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振华：金融危机和应对气候变化不矛盾

　　10月29日，中国政府发布《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

　　此前一天，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巡视员高广生在国家发改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发展中国家提议发达国家在支持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应该达到发达国家GDP的1%。

　　如果按G7成员国GDP的1%计算，这笔资金总计高达3000亿美元。而联合国将于12月初在波兰举行会议，目的是缔结替代《京都议定书》(2012年到期)的协议。对此，有媒体评论称中国在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中提高要价。

　　10月29日，针对媒体关于发达国家应拿出GDP的多少百分比来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提问。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回应说，“我们主张建立一种技术转让机制，政府主导，企业参与，按照市场化的方式运作。到底需要出多少钱？发达国家拿出GDP的0.7%用于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也是可以的，到目前为止远远没有达到这个水平。”

　　解振华表示，下个月7-8日，中国政府和联合国将在北京召开关于应对气候变化技术转让的高层研讨会，将集中研究解决这个问题。

　　1%和0.7%

　　“1%和0.7%，这两个数字并不矛盾。”国家发改委气候司国际谈判处处长李高对本报记者说，“我们原来考虑发达国家拿出GDP的1%作为国际气候合作的资金来源，而解振华所指的0.7%仅限于技术转让。”

　　“我们觉得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中应该有这个资金量。”李高说，至于这笔资金具体如何使用，还需要国际社会通过谈判确定。

　　国家气候协调办公室也向本报记者证实，中方希望发达国家提供这个资金量，体现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意思，并不是中国一家的要求。

　　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应对气候变化，以联合国气候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作为国际社会对应气候变化的核心机制和主渠道，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但有区别地承担温室气体减排责任，这是中国政府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所坚持的几条原则。

　　根据上述原则，中国政府主张发达国家对其历史累计排放和当前人均排放承担责任，率先减排，同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转让技术；而发展中国家要在发展经济、消除贫困的过程中，采取积极的适应和减缓措施，尽可能减少排放。

　　国际社会预定今年12月和明年年底，就气候谈判分别举行波兰波兹南会议和丹麦哥本哈根会议，以落实《气候变化公约》、《京都议定书》以及去年“巴厘路线图”所规定的任务。这两轮会议谈判的焦点将集中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减缓、适应、资金和技术转让四个方面。

　　“中国政府在形成‘巴厘路线图’的过程当中发挥了积极的建设性作用，接下来的两次会议，我们同样会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解振华说，在上述四个问题上，中国政府都已经提出了积极的政策建议，希望推动谈判进程有序地顺利发展。

　　“我们希望发达国家按照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建议，到2020年，排放总量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25%-40%。同时，也希望发达国家按照公约和议定书的要求，在技术转让和资金问题上，承担发达国家应该承担的责任。”解振华表示，在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转让的承诺得到落实之后，发展中国家也要采取积极措施，根据各国国情，来减缓温室气体增长的速度。

　　而事实情况是，尽管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和现代化，发达国家最近15年来，温室气体的排放总量还是在1990年基础上增长了11%。

　　从历史累计排放来看，从工业革命到1950年，发达国家的排放量占全球累计排放量的95%；从1950年到2000年，其排放量占全球的77%；而中国在从1904年到2004年一百年间，累计排放仅占全球的8%，即使以目前的排放水平论，人均排放量也仅相当于美国的五分之一。

　　金融危机不影响气候谈判

　　中国政府确定的目标是：到2010年单位GDP能耗在2005年基础上降低20%。从现在的执行情况来看，2007年和2006年相比，单位GDP能耗已经降低了3.66%，2008年上半年下降了2.9％左右；2006和2007年累计节能1.47亿吨标准煤，相当于少排放3.35亿吨二氧化碳。

　　“我们国家节能减排的两个约束性指标，截止到2007年，单位GDP能耗降低了5.38%，二氧化硫和COD总量减排也完成了3%-4%。”解振华说，从节能来看，今后三年每年至少要完成4.5%以上，才能完成五年的任务；而环保方面，二氧化硫和COD（化学需氧量）减排任务也非常艰巨。

　　“用价格杠杆推动节能减排确实是一个应该积极考虑的手段。”解振华表示，中国过去在这方面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情况比较复杂，对于煤、油、粮食价格存在的倒挂问题，中国政府根据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情况，会适时做出一些调整，但“调整的同时，我们也会考虑弱势群体的承受能力和调价对他们生活的影响”。

　　他说，即使任务如此艰巨，中国政府并没有调底节能减排指标的想法，现在还是坚定不移地按照这两个目标进行考核。

　　中国目前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当中，大体上有20%左右通过出口被发达国家消费。也就是说，每年为发达国家买单的温室气体占了将近20%。在这次全球金融海啸当中，东部地区出口企业受到了比较大的影响。解振华表示，这对中国调整经济结构确实是一个机遇，不仅是对中国，对世界来说也是一次转变发展方式和消费、生活方式，调整产业经济结构的一次机会。

　　事实上，中国政府正抓住这个机会扩大内需，增加用于节能减排、保护环境资源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最后结果如何，解振华相信到明年5、6月份可能会显现出来。

　　“应对金融危机是一个阶段性的短期任务，而应对气候变化则是一个长期任务，如何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应该是全球认真研究的问题。”解振华刚刚在波兰华沙参加了40多个国家部长出席的磋商会，这次会议就如何处理应对金融危机和应对气候变化关系出了一个宣言。

　　“最后的结论是应对金融危机和应对气候变化并不矛盾，而且，应对气候变化也为应对金融危机创造了一个好的机遇。”他说，绝对不要因为当前的金融危机影响了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谈判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