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木昌彦:中日经济结构是全球失衡的根源

    中国经济:出口导向与收入差距是结合在一起的

　　——专访国际经济学会现任主席青木昌彦教授

　　恐怕这只是开始的结束，而非结束的开始。

　　大多数人对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的认识都是逐步深入的。当2007年9月美联储一次性降息0.5%之后，人们对未来市场的走势曾有很大分歧。虽然市场人士当时对伯南克没有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而大加挞伐，但联储内外同样有很多人非常忧虑通胀的前景。直到2008年年初，美联储似乎才如梦初醒一般的开始采取极其激进的松货币政策。在贝尔斯登破产之后，市场又平静了数月，直到房利美和房地美(以下简称“两房”)的股价开始跳水，随后“两房”和美国国际集团（AIG）均被接管。就在市场尚未获得足够的喘息之时，雷曼的破产几乎使整个金融市场停摆，只是在各国政府的全球救助下，市场才在悬崖边稳定了下来。同时，欧洲的富通等金融机构也纷纷破产或者国有化。危机的严重程度似乎已经将各国政府逼到了墙角，迫使他们不得不放弃了对各种救市措施的偏见，转而信奉实用主义。

　　在美国前财长、奥巴马新政府的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看来，今天的这一切都是预料中的事情。早在危机的初始阶段，萨默斯就看到了危机的严重性，并大力主张政府无所不用其极的去挽救经济。而且，在他的眼里，这场危机将可能是一场影响十年的危机。查查20世纪的经济史，在全球范围内，恐怕只有大萧条的影响程度可以与之相比。同时，这也意味着对所有人来说，危机仅仅是刚刚开始而已，我们只是经历了几场寒流，但真正的考验是熬过漫长的冬季。

　　现在各国政府几乎对本国所有大而不倒的机构都提出了全面的担保，金融海啸似乎正逐步退却。然而，更为广泛的实体经济衰退却在慢慢浮现。随着多国正式宣布经济步入衰退，作为出口大国的中国经济也明显减速。作为全球经济的重要一分子，中国现在已经无法再置身事外，我们需要更为清晰完整的去关注形势的发展，并与各利益相关方共同去采取措施，以应对危机。同时，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本身的结构转型和良性发展也将是治愈危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角度说，如何尽快启动中国的消费、大力发展服务业和产业结构升级，将是中国走向内需并建立集约化增长模式的关键，亦是世界经济恢复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为此，本报最近就相关热点问题专访了国际经济学会（International Economic Association）现任主席青木昌彦教授（Masahiko Aoki）。

　　我们本身就是世界经济失衡的原因

　　《21世纪》：现在这场金融危机愈演愈烈，经济数据显示日本也步入了经济衰退，您对日本的经济形势是否担忧？

　　青木昌彦：这一次，经济衰退并不只在日本发生。这是一场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我们都知道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刚刚经历了类似的金融危机，那对银行造成了巨大打击，之后日本的金融机构变得更加谨慎，因此它们在这次的危机中所受的损失并不大。

　　我前一段时间去过英国，从我观察到的情况看，欧洲在这次危机中遇到的问题比日本严重得多。和美国的情况类似，欧洲许多大型金融机构损失惨重，这导致整个行业受到了巨大冲击。而日本长期以来保持着很低的利率，储蓄和投资在日本缺乏吸引力，因此日本一直在国际市场上扮演着资金提供者的角色，这也使得日元长期处于贬值的态势中。随着金融危机恶化，国际市场对资金的需求也大幅减少。同时，很多投资者认为与欧美相比，日本的金融系统更为稳固，所以现在很多资金反而回流到了日本，这解释了近期日元为何走强的原因。有趣的是，这个体系是建立在美元基础上的，近期欧元和英镑相对于美元都在贬值，你们也看到美元出现了一波较为明显的升值，而日元是唯一没有贬值反而对美元升值了的货币。

　　当然，这次危机拖累了日本的某些行业，因为对欧美的出口受到了货币升值的明显影响。以汽车行业为例，我记得去年美国汽车的销售量约为1700万辆。但截至今年10月的数据来看，美国的汽车销售量很可能同比减少40%，而且日本很多行业都面临类似的困境。我不知道当下还有什么特效方法能解决这场危机，华尔街仍然不平静，欧洲也还有一些处于危险状态的金融机构。

　　《21世纪》：在您看来，这是一场本质上和以往一样的金融危机，还是具有比较特殊的？

　　青木昌彦：我倾向于第二种说法，这不是一次普通的危机。我记得美国前财长萨默斯在2007年3月来斯坦福大学作演讲时就预言——由次贷产生的问题非常严重，最终造成的麻烦可能持续10年。

　　在我看来，美国政府决定出手救援“两房”，部分压力来自于中国。众所周知，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庞大，其中持有的“两房”债券总金额当时接近4000亿美元，大约占外汇储备的1/4。

　　很多人喜欢拿上世纪90年代日本的那场金融动荡和现在美国及其他国家的情况作比较，其实它们并不一样。日本金融系统的核心是银行，金融系统在日本实际上就相当于是银行系统，然而现在美国的情况不同，产业链被延长了，看起来金融体系是更庞大了，例如保险公司AIG就由于为大量的信用违约掉期（CDS）产品提供保险而陷入了危机，欧洲和美国类似，而中国不仅投资了“两房”债券，还有与雷曼、AIG等相关的投资，日本也差不多，所以谁也没有逃过这场危机，这是一场全球范围的金融危机，每个国家都出现了或大或小的困难。又如俄罗斯，几年前，人们问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总理盖达尔，他本身也是很好的经济学家，从经济学上分析，你觉得前苏联崩溃的原因是什么？他的回答是油价的暴跌。由于原油价格在1980年代暴跌，这极大地影响了前苏联政府的收入和财政能力，由此导致了日后的危机。而现在，我们又看到了相似的情形，油价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从高点下跌了70%以上。

　　这样，世界经济格局确实存在变化的可能，我们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都是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另外，我们现在都认识到次贷等金融产品的生产和出售是多么疯狂，没有人清楚它们是如何被组合打包的，违约率到底如何，那么我们也需要新的监管体系来帮助监督所有存在风险的产品或者环节，其中就包括信用评级机构等，这些信用评级机构有时候提供了错误的信息，这些机构要运作得更有效更透明。像IMF这类国际组织只是在宏观上发挥了一些作用，它们并没有关注微观层面的经济问题，更没能注意到金融体系和市场上的疏漏，所以我建议应该建立新的组织并设立相应的新规则，不过这些新组织新规则不可能一夜之间就确立。这还需要长时间的谈判和研究，G20会议只是一个开始，这一过程需要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不管怎样，我相信改革成功的那一天总会到来，我们必须致力于研究并发现能重新让世界经济持续发展的方法，因为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我们本身就是造成世界经济失衡的原因之一。

　　中国要解决过度依赖出口的模式

　　《21世纪》：您提到很多人在拿日本的金融危机与次贷危机相比，我们知道日本企业大量依赖间接融资即银行贷款。

　　青木昌彦：不，日本企业在上世纪50-60年代是依赖银行贷款，不过70年代爆发了金融危机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进入80年代后，日本的资本市场也开始繁荣。

　　《21世纪》：上世纪70年代的危机使日本企业依赖间接融资的模式发生了改变，现在美国高度发达的直接融资资本市场也发生了问题。那么您如何看待这两种模式的优劣呢？

　　青木昌彦：通常来说，间接融资的社会安全性较强，不过如今开发出CDO、CDS等产品之后，这个市场也变得有些疯狂，因此我前面提到要增添新的游戏规则。目前融资工具是足够了，但是市场的安全性还有待提高。

　　我在1995年的时候访问过中国，参加了由时任总理的朱镕基负责的投融资体制改革方面的讨论，当时参加讨论的还有吴敬琏、周小川等人。我当时撰写了一份关于中国融资体制的研究报告，提出中日两国的历史和条件不同，中国的直接和间接融资市场都处于起步阶段，没有必要去决定应该主要依靠间接融资还是直接融资，完全可以让两个市场一起发展壮大。对那些实力和声誉俱佳的大企业而言，资本市场十分有效，而新兴企业可以靠公司债等方式融资。保持多样化是必要和重要的，中国的优势在于起步比较发达国家晚，因此有条件同时发展两个市场。

　　《21世纪》：过去一些专家建议亚洲也创造一个类似于欧元的区域货币“亚元”，但是一直未能付诸实施，您认为“亚元”是否有开创的必要？

　　青木昌彦：我们看到欧元从提议到付诸实施经历了多年的时间，至今英国依然没有加入欧元体系，如果亚洲与欧洲具有相似性，那么开创亚元体系对亚洲各国来说也不会是一个轻松容易的进程。

　　在次贷危机中，欧洲国家并没有侥幸逃脱，而是遭受了重创。亚洲目前形势还不严重，中国和日本都拥有巨额外汇储备，韩国的状况有些不好，但是如果韩国需要帮助，中国和日本是可以联手给予韩国一些帮助的。

　　我还是认为改革并创造一个新体系不能操之过急，建立亚元区显然还有一条很漫长的路要走，需要亚洲发展中国家一起努力。目前金融危机倒是一个很好的起点，让我们来研究和讨论这个问题，不过太早给予预测是没有意义的。

　　另外，当这场危机趋于稳定时，并不代表一切就风平浪静了。我对接下来可能产生世界范围的通缩忧心忡忡。我们知道美国的过度消费是不可能继续的，美国经济必然做出调整甚至是相当的改变。从美国和中国两个角度来看，我都比较悲观。例如美国的三大汽车制造商已经岌岌可危，虽然暂时问题会被解决了，但长期仍然是一个大问题，而且会造成严重的失业。而过度依赖出口的中国目前也面临挑战，在出口下滑的情况下如何创造大量新的就业岗位？中国明年的经济目标是保证GDP增速不低于8%，但靠什么来克服困难呢？我和吴敬琏先生的观点一致，中国要想保持经济持续发展就必须由劳动密集型转向技术产业。

　　不仅是美国和中国需要经济转型，日本的某些产业也面临调整。日本企业可按实力强弱划分，一些弱小的企业目前已经发生了很大问题。在我看来，当下各国政府应对金融危机做得还不够，光靠向金融企业注资是不可能彻底解决问题的，就像是一个人生病了，仅仅给予营养支持是不能让病人康复的，还需要针对疾病进行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