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狐财经网论：启动农村消费必须知难而上-搜狐财经

　　启动农村消费几乎成了近期无人不谈的共识，但在刺激经济的政府决策中，以投资拉动确保高增长却是现实选择。由于过去多年的快速发展忽视了对经济增长模式重大缺陷的及时修正，当外部环境突然发生重大不确定性时，经济决策必然被现实绑架，投鼠忌器甚至骑虎难下。

　　但从长远来看，启动农村消费却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必修课。尽管启动农村消费不可能在短期内产生效果，但却必须要有知难而上的魄力。回顾30年，农村发展用日新月异形容，当不为过。但在开放30年后的时空坐标下，徘徊在温饱线上的八亿人，是不能为经济增长带来持续推力的。

　　根据三农问题专家韩俊提供的数据，农民的消费对我国GDP的贡献率在下降，开放30年来，农村消费拉动GDP增长超过3个百分点的年头只有5年，均在1985年之前；超过1个百分点的，有14年；1997年以后，整体处于1个百分点以下；而最近4年，8亿农民消费对GDP的贡献只有0.71个百分点。而另有研究数据表明，2007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已达到3.33：1，若把基本公共服务，包括义务教育、基本医疗等因素考虑在内，城乡居民人均实际收入差距高达5～6倍，反射到消费水平上，5～6个农民的消费能力只是大抵与1个城市居民相当。

　　新中国成立到开放30年来，二元社会结构和收入分配格局，使中国农村发展的各种要素被长期抽血。工农产品剪刀差使农村资金倒流城市、各金融机构在农村吸储多而难放贷、各种征地过程使农民失地且无法获得合理补偿，教育与医疗成为沉重的负担，广大农村与农民并没有步入共同富裕的发展平台。在纪念开放30周年之际，胡锦涛总书记提出，要在共产党建党100周年时，在中国全面实现小康社会。面对这个理想，未来只有10年左右的时间，如在决策上再有迟疑，这一目标的实现将面临严峻挑战。

　　我认为，首先是要有排除异议，持续提高农产品价格、并让农民获得更多实惠的决策勇气。

　　农产品作为基础民生物资，事关国民生活成本与福利，而且，农产品价格上涨往往会带来一系列的传导效应并可能引发通货膨胀及城市居民的生活困难等问题。所以，农产品是否应该持续涨价，一直颇具争议。但同时，农产品是目前农民除劳动力之外惟一可以参与市场交易的所有，如果农产品价格持续低迷，农民增收就根本不可能谈起。而且，农产品价格低迷具有严重的负效应。一、广大农民不愿意种粮，大量农民进城打工，带来过重的城市化压力；二、粮食生产下降可能导致供应不足；三、与国际粮价相比形成价格洼地，助长粮食走私。而后两者将会严重影响粮食安全，今年来，国际市场米价一度是国内4倍，走私一吨普通大米获利即达3500元左右。

　　今年下半年来，粮食价格持续回落，农民2009年增收又面临巨大压力，甚至会影响明年的粮食播种。我们看到，发改委在10月公布消息承诺国内粮价明年将逐步与国际接轨，并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最低收购价格，这对于农民无疑是个利好。但从农产品现有的价格情况来看，现有粮食价格还不足以完全刺激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更何况粮食流通的许多实惠是被中间环节拿走的。所以，如果真想让农民手里有钱，国家应该在继取消农业税并补贴农业后，再持续加强惠农政策力度，提高粮价，进一步增加农资综合直补，提高扩大良种的补贴标准和范围，较大幅度增加对种粮农民的补贴，努力让广大农民手里有钱。

　　其次要以持续的大规模财政投入，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与社会保障，以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为农民减负并构筑他们的安全感。

　　农村消费无法启动，除农民手头没有足够的可支配收入之外，还与教育医疗支出过高及社会保障不足安全感缺失相关。由于长期实行城乡二元体制，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重城轻乡、重工轻农，农村公共产品的财政支持严重不足甚至长期缺位，全靠农民自己解决。甚至，农村的社会保障基本上就是土地保障，由农民通过土地上的生产活动解决一切，医疗与养老缺少政府财政的投入与支持。近年来，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刚刚起步并初步发挥了医疗保障的作用，但土地养老、家庭养老依然是农村主流，社会化的养老体制并没有成形。农村新贫困人群的形成，基本上与基本公共服务的严重缺失直接相关。近年来，中央财政对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补贴投入巨额资金，但对农民养老保险却一分钱都没有，广大农民工、农村劳动者及1亿多丧失劳动能力的农村老人，均没有被养老保险覆盖，基本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的匮乏使广大农民没有良好的经济安全感，因而没有起码的消费预期。

　　其实，据许多学者的研究，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国家已经基本具备了财政投入资金的解决能力。根据中国改革研究院的初步估算，未来12年，将基本公共服务财政投入每年提高1～1.4%，平均每年投入5千亿～6千亿，总计投入财政资金6.42万亿，到2020年就可以初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而联合国报告对资金规模的评估则更小，称只要中国每年能够投资3720亿元人民币，就能够确保中国全国范围内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基础卫生保健和老年保险能够得到顺利、全面的开展。亦有学者称，国家用2%的财政资金就可以建立起较低水平的人人可享的农民养老保险。

　　中国改革研究院院长迟福林称，有研究发现，每1万元的教育投入可以使12个人脱贫；在西部地区的效果更加明显，可以使19个人脱贫。而联合国的报告则认为，中国在公共服务业的投资，每增加1元人民币用于乡村教育方面的开支，就会在农业和畜牧业产品方面增加8.43元的收入。如果在有安全感的前提下农民有良好的消费预期，这将为经济增长带来持续推力。据国家统计局测算，农村人口每增加1元的消费支出，将对整个国民经济带来2元的消费需求；农村人口对一种家电产品的普及多增加1个百分点，就可增加238万台（件）消费需求。

　　看来，从刺激消费和保持中长期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客观要求出发，政府应该增加对农村公共事业的投资，从而对中国向消费型经济增长模式转变提供支持。

　　第三，启动农村消费要有制度创新，为农村发展、农民增收提供鲜明的制度保障。

　　在此中，最主要的应该是土地政策的创新。应该通过新的土地改革，进一步明晰农民对地权的产权边界，让农民成为市场交易中的正真主体并主导交易谈判。只有从制度上保障农民对土地的话语权，才能盘活农村资本、通过市场机制建立巨额资金向广大农村正向流动、激活农村经济的重要支点。如果农民不能主导地权流转，农民永远只是一个被变相掠夺的对象。

　　十七届三中全会已经提出了要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但是，要真正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就必须要打破现在不合理的征地制度，农村集体土地由国家征用，给农民以一点补偿，将土地性质改为国有，然后再由国家进入土地交易市场拍卖的方式，其实质就是让农民靠边站，结果是肥了地方政府与开发商，但农民成为受损者。土地制度必须让农民在土地市场上成为直接的谈判者与交易者，这样，应该属于农民的钱，才有制度保障不会被别人冠冕堂皇地拿走，也让农民对政策建立明确信赖。

　　另外，在财政金融政策上，要通过财政对农村公用事业的倾斜，打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重城轻乡、重工轻农的现实，加快建立城乡分配一体化的新格局，让财政的阳光能更多地照耀到贫困的农村。另外，国家要善于运用和发挥财政及金融政策的杠杆作用，积极运用引导社会各类资金流向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农产品加工、地方企业发展给予优惠政策与宽松的信贷支持，提升农村产业结构，创造广泛的农村就业机会，让农村经济走向繁荣。

　　启动农村市场是一场攻坚战，时间长，见效慢，但经济推力的释放周期却很长。在共同富裕的社会发展目标下，让农村发展意义重大。现在知难而上，将不仅减少经济运行中的诸多风险，还能为未来社会经济稳健增长奠定基础。（王子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