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典当复出20年 去年行业经营规模130亿

　　本报记者 马骏 实习生 郑秉烛 摄

　　一提到当铺，大家马上会想起的是门口大大的“当”字幌子，店里高高的柜台以及带着老花镜的掌柜先生。

　　现如今的典当行里，已经全然不是这么回事了。从1988年9月18日恒源当铺作为文革后上海第一家复出的当铺开业，上海如今已经有了105家典当行；而最新的统计显示，平均每100个上海人中就有2.8个与当铺有生意往来；而当品里也大多是房产、汽车、黄金首饰……

　　然而，鲜有人知的是，1988年上海典当业复出后的首单当品竟是一根1000米长的自来水管。

　　本文的采访就是从寻访这第一单典当业务开始。

　　本版撰稿记者 钱炯

　　■见证时刻：

　　1988年9月24日

　　■见证人物：

　　上海浦东一装修小包工头

　　■见证地点：

　　南浔路203号恒源当铺

　　记者寻访

　　经手人过世资料遗失一波三折

　　记者来到虹口区南浔路的时候，很难想象上海典当业复出的第一单是在这条如此狭窄的小马路上完成的，四周破旧的两层楼老式房子也透出一种厚重的年代感。南浔路203号位于塘沽路口，靠近曾经非常知名的三角地菜场；但如今那里只是恒源当铺的业务办公室，1995年后恒源当铺搬到海宁路133号营业。

　　恒源当铺的门面有两间，大约在100平米左右。在恒源当铺隔壁住了几十年的丁阿姨告诉记者，当年的金字招牌只有四个隶书字体的“恒源当铺”，门口还有一个大大的“当”字。“这里在开当铺以前是虹口区商业服务公司租给福建人开鱼丸店的。开了当铺以后，一时之间相当有名，生意一度很好。”

　　记者敲门进去的时候正是午休时间，但很快就得到了一个坏消息——当铺的创办人之一，第一任总经理，也是第一笔业务的经手人徐焕梁先生已于今年4月因病过世了。而新上任的周经理对于第一单业务知道的并不多。至于当年的当票或者合同，周经理为难的表示，由于搬迁、年代久远等种种原因，当初的材料现在都找不到了。

　　正当记者感到失望的时候，周经理想到了一个知情人——今年55岁、开张就在店里工作的张师傅。

　　见证首单

　　水管成首当不为调头寸只为省租金

　　记者是从张师傅的回忆中还原出典当在上海复出后第一单顾客的基本情况的：上海浦东人，小包工头，当铺开张的时候正在附近搞装修。

　　“他来典当的是1000多米的自来水镀锌管。当时，他的一个装修工程刚结束，新的工程还没开始，就在想办法怎么储存这些水管。他当时大概算过账，要租房子来存放，还要找人看管，成本很大；看了我们的小广告后才找过来。其实，他开始也是有怀疑的，只是先上门试探一下我们收不收，等得到明确答复了他才把水管搬来，存放在我们南浔路的仓库里。”虽然老张已记不清包工头的姓名，但他肯定地说，这笔首当最后并没有形成“绝当”，两个月后小老板有了新工程就把水管赎回去了。

　　第一笔业务是1000多米的自来水管，这让当时当铺的工作人员们感到很意外；而更让他们意外的是，这名小包工头并不着急“调头寸”，他的目的是为了节约租借仓库的费用和保管费。

　　“这笔业务来之不易啊。开张后一直没生意，当铺领导就带领大家骑着自行车挨门挨户发放宣传资料。最后，大家渐渐发现去集贸市场发传单比较管用，那里的个体户老板们似乎对这个有点兴趣。”实际上，第一单业务的包工头当时在附近装修，就是在集贸市场上看到了他们发放的小卡片，到了9月24日也就是开张后的第7天才上门来的。

　　寻访至此，虽然没有看到第一笔业务的单据，也不可能找到当时的包工头，但毕竟对典当行复出和第一笔业务有了大致的了解。

　　记者手记

　　当品从家电变黄金、钻石

　　1988年，恒源当铺开张，成为典当复出后的上海第一家，并且在之后长达4年的时间内成为上海滩典当行的唯一。自1992年上海开出第二家典当行后，由于当时主管方中国人民银行在“牌照”的发放审批上控制较紧，因此之后的七八年内，上海的典当行数量始终控制在7家。直至2002年开始，上海典当行的发展开始加速，到目前为止达到105家典当行，39家分支机构，这还不包括今年已经拿到牌照的37家。

　　记者从上海典当行业协会会长吴贤达提供的最新统计数据中看到，2007年上海89家典当行共完成446800笔典当业务；换句话说，平均每100个上海人中就有2.8个人与当铺“握”过手。2007年上海的典当经营规模达到130个亿，比2006年增长了37%。

　　复出20年，上海人的典当品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曾经红极一时的当品诸如家用电器、手机等如今已经很少在当铺看到，而保值率高的手表、黄金、钻石则是现在市民典当的“三宝”；中小企业主则更喜欢用房子来当铺筹钱，今年三季度整个上海典当行中房产占到了58.2%。

　　回顾历史

　　看中个体户市场典当行复出

　　很少有人想到，当初上海重新开办典当行，很大的一个原因在于看到了个体户这个潜力巨大的市场。上海典当行业协会会长吴贤达告诉记者，1988年的时候，改革开放已有10年，上海开始涌现大量的个体经济者，俗称“个体户”。“他们有钱了，但更需要钱来扩大生意。当时他们从银行借到钱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典当的市场就出现了。”

　　最先看到这个市场的是虹口区商业服务公司。当时的董事长刘宏士在去澳门考察回来后，坚定了开设当铺的信心。面对各种质疑，刘宏士在当时的一次会议上表示：“当铺作为一个金融企业体，并无社会制度区别；典当作为银行的一种补充，与高利贷没有本质上的必然联系。”在他的领导下，筹备小组很快成立了，并随即赶往已经复开当铺的四川、温州等地调研考察。

　　那么，能不能开当铺，谁来批？当时典当业的主管部门并不明确，现在行业内也习惯把这个时期叫做“多头审批”的时期。因此，刘宏士亲自出马奔走于区人大、工商局、公安局、银行等主管部门，希望可以得到放行的绿灯。最终，几经周折和等待，恒源当铺终于得到了开业的允许，当时的总经理就是今年刚刚过世的、原本在虹口商业服务公司负责保安工作的徐焕梁先生。

　　回顾历史，典当业复出，究其根本原因，还是因为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要求有更多的金融机构为之服务；而国有银行当时的私贷业务远远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融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典当作为一定程度上开展私贷业务的金融机构，就理所当然地具备了重新问世的客观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