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一战老兵

　　最后的一战老兵

　　■编译/楚焱

　　这些年已百岁的老兵在那场90年前的世界大战中得以生存，却在人们已经发黄的记忆中逐渐消失

　　90年前的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休战。这场历时4年、约6500万人参战、重新划分世界格局、第一次自欧洲席卷全球的冲突，随着岁月的流逝在慢慢泛黄。

　　“老兵不会死亡，他们只会慢慢消失。”美国将军麦克阿瑟曾经这样说。13年前，时任法国总统的希拉克命令管理退伍老兵的国务秘书统计全法幸存的一战老兵，准备向他们逐一颁发勋章，但是很多人拒绝接受：“这勋章来得太晚了！。”

　　纪念，不为忘却，只是不想来得太迟。最后一名参加一战的美国步兵，弗兰克?伍德拉夫?巴克斯，107岁，他头脑清醒的口述仍能把我们带回到那个硝烟迷漫的年代。

　　与德国人最接近的时刻

　　我记得那是1917年的一个夏天，我当时正在堪萨斯州维奇塔镇（Wichita）的一个集市上闲逛，突然看到海军陆战队正在征兵，我立刻决定要报名参军，美国那时才刚刚宣布参加一战。不过，我当时只有16岁，为了能够报名，我撒了谎，告诉征兵长官说自己已经18岁了。也许是出于对我年龄的怀疑，负责征兵的长官告诉我说，要成为美国海军的一员，得年满21岁才行。我不甘心，就走到另外一个征兵点碰运气，不过，这回还是被拒绝了，征兵的人说我是平足，但实际上我不是。

　　不过，我并没有放弃。这场起始于1914年的伟大战争，是一个重大事件，世界都为之着迷，我也一样。于是我来到南方的一个城市碰运气。在俄克拉荷马，海军陆战队的征兵官仍旧没有给我机会，报名海军也是一样的结果。于是我就去了陆军征兵点，那里的军士拿不准，就让我去见上尉，上尉让我拿出生证明才肯留下我。我解释说我出生在密苏里，那里并没有出生证明一类的官方文件。上尉说，那就应该在族谱中，我说，你总不能让我带着族谱到这儿来吧？“好吧，我们要你了！”上尉最终同意了。就这样，我在1917年的8月，同其他470万美国人一起加入了新成立的美国远征军。不过，所有参加远征军的人现在都已经过世了，只有我还活着，成了这场世界大战的见证人。今年2月我刚刚过了107岁的生日。

　　进了部队后，经过基本训练，我被编入了第一要塞临时特遣队（First Fort Riley Casual Detachment），1917年12月，乘船前往英格兰。不过，我的运气不太好，其他分队后来都被派入詹?约翰J?珀欣（Gen. John J. Pershing）手下统一指挥，派到法国和德军作战，而我所在的分队却留在原地作为后备力量。

　　我在英格兰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都骑着一部带斗的三人摩托，要么载着长官，要么就是发送快件，或者驾驶战时救护车。我想方设法要上战场，我让所有有点影响的人都知道我想去法国。

　　在英国等待了6个月后，我终于设法把自己送到了法国。在那里我负责护送一位军衔为陆军中尉的牙医去波尔多。我已经来到了法国，可是战场仍远在数英里之外。因为受了点儿伤，我不得不懊恼地待在后方。这时候，战事已经逐渐接近尾声。

　　1918年11月一战结束时，我仍驻扎在法国，有850万人幸存了下来。对于战争结束我并不感到失望，不过我更愿意完成来到这里的战斗使命。

　　停战后，我所在的分队奉命押送650名战俘返回德国。这些战俘中的大多数人都很友善，也很有教养。其中一些战俘曾经是专业的演奏家，还有几个指挥家，他们一起举办了几场音乐会。我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搞到的乐器，不过我们把一些木板放在箱子上搭成长凳，听他们开始演奏。一天深夜，我和一名年轻的战俘因为争吵什么几乎要打起来，不过时间过去太久了，我已经记不清楚为什么会打起来了。不过我记得我们一边一个都被高大的德国人从后面抱住，他们还给我们念法律条文。这是我与德国人最接近的战斗时刻。1920年1月，我回到家乡，结束了一战的军旅生涯。

　　有责任让下一代不忘记

　　参加过二战的人现在被尊称为“最伟大的一代”。但是像我一样参加一战的幸存者就没有这样的荣誉了。他们很多人返回家乡后，却发现要么工作丢了，要么自己的农场已经变得一团糟。

　　不过我很幸运，无论到哪里，我都能得到一份工作。我先是花钱上了一所商业学校，毕业后，我先在多伦多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去了纽约，后来我登上轮船，它带着我走遍了世界各地。1941年12月，日本人入侵了菲律宾。那时我正在马尼拉，负责美国总统轮船有限公司（American President Lines）驻马尼拉办事处的业务，我被关进监狱，3年零3个月后才被放出来重见天日。当体重掉到100磅的时候，我就再也不去称自己有多重了。因为营养不良，我在狱中得了脚气，直到现在都没有好。不过，我当时还是带着其他犯人一起每天都做柔软体操。我跟他们解释，我们处境很糟糕，但是我们要保持好状态，为了战争结束的那一天。1945年2月23日，美国陆军第11空降师发起的突袭行动解救了我们。那时，我已经44岁了。

　　我返回了美国家乡，之后结了婚，成了一位父亲。我在西弗吉尼亚购买了300多英亩的牧场，我的祖先们已经在那里耕种了两个多世纪。如今，我仍然可以在自己的农场上干活、养牛，打理自己从18世纪就建起来的农舍。我每天都在一间很小但却充满阳光的房间中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那里摆放着很多我参加一战时的纪念品——我的陆军军帽，从法国寄回的家信和一个德国皮带扣（弗兰克全名Frank Woodruff Buckles，其中的姓氏，“Buckles”，有皮带扣的意思），上面刻着德文“上帝与我们同在”。作为一个一战中幸存下来仍活着的美国人，我收到了很多陌生人的来信，表达对我的感谢。在53岁的女儿苏珊娜的帮助下，我会给所有的人回信。我知道我有责任， 让下一代人意识到曾经发生过一战。

　　我已经有好多年不开车了，不过我还是时不时要求和苏珊娜一起去巡视农场，还去附近的查尔斯镇走走。我也到附近的村庄散步，今年三月我收到总统布什的邀请去了趟白宫，他们说这是为了纪念我在一战中服役的贡献。我来到白宫，坐在椭圆型的大厅里，然后布什总统来了，他问我，你是在哪里出生的？我说，珀欣将军当年见到我也是这样问的，说的是一模一样的话。那时已是一战后，我是下士，我终于见到了当初就想在他的指挥下出征法国对付德国军队的珀欣将军。

　　我能活到100多岁一点都不奇怪。我的父亲活到95岁，我的奶奶96岁才去世。我的两个姑姑都活过了100岁，她们告诉我说也要准备活过100岁，我看我没有什么理由活不到11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