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梅建平 “中国大规模走出去正当其时”

　　“诸葛亮”永远是稀缺资源。

　　对美国金融海啸做出准确预期、精确估算其冲击力的经济学家确不多见，但是，研究如何应对金融海啸，依然非常重要。

　　在美国金融海啸的冲击之下，全球实体金融领域，宛若惊弓之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有大水漫过。

　　金融领域的专家学者，却迎来了非常繁忙的时节——忙着研究金融海啸，忙着为政府、为金融机构出谋划策。学者们学派繁多，立场不同，出发点各异，于是，大家“开出的药方”也是名目繁多，非常庞杂，其中也不乏观点相对。

　　譬如，就中国现在是否应该赴美抄底的问题，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在10月26日接受媒体采访时强调“现在不是资本赴美时机”。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长江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特聘教授、沃顿金融机构中心学者梅建平身兼多重身份。他在近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我认为这种时候正是中国应该考虑大规模走出去的时候，而不应该像“九斤老太”一样，捂着自己的钱袋子。

　　关于中国是否应该拿2万亿资本去美国救市，林毅夫认为因为中国2万亿外汇储备不都是美元现钞，而大部分购买了美国的国债，中国抛汇救市，可能引发另一场危机。

　　而就在10月25日，华尔街著名华人投资专家江平对媒体公开表示：“现在是中国卖出美国国债的好机会。”

　　梅建平的观点则是：“中国作为全球经济体中重要的一员，而且是过去30年来一直从国际经济一体化中受益的一员，应该承担起大国的责任。”

　　孰对孰错呢？或许时间会给出答案，或许时间也不能作答。

　　没有底，只有更低？

　　《21世纪》：美国金融海啸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是否见底，有人认为目前难以预料，有人觉得美国经济还没到最黑暗的时候，大家莫衷一是，您的观点是什么？

　　梅建平：从实体经济层面来说，我认为美国经济还没有见底。

　　支持我做出如此论断，主要是因为这次金融海啸目前对实体经济还没有产生（但应该产生）特别大的影响。因为次贷危机开始以后，美国政府通过减税，后通过降息，实际上部分地缓解了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

　　再有，美国经济的增长速度虽然在急剧下降，但并没有停止，只不过是增长速度下滑。

　　我认为此次金融海啸，应是美国1974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其严重程度可以和1979年、1980年的金融危机相比。

　　我认为美国经济很有可能会到2010年见底。

　　《21世纪》：那您预判此次危机对于美国的实体经济将产生怎样的冲击？

　　梅建平：对美国经济来说，房地产市场主要在两个方面产生比较重要的影响。一是融资效应。相当大一部分美国居民用已经升值的房地产去做抵押，再重新贷出款来进行消费。随着房地产市场的疲软，这种再融资能力受到非常大的限制。二就是财富效应，美国居民因为房价下降，自己也感到没有以前那么富有，因此间接对其消费产生负面影响。再有就是由于房地产市场疲弱，使得美国的建筑行业不景气。

　　过去十年，美国居民和美国政府过的都是寅吃卯粮的日子。现在看来，美国居民的消费贷款和美国政府的一些支出必须要降下来。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美国居民消费占整个GDP的总额70%左右。假设居民减少消费总额的5%，就意味着美国GDP要下降3.5个百分点，足以将美国经济打入箫条。

　　我想美国金融海啸对美国经济的影响至少持续一两年。目前，我们看到的是美国金融企业出现大规模的亏损，下一轮会看到美国更多的实体经济，包括汽车行业、耐用消费品等其他的行业，都会出现销售大幅下降，企业业绩出现亏损。我想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从一些上市公司的股价反映出来。美国公司股票最近出现大跌，部分原因就是市场预期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可能会出现比较大的恶化。

　　《21世纪》：现在，很多人把此次金融危机与1929年、1930年的危机相提并论，认为此次金融海啸破坏力之大、波及面之广，为近70年来之最。

　　梅建平：我认为这可能是对世界金融史和对世界经济史的一种误读。

　　上个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美国和欧洲普遍经济下降幅度达到30%，失业率达到了25%以上。而且1929年、1930年的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很严重，那次经济箫条持续了十年之久。

　　我估计这次危机持续时间差不多两年左右。为什么我如此乐观呢？是因为危机爆发后，美国和欧洲的监管机构和政府出手迅速，行动果断，采取了强有力的干预。

　　此次金融海啸与1929年的经济危机相比，流动性相当充足。此次金融海啸并没有让整个的银行体系崩溃。实际上，欧洲各国政府和美国政府这么大的力度来救市，就是千方百计地避免银行系统出现全面崩溃。

　　我认为只要银行系统不出现全面崩溃，只要居民感觉到他们存到银行里的钱，存在退休基金账户里的钱还是安全的，他们就不会像1929年那样突然之间出现恐慌性停止消费。我认为恐慌性停止消费是上个世纪30年代大萧条很重要的原因。

　　这一次的金融海啸虽然不会出现上述类似情况，但实体经济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恢复，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政府一贯的赤字运转，还有美国老百姓一直以来的过度消费。要使美国经济的情况好转起来，这两个主要的实体需要减轻负债额度。

　　《21世纪》：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已经令美国最为知名的四大投资银行从此消失，十多家银行倒闭，现在大家普遍担心，美国会不会出现大面积的信用违约问题。

　　梅建平：我想现在已有一些苗头。

　　由次贷产生的金融危机至此，已经有四、五只鞋掉下来了，是不是还会有大的鞋子会掉下来？这可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现在还有一只鞋子——美国的信用卡贷款。美国居民习惯超前消费，经常一人拥有多张信用卡，这部分消费信贷的数额也是蛮大的。

　　其实这并不是一个新闻。

　　现在已有迹象表明，美国的信用卡公司已经在提高信用卡贷款利息。如果这只鞋掉下来，美国经济就会再受冲击。但我认为这可能不会产生极端的困难。

　　还有一只鞋子估计就是金融衍生品市场。据有关统计数据显示，整个衍生品市场有几百万亿美元规模。但金融衍生品市场透明度不是很高，具体规模很难得到确切数据。大量对冲基金的被迫清盘可能是另一只鞋子。

　　美国救市国债，谁来埋单？

　　《21世纪》：刚才您谈到美国用那么多的财政资金来救市，而美国财政赤字持续多年，美国国民又100%负债，那么美国发行的救市新国债卖给谁？

　　梅建平：美国国债发出去，总会有人买，只要定价足够便宜，利息足够高，倒不一定是中国人去买，或者日本人去买。

　　《21世纪》：据有关数据统计，中国近2万亿的外汇储备中，已经有大约1万多亿买了美国的国债和企业债。有观点认为“美国绑架了中国”。也就是说，如果中国不参与美国救市，那么首先中国拥有的美元资产会大幅度贬值，更可怕的是如果美国大面积违约，中国的这些美元债券投资灰飞烟灭。

　　梅建平：我认为“美国绑架了中国”这种说法并不是很准确。

　　中国有句古话——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从美国的国家利益来说，那么多的金融企业倒闭对它来说也是一件非常痛心的事。

　　中国作为全球经济体中重要的一员，而且是过去30年来一直从国际经济一体化中受益的一员，应该承担起大国责任。

　　但那么多美元债务、美元资产贬值，中国应该怎么办？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美国金融危机对我们敲响了警钟。

　　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当中这么重要的一员，第二大出口国，第三大经济体，原来采用的重商主义贸易政策是不可能持续的。

　　我认为现在应该考虑人民币资本项下可兑换和浮动汇率问题。

　　实现人民币资本项下

　　可自由兑换的最佳时间

　　《21世纪》：如果人民币实现资本项下可自由兑换，对中国居民有什么样的影响？

　　梅建平：如果人民币实现资本项下可自由兑换，中国2万亿的外汇储备贬值问题，完全可以通过人民币的升值，得到全世界的承认；可以通过换成美元到美国进行消费，或者购买消费品，来实现它的劳动所获。也可以用较低的价格购买能源与原材料。

　　《21世纪》：您认为现在是推动人民币资本项下实现可自由兑换的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梅建平：我认为推行人民币资本项下实现可自由兑换已经基本具备条件，而且在人民币被低估时推动比币值被高估时推动风险可控。

　　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中国有那么多的外汇储备，实际上具备了抗风险的能力。但人民币实现可自由兑换，要有步骤的来进行。

　　我比较担心的是，现在国内金融企业对人民币成为一个国际可兑换货币，怎样进行运作还没有研究，因此需要逐步开放。但是我认为这个开放过程完全可以加快速度，是否可以有一个3-5年的目标，然后实现有步骤逐渐的开放。

　　2万亿外汇储备的出路

　　《21世纪》：您认为中国2万亿的外汇储备的出路在哪里？

　　梅建平：重新配置2万亿外汇储备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不是要把那么多的钱都放在美国的国债，或者是美国的企业债、金融债？我认为华尔街金融危机给中国创造了一个非常难得的长期投资的机会。

　　2万亿外汇储备，需要几千亿放在流动性很高的资产上，比如短期美国国债。但我认为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可以作为长期投资，如可以购买美国蓝筹股企业的股票，还可以购买一些所谓战略性物资，比如中国一直想建立一个石油战略储备，目前石油价格在持续下降，我认为当前是建立石油、天然气等重要战略物资储备一个很好的时机。

　　目前国内舆论界对中投，还有一些其他的投资公司的批评，有一小部分可能是正确的，但是大部分批评实际上还是出于对国际市场缺乏了解，往往是一种散户心态，认为既然这些人管那么多的钱，不少人是华尔街回来的海归，应该有抄底的能力。这是不了解投资行业。我认为他们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如果由于过去某些失误，现在反倒不敢出去了，这是有问题的。巴菲特目前的投资就体现出慧眼独具。美国两个非常了不起的企业——GE和高盛，高盛聚集了一部分非常有才干的人，GE是一家百年老店。最初1900年道琼斯股票33家股票当中，GE是唯一一家幸存下来的公司，而且盈利状况一直都比较好。对这两个公司，巴菲特竟然用优先股的方法，每年可以拿10%的红利，加上有可能的涡轮，可以每年带来5%-8%的投资回报，再加上回购，付贴水，巴菲特在承担很低风险的条件下，每年可以获得20%以上的回报。因此我认为这种时候正是中国应该考虑大规模走出去的时候，而不应该像“九斤老太”一样，捂着自己的钱袋子。

　　《21世纪》：日本上个世纪80年代，因为金融人才的缺乏、金融市场并不成熟，急于走出去而在国际投资屡屡受挫。中国此时大规模海外投资，是否重蹈日本覆辙？

　　梅建平：我认为日本当时走出去犯了两个错误。一是日本国际金融人才储备不足，中国也有同样的问题，但是最主要的，也是最致命的错误，是日本走出去的时候正处在整个世界金融市场高点，因此花了很高的代价。价格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缺乏人才可以有办法补救，但不要自作聪明。买最有增长潜力的股票，像巴菲特那样，我认为这是短期内中国的投资者做不到的。我们可以做到的是，比如购买一些有发展潜力的能源企业的指数基金，可以做一些综合投资，比如美国的商业房地产基金。

　　在美国出现了金融危机，可能是自由化走过头的问题；对中国来说，是市场化程度需要提高的问题。我比较担心，金融危机会使得整个欧美出现不同程度的市场化、国际化程度会降低。

　　中国与欧美不是得了同一种病，千万不要美欧“感冒”，中国“吃药”。

　　《21世纪》：根据您刚才的建议，还是把中国的外汇储备的很大一部分投入到美国市场去。

　　梅建平：不一定是美国市场。我认为完全可以按各国在整个全球的经济体所占比重，比如美国的经济体占多少比重，欧洲的经济体占多少的比重，决定投资额度。或按哪些国家经济发展比较有潜力，来进行综合的投资配置。

　　《21世纪》：您觉得解决国内消费不足问题，应该主要从哪里入手？

　　梅建平：具体而言，第一建立全民社保体系，财政出钱，提高现在领取社保人员的领取金额标准。这样一来，每个居民对自己将来养老的资金有一个很合理的预期，整个居民消费的积极性就会提高起来。另建议政府推动居民建立一个免税的个人退休储蓄账户，目前中国完全有条件实现，可能政府暂时会牺牲一些税收，但其好处是鼓励企业、个人都参与自己的退休。

　　我认为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降低国内银行业的存贷差。存款利息偏低带来很大的问题，居民存款收益低，特别是高通胀的情况下，损失存款人的实际购买力，也就使得居民不敢消费。为什么要让银行利润那么高呢？其利润并不主要是通过增值服务来产生，而是依靠存贷差，相当于企业和居民在补贴银行。

　　如果人民币实现资本项下可自由兑换，很多居民就会更关注国际市场的利率。如果国外存款利率很高，他们就会把钱存到国外银行去。目前中国国内银行不存在这样的竞争，钱只能存在国内银行，不管存在什么银行，存款利率都是一样的。这实际上是一个剥夺大多数人，让一小部分人收益（银行股东）的政策。

　　还有，中国应该建立独立于政府体系之外的第三方监督机构，加强对居民衣食住行质量的监控。此前国内婴幼儿奶粉产业出现问题的最大教训，就是单依靠政府的质量监控体系是有缺陷，公权力太集中，比较容易腐化。加强质量监控可以创造不少就业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