想，亚洲货币联盟将分五步走：集合外汇储备、发展地方货币债券市场、签署自由贸易协议、稳定亚洲货币相互汇率的过渡措施、形成货币联盟。50年前，谁都没有想到会有一个欧元的出现，由于经济学家们坚持不懈的推动才有了欧元。我相信在经济学家的推动和亚洲各方人士的努力下，很可能我们的下一代就会看到“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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