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仿佛又一次重演。
2007年，中国连续8年经济高增长后，和世界一起遭遇了次贷危机。10年前，同样是在经济高增长的年代，中国和亚洲各国共同经历了东南亚金融危机。
随着次贷危机逐步升级为金融危机，全世界迎来救经济大潮，中国也不例外，开启了10年后的新一轮刺激经济政策。
10月17日，温家宝在部署四季度经济工作中指出，要尽快出台有针对性的财税、信贷、外贸等政策，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这一部署得到了各部委的积极响应，一系列政策如电光火石般出台。20日，发改委宣布国家将提高2009年粮食最低收购价和增加对种粮农民的补贴；21日，财政部和国税总局宣布，调高部分劳动密集型和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商品的出口退税率；22日，财政部和国税总局宣布降低住房交易税费，央行宣布下调公积金贷款利率和扩大住房商业贷款利率的下限。
《中国改革》杂志学术顾问武建东直言：“以史为鉴，若能从市场的需求出发来制定政策，中国度过这轮经济危机没有问题，甚至可能在这轮危机之后成为与美、欧盟同样重要的世界经济体。”
新刺激更偏重内需
过早、过快的金融自由化被认为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
1997年7月2日，“亚洲三小虎”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这被认为是东南亚金融风暴的标志性事件。随后，风暴迅速蔓延至亚洲各国。直到1999年7月，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尼等几个重创国GDP出现正增长，这场20世纪末的金融风暴才得以平息。
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东南亚的这些国家大多都处于“少年期”：内部相关体制不健全，市场经济发展不成熟，但是却又急需实现经济的高增长，为吸引外资降低引资要求，而当时缺乏足够的外汇储备，外资大规模撤离，本国货币迅速贬值，即刻酿成金融危机。
由于当时中国拥有高额的外汇储备，并且对资本账户实行管制，因此与其他金融自由化相对较高的新兴市场相比，中国的金融市场不容易受到国际资本的攻击。但是，1997年和1998年中国经济增速仍出现大幅下滑，GDP增速分别降至8.8%和7.8%。
美国、欧洲这些世界经济主导国并没有受到这次金融危机的直接影响，毕竟这只是发生在新兴市场的一次“经济骚动”。然而，10年后，由美国引发的这一场金融海啸，却让整个世界都为之颤抖。它就像一场瘟疫，迅速扩散到世界上每一个经济体，从房地产市场、抵押贷款市场到金融市场，最后拖累实体经济。
华尔街的金融海啸也席卷了中国，在高速增长了8年之后，中国经济在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加速下滑。国家统计局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GDP同比增长9.9%，增速同比回落2.3个百分点，其中，第三季度经济增速仅为9%。悲观的学者认为明年的经济增长率甚至会跌破8%。
“中国今时今日的GDP规模与上一轮金融危机时相比，已不是同级别，这就决定了中国采取的刺激经济政策与1998年相比，重复是可能的，完全一样则不可能，经济政策调整的方向应该是由外转内。”《中国改革》杂志学术顾问武建东告诉记者。他认为，1997年的GDP为7.5万亿元，而10年后，去年中国的GDP达到25万亿元，GDP相当于当时的3倍，如果按照10%的增长率来计算，今年GDP增长额将为2.5万亿元，而这仅仅靠投资和外需拉动是不够的。
投资：
房地产角色有变
1997年，改革开放20年，中国以大国的姿态应对了东南亚金融危机。1998年，朱镕基总理在两会上表态“人民币不贬值，中国经济保8”。力保人民币不贬值，事实上是针对当时气焰嚣张的国际对冲基金。
受金融危机影响，当时中国的出口增长率出现了下滑，再加之1998年长江流域遭遇了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消费需求不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采取自救措施，将经济增长压在了固定资产投资上，而实现途径则是开放房地产市场。
7月，实行了40余年的实物分配福利房被住房分配货币化取代。随后，国务院要求“加快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住房供应体系。”央行也推出配套措施，允许商业银行开展住房按揭贷款服务，并且安排了1000亿元的住房贷款指导性计划。
由于房地产业有着广泛的关联度，特别对钢铁、水泥等资源性行业有很大的带动性，因而也拉动了经济的快速复苏。数据显示，在地产业的带动下，1998年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由1997年的18791亿元蹿升至21102亿元。2000年，中国经济增长率恢复到8.4%。
然而，在经历了10年的高速发展后，房地产由当年的快速发展升级为近两年的资产泡沫。今年8月，中国平均房价(专题)比1月时的顶峰仅下降4%，但成交量同比下降了42%，这是10年以来最大跌幅。最新公布的国房景气指数显示，该数据已连续10个月环比回落，并且出现负增长。有报告预测，房地产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将由今年的20%降至2009年的5%，估计这将直接拉低GDP增速1.3个百分点。
一切的数据似乎都在为房地产行业呼救，不过从第四季度经济工作会议的十条部署来看，这一轮经济调整中，房地产行业未必会再得到上一次的绝对VIP待遇。
在被外界认为能表明明年中国经济方向的第四季度经济工作会议上，政府并没有像1998年那样，对房地产行业实行赤裸裸的扶持，反而是把扶持的重心放在消费这一端：“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规模，降低住房交易税费，支持居民购房”。10月22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宣布对个人住房交易环节的税收政策作出调整,降低住房交易税费。
《财经》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认为，降低住房交易税费，实际上主要是针对中低收入家庭，因此更具有保障意味，或者说更像是一项刺激消费的政策。
而武建东则表示，房地产行业经过10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一个对资金尤其是信贷依赖度很高的行业，但是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银行对信贷投放谨慎，且未必有能力承担房地产行业所需要的信贷规模，因此在这轮经济调整中，房地产行业受到政府的直接扶持远不及上一次。武建东说：“大型基建的投入将迅速修补房地产市场造成的转型压力，接替上游产业的换位运转，这对二、三产业稳定发展起到直接的刺激作用，并势必对经济增长产生大体量刺激。”
历史总是惊人相似。上一次金融危机，除了开放房地产市场外，当时增加投资，刺激总需求的措施还有增加政府支出，也就是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主要包括高速公路、机场、水利工程等。为此国务院每年增发1000亿元国债。
翻看国务院第四季度经济工作会议的十条经济工作部署，竟也可寻到10年前同样的政策踪影。10月2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核准了一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包括公路、机场、核电站、抽水蓄能电站等，并决定加快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建设进度。
沈明高告诉记者，这一次国家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将会放在水利方面，尤其是加快南水北调工程，“南水北调工程国家投入了5000亿，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推动经济，尤其对因房地产市场低迷导致产能过剩、库存增加的水泥、钢铁等资源性行业有利。”
历史经验可证，由国家主导的政府投资能最快地起到复苏经济的作用，国家在对待固定资产投资上的态度，从年初时的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到现在的鼓励投资，这也足以体现出国家希望在短时间内保证经济下滑不显著的用意。
但是沈明高认为，高密度地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有可能会导致产能过剩，“尽管大型基建在上一次金融危机中对经济复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还得益于中国2001年加入WTO后，外国直接投资增大减除了产能过剩的隐患。
出口：
保增长更是保就业
作为一个长期以来以出口为发展导向的国家，出口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突出。10年来，出口对GDP贡献率一直保持在20%以上。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由于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导致出口出现下滑，但政府通过各项政策刺激出口，自1998年起，出口总额稳步增长。
然而，沈明高告诉记者，这次金融海啸，美国、欧洲、日本等这些中国商品出口大国受到重创，并且经济衰退已成定局，这将影响中国的出口。数据显示，美国、欧洲和日本占据中国出口的60%，作为第二大出口地的美国经济下降1个百分点，将带动中国经济下降1.5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宏观数据显示，前三季度货物和服务的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2.5%,比去年同期下降8.9个百分点,拉动经济增长1.2个百分点,同比下降1.2个百分点。
因此，在第四季度经济工作会议上，国务院提出的十条工作意见中，仍然包括保持进出口稳定增长，主要的措施针对今年来“受伤”最重的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
在会议结束后仅四天，财政部宣布从11月1日起，将部分纺织品、服装、玩具出口退税率由原先的13%提高到14%，这次调整共涉及3486项商品，大约占海关税则中全部商品总数的25.8%，而这距离上一次8月份上调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才3个月。
沈明高认为，出口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尽管受到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出口退税上调短期内未必能对经济拉动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这仍然是保增长的重要举措。
一些业内人士也看到了在外需大幅放缓的背景下，上调出口退税对于企业增加利润的正面作用是有限的。国家上调出口退税，中国企业的出口商品反而缺少了议价空间，由于国外市场外需减弱，进口商必然会压低商品价格，这实际上也间接抵消了国家上调出口退税给中国企业预留的那部分利润。
事实上，在经济下滑的形势下，上调出口退税在缓解出口增速减缓步伐的同时，更重要的作用被认为是保就业。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行情股吧)司数据显示，全国上半年共有6.7万家中小企业破产，其中1万余家企业是以出口为主的纺织企业，这些企业的倒闭导致2000万工人被解聘。
武建东向记者表示，“出口退税的上调，表面上看国家吃亏了，实际上国家财政仍然有回报。”他分析指出，上调出口退税，企业的成本得到一定缓解，生产量会相应增加，这样国家可通过税收的方式获得回报，更重要的是保证整个经济的正常运转。
消费：
将增长转向内部
在武建东看来，这次经济大调整与1997年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国家将会把经济发展重心转向内部。
事实上，从十七届三中全会加大农民实现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形式，到加快医改进程，再到第四季度经济工作会议上的多条惠民部署，都不难看出在应对这轮金融危机中，国家将经济增长由之前依赖出口转向国内市场。
10月20日，发改委宣布大幅度提高明年生产的小麦及稻谷的最低收购价格，国家给出如此明确的政策预期，以及迅速落实相关政策，这在近10年来并不多见，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政府扩大内需，开拓农村市场的决心。
沈明高告诉记者，如果经济放缓持续，政府有可能再次采取积极财政政策，但如果不能配合消费增长，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将会受到很大的限制。因此，未来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很可能将是消费导向的。他认为，刺激消费的重点包括：扩大医保范围，构建农村医疗网络；增加对经济适用房建设的投资；放开粮价，加大对城镇中低收入人群的补贴；面向中等收入家庭减税，创新国内消费市场。
武建东坦言，“中国目前的本外币储蓄高达40万亿，而以往70%用于投资，这种"取之于民，用之于国"的做法应该改变，只有将经济增长的主要成果回馈国民，才能保持国内经济稳定。”
近1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迅速，但是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却没有实现匹配的增长。尤其是在今年，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8年上半年城镇家庭居民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14.8%，与去年同期相比回落0.6个百分点。
尽管三季度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17%左右，高于二季度15%的实际增速，但随着居民实际收入增速明显放缓与股市财富效应的减少，消费高增长难以持续。
和沈明高一样，武建东也认为直接增加居民收入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近一两年企业的利润不支持居民工资的上涨，那么要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最直接的措施就是减税，其中包括给企业和居民一起减税。如明年初在全国推出增值税的全面转型，上调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等。
曾接受过记者采访的多位农村问题专家表示，农村是国家实现经济增长的一个大市场，但是要让农民能放心地把储蓄拿出来消费的前提则是要完善社会保障措施，在农村实现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
此外，武建东还表示，加大虚拟经济，能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更多资金；加快创新产业扩张，实现要素市场的商品化，这些都可以扩大内需，刺激国内消费。
除了在投资、消费和出口上作出相应的对策外，货币政策的彻底松动也已成为共识。武建东说，和上一次金融危机一样，这轮经济调整货币政策和信贷政策同样也会做出相应的调整，但是“调整要市场说了算，应该是市场决定战略”。
目前M1（狭义货币）增速已经回落到10以下的历史低点，随着热钱开始流出，国内将面临的不是流动性过剩，而是货币紧缩，银监会也认为有通缩的风险。为了避免货币增速过快回落，贷款额度放松将势在必行。最明显的迹象则是，在不到2个月内，央行两次宣布降息，这在近几年来是极为罕见的。
另据媒体报道，10月20日央行内部会议已决定，涉及农业贷款、小企业贷款、灾后重建等三项贷款增量的同比多增部分，不计入今年贷款规模控制范围。此外，明年各银行将自行申报信贷计划，央行不作具体的窗口指导，但要求信贷增加适当。
武建东认为，中国具有干预经济和大规模刺激经济的能力，从上一次的金融危机甚至是3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可得出，中国拥有世界其他国际不具备的干预经济能力是保证经济增长的秘诀。“但在这轮经济危机中，中国政府应该意识到政策的制定是要看市场的，国内市场决定中央战略，而不是领导意志决定市场战略。”
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认为，从中国财政、银行、企业、住户等各部门的基本情况看，目前所出现的困难局面应该是短期性的。如果财政货币政策操作得当，并配合必要的解冻房地产市场的政策，中国经济完全可能在明年下半年出现反弹，重回正轨。
(责任编辑：马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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