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股权投资市场“危”“机”并现

　　金融危机的传染性在这场百年未遇的金融风暴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在这场危机的大潮中，美国式的金融体系和金融模式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包括直接投资在内的投资银行多元化业务模式给金融市场带来的“危”、“机”得到了更多的关注。

　　在业内人士的眼中，当前全球的金融危机对国内金融市场影响有限，而这场危机以后有望使全球金融资源进行再分配，同时，中国仍是全球经济活力最强的国家，因此，当前，包括股权市场在内的中国金融市场既需要防止危机的波及，更需要做迎接下一发展期的准备。

　　股权市场难一枝独秀？

　　就美国而言，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却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华兴资本CEO包凡认为，次贷危机将对房地产市场产生影响，而房地产市场的繁荣本身就是美国最近几年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因素，因此，房地产市场不景气将直接影响到美国实体经济。而由于房地产市场的低迷，可能会进一步影响到美国的制造业和消费等方面。

　　业内专家认为，由于美国经济的火车头效应，美国经济出现下滑将会影响到其他国家。比如，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的直接影响将首先反映在进出口方面。进一步，可能会影响到中国的消费，因此，可能间接影响到经济增速。同样，也会影响到其他国家。

　　经济下滑的一个显著的结果就是经济的活跃程度有所下降，对于帮助实体经济进行融资、并购、重组、上市等工作的投行、PE等机构自然也会受到影响。

　　以今年国内市场为例，股指的持续下跌，使得拟上市企业“排队”现象日趋明显，而上市公司再融资也难以得到市场认同。

　　Asia Alternatives Management LLC 联合创始人、董事总经理Rebecca Xu认为，当前资本市场的状况使得企业上市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据估计，最少要有6-12个月的推后，因此，会对很多PE基金产生影响；同时，一些PE基金去年高估值下进行投资的基金，在过去12个月里花高价买下企业的股份到今天来看，陷入很大的困境。

　　股权市场机遇期迫近？

　　首先，估值的下降使得PE进入了一个“合理估值”的区间。包凡认为，前几年市场上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泡沫，但随着市场估值的下降，现在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入市时机。当前，国内外资本市场都处于低潮，但包凡却认为，市场低潮期，私募市场要比公募市场好，特别是在熊市的时候，市场的机会更多地在寻找潜在的项目，挖掘项目的潜力。

　　“比如说，当前雷曼兄弟在国内外的项目，都需要继续下去，而这些项目需要进一步补充资金，从这个角度看，对其他投行和私募机构都是比较好的机会。”包凡说，在目前的阶段，市场估值，项目供求关系等方面都对买方比较有利，市场从牛市中那种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

　　其次，美国金融危机对外资投行在国内产生的影响会比较大，而对国内的新型投行反而是一个机会。包凡认为，一方面，客户对大投行的风险会有新的认识，而在选择合作伙伴时将会更多注重服务的品质；另一方面，华尔街投行的变故对新型投行来说，也将是一个吸引人才的良机。

　　第三，当前的金融危机，使得国内PE机构获得了暂时的“优势”。国际资本的主导一直是中国股权投资市场的一大特色。不少专家认为，在股权投资市场中，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维持“七三开”的格局，即，外资占比超过七成。

　　而这场危机将深刻地改变这种局面，至少，国际资本不会像以往一样在中国股权市场上突飞猛进，而国内资本也将获得一些喘息的机会。

　　基础制度环境和监管均会改变

　　业内专家还认为，美国政府可能会加强对投行业的监管，特别是对投行从事自营业务，以及衍生品业务会加强监管。

　　此前，美国对投行业务的监管比较松，一般认为，投行的业务是机构与机构之间的交易，而不会影响到普通居民。但这次次贷危机使美国政府看到，投行业务，特别是自营业务和衍生业务已经涉及到普通的居民，也就是说，即使这些成熟机构投资者之间的交易，在出现超过其自身风险承受力的情况下，最终也是需要政府埋单，或者说是需要纳税人来最终承担的。而这些风险，机构往往很难识别，对于资本金额相对较小的投行，也很难承担。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当前，美国正掀起一场对会计计量、评估方式等制度进行改革的浪潮。次贷危机爆发以后，以市场为计量（Mark to Market）的会计准则就备受金融的攻击。许多银行抱怨这样的会计处理导致了与抵押有关的证券资产减记了几十亿美元，在某种程度上加剧或放大了金融危机。据悉，美国银行家协会已经提出，会计规则的改变将会是明年监管体制改革的一部分。

　　另外，对于评级在次贷危机中产生的推波助澜的效果，目前也正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评级机构和评级制度的改革也受到更多的关注。

　　这些改革将深刻地改变投资机构对标的物的评价方式和评价标准，因此，也将对股权投资市场产生影响。就中国而言，虽然中国的财务报告体系已日渐与国际趋同，但关于公允价值、投资性房地产等准则的运用仍十分谨慎，国际准则如果发生比较大的变化，中国的一些基础性评估制度和评估方式也必将随之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