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站在改革开放第一个30年和第二个30年的历史节点上。
胡锦涛总书记18日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指出,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蔓延的情况下,要更加坚定地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国应如何汲取改革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如何防止在应对危机中滑向单一投资扩张的老路?如何确保“十一五”转变发展方式的战略目标不落空?近日,“新华视点”记者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卢中原。
汲取“短期波动冲击发展战略”的历史教训 记者:改革开放30年,中国GDP年均增长高达9.8%,是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的3倍多。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大会上坦言,我国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
历史地看,为应对短期经济波动,曾多次转移我们中长期发展的注意力,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迟迟难以推动,影响到可持续发展。请您分析一下这方面的经验教训。
卢中原: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闪耀着实事求是的思想光辉。讲话中多次强调了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事实上,早在“九五”计划(1996年至2000年)中,我国就提出了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提出这一目标主要是针对粗放式的高增长中,反复出现投资过热和低水平扩张严重等问题。
当时,我国用同样的能源消耗所创造的国民生产总值,仅相当于日本的五分之一、英国的三分之一和美国的二分之一,而且也低于印度的水平。
虽然“九五”计划提出很多好的设想,但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九五”计划的执行。面对通货紧缩和经济降温的趋势,经济政策对刺激经济增长的关注超过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保持国民经济快速增长,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西部大开发战略。
“十五”计划强调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提高经济增长的科技进步效益和结构优化效益,重视资源的环境问题,相应也提出了一些环保指标,但是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这期间,经济的高速增长使得一些长期呼吁的老问题更加突出:投资和消费关系失调,部分行业盲目扩张、产能过剩,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缓慢,能源资源消耗过大,环境污染加剧,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仍然相当粗放。
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十一五”规划重新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明确要求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推进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通过自主创新和循环经济,提高资源利用率,通过深化改革,形成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保障,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我认为,应对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必须按科学发展观要求,认清短期波动和长远发展的关系,真正将“保增长”和“调结构”有机结合起来。
经济下行并不仅是国际金融危机之过 记者:有人将此轮国内经济下行归结于国际金融危机来袭,事实果真如此吗?
卢中原:实事求是地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只是一方面。这一轮经济周期性回调也有内在的需求,即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经济周期的波动使它进入了回调期。此前,中国经济已连续6年保持高增长,世界罕见。
正是周期性下行和国际金融危机两个力量的叠加,使此轮回调太猛了。为避免出现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导致的那种局面,国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紧急出台4万亿元扩大内需的政策,加上带动各地的投资,总数应该有10万亿元之多。
记者:近来有专家提出,4万亿元投资的投向仍多为基础设施等“传统项目”,担心会再次形成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您怎么看待这一问题?
卢中原:这正是我们所忧虑的。改革开放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技术进步、结构调整、体制改革和管理改善等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有所增大。但这是以过去经济增长粗放程度过高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方式远未实现全局性、根本性转变。与世界先进国家水平甚至国际平均水平相比,差距仍然十分明显。
据统计,中国工业部门每年多用能源约2.3亿吨标准煤。中国矿产资源总回收率仅为30%,比世界先进水平低20个百分点。无论按照每千克石油当量产出的GDP,还是单位GDP排放的二氧化碳计算,目前中国的水平均比世界高收入国家低15%以上,比欧盟国家则低40%以上。
在粗放的增长方式下,土地、淡水、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越来越脆弱。因此,应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不能再回到粗放投资的老路上去。“十一五”规划提出的转变发展方式目标不能“悬空”,这是中国站在30年改革新起点上必须完成的战略任务,不能因短期的经济回调而轻易改变。
如何防止“保增长”与“调结构”两张皮现象? 记者:这次扩大内需的巨额投资计划,是应对短期波动的一种反周期政策,目的是防止经济下滑过猛,熨平经济波动周期。应当如何防止出现“保增长”和“调结构”两张皮现象?
卢中原:我们要警惕为了大力拉动经济增长、走出下滑通道,导致原本要淘汰的企业和落后生产工艺死而复生。一定要抓住当前经济周期性回调的绝好时机,促进结构优化、淘汰落后、体制创新和技术进步。
最近,国际油价大幅度降低,现在燃油税改革已启动,接下来应以此为突破口,加快推动资源价格改革。
关键领域改革不到位,粗放的经济增长就容易反弹。目前除了资源和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急需改革外,还需加快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和公共财税体制、土地管理体制、技术创新机制等多方面的配套改革,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提供体制保障。
“中国信心”来源于良好的中长期发展趋势 记者:前一个时期,温家宝总理在多个场合强调,信心比黄金、货币还重要。您认为中国发展的信心来源于哪里?
卢中原:观察一个经济体增长的潜力,不能光看短期需求回落。判断经济形势,要善于看中长期趋势。工业化中后期、城市化加速期、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等,世界上有几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有这么多潜力同时叠加在一起?
中国的城市化率还不到2001年世界平均水平,工业化还处于中期,发展空间很大。过去我们很缺资本,现在则是如何用好巨额资本积累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中国劳动者素质有较大提高,可以带来新的人口红利。同时,中国基础设施明显改善,有力支撑了经济高增长。今后,经济增长后劲要更多地依靠技术进步和自主创新,这方面潜力很大。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2008年比1998年的条件好得多,体制条件、开放型经济的完善程度已有很大转变。中国早已加入世贸组织,可以争取到更多回旋余地和休养生息时间。1998年中国外汇储备才1300亿美元,我们就承诺人民币不贬值;现在有2万亿美元的储备,可以更从容地应对金融海啸。
记者: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大背景下,2008年中国发生了三件大事。抗震救灾,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检阅和展示了我国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成就。举办奥运会,以一种海纳百川的姿态,展现了一个开放的中国。应对世界金融危机,以一种沉着应变的风范,体现了改革开放30年积累的雄厚实力。您认为,中国明年能走出国际金融危机的阴影吗?
卢中原:2008年中国发生的三件大事,预示在改革开放30年的新起点上,中国有信心直面挑战,转变发展方式,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体到何时扭转经济下滑趋势,因为国际金融危机尚未见底,我认为宁可把短期波动风险考虑充分些。但中国经济增长有强大的动能和潜力,如果应对得当,明年仍会保持可观的增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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