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完善体制改革正当其时

　　如项怀诚所言，1994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意义重大，同时启动的亦有金融体制等多项改革。深层次看，这是当时建立市场起到资源配置基础性作用的要求，而从现实上看，1992年至1993年的经济过热及种种突出的体制矛盾是这些深化改革之举出台的直接动力。

　　以财政为例，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各地小酒厂、小烟厂、小化肥厂、小造纸厂等自有企业日益膨胀，不但污染重消耗大，而且加剧着地区保护主义，甚至一时间，全国省际贸易比重竟成下降之势。这样的态势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分灶吃饭——财政包干制有关，但此时，当中央想调控时却发现有心无力，因为对这些产业增加税率的政策在地方很难贯彻，各地都在乎自己“灶里”的收成。包括上世纪90年代初的经济过热及治理，其中也有类似逻辑。

　　于是，经济增长模式、国有企业改革、中央地方关系等都与财政体制关联起来。

　　当1998年6月项怀诚在《人民日报》提出“积极财政政策”之时，国有企业改革的艰难和通货紧缩正围绕着我们。而危机中亦是蕴藏着生机。“积极财政政策”迅速出台不但启动了经济，也在短期内完善了大量基础设施。我们也更全力地加入WTO，外贸成为中国增长的新支撑。

　　如今，全球金融危机袭来，在应对的同时不可忘记我们自身的体制改革之路，不可不继续反思一些重大问题，譬如，如何提高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如何疏通民间资金取得合法利润，如何继续改革财政体制加快完善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如何继续改革金融体制形成更有竞争性的金融市场等。

　　危机与转机时常也是一线之隔，重要的是不但准确把握短期政策，更要将长短政策结合，不断适时推进完善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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