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财务模型扔出窗外?神经经济学:寻找引发金融风暴的人脑机制
人脑和电脑对市场风险的计算评估差别,会是近期次贷危机、金融风暴的罪魁祸首吗?最近,脑科学专家们提出了这一假设,并试图从神经学的角度来阐释其可能性。
《科学时报》10月12日介绍了美国和瑞士的三位科研人员一项探索人对风险的预测和反应的神经学新发现。这项得到美国和瑞士两国国家科学基金支持的研究发现,在很大程度上,人脑和财务模型对风险计算的差别可能是近期金融风波背后的罪魁祸首,这样的风波每隔10到20年就会出现一次,让金融市场和股民备受折磨。
研究人员还表示,这项发表在《神经科学杂志》上的研究成果将最终帮助金融界开发更可靠的市场活动预测模型。该项研究所在的领域被称为神经经济学,是应用神经科学技术来确定经济决策的神经机制的跨学科新兴领域,已包括有美洲、欧洲以及亚洲等各方面参与讨论。
北京师范大学前校长、系统科学专家方福康教授对本报说,神经经济学正在起步,学术观点还很不同。但神经功能的引入,将对经济学的若干基本原理进行重新的思考与改变,例如偏好、理想预期、博弈过程、优化机制等。
“把财务模型扔出窗外”
上述研究项目负责人、洛桑联邦理工学院教授Peter Bossaerts在回复给本报的电子邮件中介绍说,这个研究是关于人类如何学习并评定风险的。
Bossaerts教授说,对于有效的学习风险评估,你需要知道“风险预报也会出错”:也就是实际风险和预测风险之间存在差别。知道这个差别,就会提高你的风险预知能力;否则,就会减低。
研究发现,人脑在计算风险时不仅考虑过去的判断失误,它的内在算式还对许多财务模型不能预测的稀有事项更敏感。研究人员还注意到人的情绪在财务模型出错时所起的作用。
Bossaerts表示:“如果建有合适的模型,被金融领域某些人标为‘无法预测’的事件都会在可控范围内。目前的次贷危机,实际上也是可以预测的。但通常的情况是:一旦市场出现状况,人们就关掉电脑,把这些模型扔出窗外。”
Bossaerts解释说:"财务模型可能很好,它们却不能给出没有风险的预测。"在Bossaerts看来,传统模型失误系数有可能非常高。问题的症结在于发现人脑用于评估风险的算法。科研人员将能以此为基础对现有财务模型进行改造,来弥补缺陷。
近10年,英、美和日本领尖学府中像Bossaerts这样的科研人员已在神经科学、风险和金融市场之间建立了重要的跨学科桥梁。经过5年研究,Bossaerts等人在构建对情绪来源的研究时发现,人对风险的反应在很大程度上由岛叶皮质(insula cortex)的活动决定,而过去很少有针对该领域的研究。
引起科学家们特殊兴趣的是岛叶皮质前端的初期活化作用,他们通过利用功能映射,发现了大脑中被称为前扣带皮质(anterior cortex)的这一部分。研究人员相信,证券交易所不断上演的那种类似幸福感的情绪是与风险的不合理低估相连的。
“迈向脑科学的决策科学”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社会与经济行为研究中心主任李纾把神经经济学称为“迈向脑科学的决策科学”。
李纾介绍说,决策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也是心理学乃至神经科学研究的热点之一。经济学传统上认为,决策最大化是理性的、自我利益驱动的、非情绪化的,而心理学思想扩展了经济行为的模型,并严肃地质疑了经济学的理性决策假设。
方福康教授说,在神经经济学的研究上,世界各研究群体围绕基本问题都会有自己的特定领域,目前的共识主要有两点:
其一,神经功能的引入,将对经济学的若干基本原理进行重新的思考与改变,例如偏好、理想预期、博弈过程、优化机制等。这些都是目前的经济学理论的基本点。这些看法以前都是理想的,而在神经经济学中这些理想的假定将出现改变,因而经济学的理论及应用将会出现实质性变化。
其二,经济学本身的一些重要领域和内容,也对神经系统机制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案例,例如决策过程、信息传递与转化等。其理由是神经系统与经济系统都属于自适应系统的范畴,即在外界环境的影响下,如何适应环境变化,将达到系统优化结果。
方福康教授在看完论文全文后对本报解释说,Bossaerts等教授的此项研究是一个讨论决策(decision making)和风险预测(risk prediction)的模型。“这一类的工作当然是有意思的,但是目前在神经系统中间所做的决策模型其实是十分初步的。”方福康教授举例说,耶鲁大学汪晓京教授10月17日在北师大作的报告中间谈到了决策的模型,并且与实验做了很好的比较。汪晓京谈到的实验比Bossaerts等教授的实验做得更深入、真正达到了神经数据的阶段。
方福康教授表示:“决策模型应该都在神经网络上做得更为深入,但目前也只到这个程度。所以,Bossaerts的工作要做到风险预测并且预测误差的深度,还需要更多的讨论才能被人承认。”
“太复杂的问题”
而对于把近期金融风暴归结于人脑评估风险的算法与财务模型算法的差距,方福康教授认为“这种观点还需要考查”。他解释说,因为金融危机是“太复杂的问题”,涉及宏观经济中实体经济与金融系统的协调,也涉及金融衍生产品的合理发放和管理,人们对于风险的考量也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把它作为一个症结的问题单独强调出来,需要论证。
他举例说:1997年当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年终报告中就指出,IMF逐月检查世界各国的经济,没有发现泰国经济出现严重的问题,而且按照IMF的计算与评估体系,今后也不会发现类似的问题。但金融危机还是爆发了,“这说明我们的理论框架出现了问题”。
另一案例是:冰岛目前的金融发现了危机,而与冰岛同属北欧国家的瑞典却相对比较好。这是因为瑞典的经济学家在10年前就注意到了衍生金融工具需要进行管理和控制,他们(例如Ake Andersson)提出衍生金融工具的金额不能超过实体经济的太多,由此建立了专门的监控金融的机构,所以目前的金融形势相对缓和。
“金融风险的形成有更复杂更系统的原因。”方福康教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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