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危机是最大的经济危机

　　　近来，从两房危机、雷曼破产、美林被收购到中国的三鹿事件，无论是全球还是中国，正经历着一场场突发性的飓风，令人招架不住。而这些事件的背后却揭示出全球信用体系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这一深刻的现实。

　　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信用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转的基石，信用缺失对一国经济的影响将是十分巨大的，甚至是灾难性的。

　　产品提供的是生命成长的“乳汁”，由于不重诚信，缺乏责任变成了害人的“毒汁”。产品质量是企业信用的底线，对于金融企业而言更是如此。本次美国次贷危机的形成和恶化，不仅是金融意义上的“信用危机”，也是道德意义上的“信用危机”。金融领域从来就不可避免地存在巨大的“金融道德风险”。

　　首先，房贷机构缺信。两房拥有国家信用担保下的特权。应该说，准政府机构的金字招牌使公司获得了无限的发债权，且融资成本大大低于私营机构。当“两房”进行的直接和间接融资在整个住房融资体系中举足轻重的时候，自然也产生了较高的、非均衡的市场集中风险。

　　其次，投资银行缺信。投资银行等机构将次贷产品进行层层分解和打包，将本来是高风险的产品，包装成精美的证券化产品，推销给普通投资者。

　　再次，评级机构缺信。评级机构将风险极高的垃圾房屋债券，评级为高等级的优质债券，使得普通投资者对该类产品产生乐观预期和非理性追捧。

　　最后，联邦政府缺信。国家信用是金融体制的最后依托。联邦政府多年来对于两房疏于监管，无形中纵容了风险的不断膨胀，而事发后又将“风险社会化”，其所触犯的“道德风险”则从价值层面上对国家信用造成严重冲击。金融危机的历史经验表明，国家信用是建立在金融稳定的基础之上的，一旦遭遇金融风暴，很有可能连国家信用一起毁掉。

　　信用因华尔街的假账而动摇，对财富创造的信仰因CEO的贪婪而堕落。从本质上来讲，次贷危机的根源就是金融企业不顾触犯金融道德风险，非理性放大金融杠杆，令金融风险无限积聚，使泡沫破裂的灾难性后果超出了金融体系所能承受的临界点，进而引发银行危机、信用违约危机、债务危机、美元危机等一系列连锁反应，而这一系列危机的背后凸显的则是美国出现了整体性的信用垮塌。

　　第一波银行危机。信用链条的断裂使更多金融（银行）机构濒临危机边缘。随着贝尔斯登和雷曼宣布破产、美林被并购，华盛顿互助银行（WM），美国国际（ AIG）等金融机构日益恶化的财务问题也将对金融市场造成沉重打击，瘫痪整个银行体系。

　　第二波市场危机。还将引发代表未来预期的信用衍生产品市场。作为为固定收益资产提供一种保险形式，信用违约互换(CDS)的违约危机，将带来交易商如何解除价值巨额美元的合约问题。当前信用违约掉期市场交易的62万亿美元的规模，也将整个世界金融市场暴露在一个前所未有和无法估量的系统性风险之下。

　　第三波赤字危机。政府买单将造成巨额财政赤字。之前有预计2008年美国周期性调整后的预算赤字为4070亿美元，约占GDP 的5.4%，而随着接管两房2000亿美元的财政注资以及联邦政府将在公开市场收购“两房”发行的按揭抵押证券的巨额亏空（如按最终损失率5％来计算，接管两房的债券损失在2500亿至3000亿美元之间）,美国联邦政府账面上的债务和国债负担将大幅上升，导致经济恶化。

　　第四波美元危机。美元霸权地位颠覆或陷美元危机。美国金融动荡以及实体经济恶化的风险将导致世界范围内对美国金融产品的大量抛售和美元下跌，由于美元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和全球贸易的70％以美元结算的客观现实，如果各国减持美元资产或资本逃离可能引发美元危机，当前拉美一些国家“去美元化”的倾向就很明显。

　　第五波全球性债务危机。随着两房（抵押担保业务）接管、雷曼（资产证券化业务）倒下、AIG（对冲基金业务）濒临危机，美国房地产债券市场欠下了巨额负债，不仅会给抵押贷款市场的前景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也将使世界各国持有美国国债遭受抛压，继而引发一场全球性债务危机。

　　危机考验了我们，也警示了我们。从国际金融发展的历史看，此次次贷危机表明其背后世界经济深层因素正发生悄然变化。危机发生后，人们总要问责于监管。监管只是被动的约束，终有“漏网之鱼”，他律不如自律，只有在制度设计、政策制定、机制构建等方面将信用建设摆在首要位置上，坚持经济发展与社会责任相统一，通过严格的法律体系和惩戒机制，构建以企业信用、个人信用为核心，社会信用为基础，政府信用为保障的国家信用体系建设，才能远离风险与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