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失衡与金融异化的格局，在造就华尔街人才济济的同时，也酿成了华尔街在激励体系、传销体系、创新体系、评级体系、投资体系与监管体系上的系统性失误
美国次贷危机本质上是一场史无前例的信用危机。
海啸过后，全球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失衡的格局必将重组，独立投资银行与全能商业银行的条规将被重新规范；金融创新与监管（分业或混业）的制度将重建；美元独霸的货币体系或将调整。
那么，华尔街精英在次贷危机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最近，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利茨以“伪善之果”（The fruit of hypocrisy）为题在英国《卫报》撰文指出，次贷危机是“美国最优秀、最聪明的一些人，都把他们的才智用在了如何逃避条规和标准的管束上，而这些条规是为了确保经济效率和银行体系的安全而设计的。不幸的是，这些人做得太成功了，而我们所有人，包括屋主、普通工人、投资人和纳税人，却为他们付出代价”。
谁是华尔街精英？
所谓华尔街精英，主要指美国知名投行（如雷曼、贝尔斯登、美林等）与全能型银行（如花旗银行等）的职业经理人或分析师、精算师等核心业务人士。
华尔街金融从业人员共分为五种类型，第一类是在大型投行、全能银行担任高管的人士和基金经理；第二类是金融分析师与产品设计师；第三类是交易员与销售员；第四类是技术人员；第五类是专业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其中华人约2000名，多数为名校毕业后直接进入华尔街的年轻人，主要从事与数据分析及技术相关的业务工作。而其中中年技术骨干则既懂金融又懂计算机，有的还会研发软件。据统计，目前在纽约州的证券从业人员就多达21万。
长期以来，一代又一代的华尔街人在美国乃至世界科技发展与经济繁荣中，发挥了举世瞩目的作用。但从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截至2007年11月，美国金融业共裁员14.6万人，是2006年的三倍；2008年以来，仅花旗、雷曼等10多家金融机构已裁员数万人，金融界工作职位减少20%。这些失去工作的华尔街金融人士，有的正成为美国中小金融机构，包括我国金融机构抄底聘用的目标。
从金融创新的角度，我们应当肯定华尔街金融人士的专业性与创造性，并引进所需人才；但是，也应看到，华尔街精英的系统性行为错误与政府监管失当同为金融海啸的主要根源。从华尔街两个世纪的变迁来看，金融危机似乎成了美国的家常便饭，而每次危机的最大获益者总是华尔街。这就使我们不能不仔细研究华尔街“精英谱”在这场金融危机中的系统性错误行为链。
华尔街的系统性错误行为链
一、“动力链”：失衡的激励体系
绝顶聪明的华尔街人与薪酬专家结合，为其设计了理由十足的天价激励方案，导致华尔街CEO与职业经理人有着为股票期权铤而走险的倾向，甚至不惜冲破道德底线（如各种违规套利）。
按股票期权计算收入的机制，使华尔街管理层奉行“与其增加公司的真实利润，不如增加财务报表上的收入”。虽然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可以制约公司管理层与会计公司的作假行为，但对股票期权方面的问题却一筹莫展。因为在财务报告中股票期权并不被视作支出，股东们也不会十分在意这些股票期权的去向，这使得公司通过股票期权来支付经理层的高额薪酬合理化、制度化。而个中最易发生的公司管理层遏制公司资产负债表的负债增加而虚增表上收入的行为，往往被忽略了。
由于华尔街管理层只参与股票期权的分红而不承担损失，使得高风险投资具有强烈的吸引力。会计制度结构使这些问题不断恶化。
二、“技术链”：失算的投资模型
华尔街信奉各种投资模型，但正是失算的投资模型，导致华尔街才华出众的分析师、精算师与管理层，集体忽略了系统性错误，并在证券化分析、系统风险估算甚至毁约概率计算上预测失误。
他们认为，房贷证券化仅有很小的可能会流失其原本市场价格的10%。事实上，当市场风险高度关联时，房价下跌，利率提高，经济低迷等一系列状况会使相关风险提高，同时也提升了毁约的概率。
还有一个容易忽视的问题，虽然《新巴塞尔协议》要求银行管理自身风险时要监控好银行复杂的管理系统，但在信息网络技术改变当代金融活动基础与全球化的情况下，传统的流动性变异为“效率型流动性”和“衍生型流动性”。作为次贷危机两大特点之一的信用危机，在效率型流动性中诱发成巨大的市场危机；而作为次贷危机另一个特征的信用衍生品危机则在衍生型流动性中变得诡异无常：昨天世界还处于流动性过剩状态，今天突然流动性枯竭，如不向市场注入真正的货币，世界经济就进入紧缩状态甚至处于崩溃边缘。
在这种状态下，银行是否能够真的管理风险，评级机构是否能够真正评估风险，都是不确定的。尤为严重的问题是，银行都在使用类似的错误模型，虽然此时管理者还可以检测这些模型的系统性问题，但所有的公司都认为自己管理风险的能力优胜于其他公司而不愿意与人们分享这些模型，致使信息不对称的错误模型从设计开始沿袭至操作层而系统化，成为美国系统性金融危机的“技术链”。
三、“传播链”：失实的传销手段
失实的传销手段，唆使口若悬河的华尔街行销师、交易员及基金经理得以创造所谓低损失概率的资产，并见好就收，而将未来的损失留给各国投资人与商业银行、保险公司。
利用传销手法，基金经理可以创造出低风险高回报的资产。在经济繁荣时，人们都容易忘却经济警言：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事实上，一个资产有95%的概率可以得到高于正常水平1%的回报，但同时也有5%的概率会在原资产中损失X%。如果X大于20%时，实际损失通常要花20年时间才能求证与知晓。而对冲基金经理总是快速抽身而去，让投资人承受风险。一旦市场发生流动性变异或结构性风险时，倒霉的总是善良无知的投资者。
四、“工艺链”：失利的创新工具
失利的创新工具，致使创意过人的华尔街投行经理与全球市场产品部门制造出非透明且难以再定价的CEO(债务抵押债券)、CDS（信用违约掉期）、MBS（房屋贷款证券化）等金融衍生产品而误导全球市场。
其实，次级贷款在美国很早就存在了，为何会至今才酿成全球性危机呢？关键在于许多人都高估了流动性的可持续性与货币在社会总流动性中的比重，而忽略了其中隐藏的结构性风险（包括杠杆作用、流动性风险与定期评价等），这些风险若同时激发、相互纠缠，流动性便会突变逆转，投资者便会遭受巨大损失。这就是造成全球动荡的“工艺链”。
五、“标准链”：失信的评级机制
失信的评级机制，纵容美国貌似权威的三大评级机构管理层取悦华尔街金融玩家，帮其产品打上AAA印记。由于评级机构管理层的薪酬是由那些创造复杂衍生品的金融大师支付的，评级机构投其所好势在必然。事实上，如果没有标准普尔、穆迪等给出的AAA通行证，那些保守型的银行与基金绝对不会入局。当然，这些评级公司在每笔次级贷款债券生成的评级中都大赚其钱，被人们赌咒为金融忽悠的同谋，客观上成为失准的“标准链”。
六、“控制链”：失当的监管结构
失当的监管结构，表现为一些金融专家企业化（丧失公允）、一些经济学家商业化（丧失独立性）、多头政府监管亡羊补牢（丧失预警性）。
金融专家与经济学家一旦企业化、商业化而失去公允性与独立性时，就会变成为了短期利益而“唱多”或“唱空”的逐利者，不可能再发挥“明察秋毫”的作用。
投资银行与商业银行的融合失调也是造成金融体系崩溃的重要因素，前者的投机与后者的保守往往是水火不相容的,尤其在房地产市场、信贷市场、衍生品市场之间联动性增加以及金融机构交易联动性增强的条件下，监管的思维与手段本应相应变化，如固守旧规，即使不出次贷危机，也会出现其他危机。而多年来，美国金融机构监管的是套利而不是风险，严重丧失了监管职能与风险控制。
贪婪与投机历来是华尔街的行为习性。华尔街传奇的金融家利昂·利维在2002年总结美国科技泡沫与亚洲金融危机时，以《华尔街精神》一书揭示了华尔街精英的系统性行为问题，该书序言第一句话就言：“华尔街要为很多恶行负责”。他还预测了这些恶行的后果：“一旦政府支持下的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或者联邦住房抵押贷款公司这样的巨头不幸栽倒，很多大型金融机构都会轮番遭殃。这一切都让美元的持有者心怀忐忑。”
全球经济失衡与金融异化的格局，在造就华尔街人才济济的同时，也酿成了华尔街在激励体系、传销体系、创新体系、评级体系、投资体系与监管体系上的系统性失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斯蒂格利茨在总结华尔街行为缺陷时一针见血地指出，“2007~2008年的次贷危机并不是金融市场的第一次失算。美国金融市场似乎每隔十年都会发生一次大事”。
只不过这次华尔街百年一遇的危机，确实标志着金融精英的操守、伦理、价值、文化与知识技能应当作出相应的转型。
盲从华尔街的“陷阱”
改革开放30年，我国在人才引进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我们也将继续努力引进更多人才。但在引进人才中，也要注意发挥其长，而不是相反。
比如德隆事件，这一中国金融史上的一大教训，其原因之一就是盲目追随华尔街的投行职业经理、金融分析师、产品设计师与高级行销师等。唐万新整天热衷于同华尔街人士在一起，应用“金融炼金术”打通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通道，华尔街投机与中国式赌性结合，制造了德隆这一“雷曼投行模式在中国的翻版”。
再如我国第一只QDII基金——华安国际配置基金，总发行额为1.97亿美元，其基金投资顾问、担保人、票据发行人均为雷曼兄弟的各类子公司。该基金在2006年争夺QDII第一单鏖战中的主要策略就是引进海外人才，聘用的高管都是华尔街相关人士，这也是华安选择雷曼为交易对手、投资顾问及担保人的主要原因，而风险也就此埋下。
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必须有开放的眼光，但是盲目追求超常规发展，而对超常发展中的系统性风险视而不见，那就会像华尔街精英的系统性错误行为一样，影响金融业的稳定与安全。这对我国金融软实力建设其实是一大“陷阱”，现在到了正本清源的时候了。（作者为上海国际金融学院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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