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也是即将上台的奥巴马政府的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在过去几年经常说假如三百年后来看今天的历史，会发现这个时代最重大的事件既不是反恐战争，也不是中东的混乱局势，而是中国的崛起。
国际上，五大独立投行几乎在一夜之间就灰飞烟灭。从严格意义上说，高盛和摩根士丹利已变身商业银行，华尔街受到了重创。中国坐拥近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同时深受外需衰退的打击。此时此刻，中国在国际经济的池塘中，不可能独善其身。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在过去三十年的高速发展已经成为了新兴市场“发展史的浓缩”。其巨大的成就一方面来源于改革开放所赋予这个国家的制度红利，另一方面也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化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的战略清晰而有效，尤其是近十年，通过一系列积极扩大外需的措施，中国有效地弥补了内需的不足，发展了经济。但在21世纪即将迈入第9个年头时，中国的结构调整仍无明显改观。一方面是消费在经济中的比重日益下降，一方面是外需在GDP中的比例日渐提高。中国此时不但是可以撼动全球经济的巨龙，也易受世界市场影响。
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在数个层次上冲击着中国经济，而且中国在海外的近2万亿美元事实上也面临着相当的风险。对于国人来说，一笔高的有点吓人的学费恐怕将难以避免。
未来当如何？呼喊了至少十年的结构改革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口号问题了，而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选择问题。假如我们错过这次机会，没能顺利的将经济引导到内需和消费的道路上，中国经济的未来三十年将不进则退。但假如国人可以化危机为改革之动力，积极建设法治的市场经济，那么中国的发展不但将给中国人带来极大的普惠效应，更可以为全球经济的发展注入巨大的活力。从此观之，中国的确站在其现代史的十字路口上。何去何从，需要国人做出选择，而面对纷繁之时局，保持思维之理性与开放恐怕仍将处于绝对的第一位。为此，本报最近专访了对中国和世界经济颇有研究的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先生，希望这位英国《金融时报》首席评论员的观点可以对中国 “亡羊补牢”的决策有所裨益。
“出口可能将是长期的衰退”
我们知道1929年那场世界范围的大萧条，很可能我们马上就要面临这种局面——谁都不愿意消费。这对中国的出口而言将是长期的衰退。
《21世纪》：过去三十年中国在经济建设上取得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您也曾经提出中国在经济增长上的表现是满分。对于中国经济长时间快速增长的原因，很多人提出了不同角度的解释，其中一种看法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近三十年全球化的大发展以及中国成功的抓住了这一历史性的机遇。您对这种观点如何评价？
马丁·沃尔夫：的确，如果100分算作满分的话，中国的经济增长毫无疑问能得到100分，但在收入分配上我给中国打50分，环境保护则只能给25分。我去过很多个国家，中国的经济增长和改革开放是让我印象最深的，这绝对是很惊人的成就。
中国经济腾飞的原因有很多，全球化并不是唯一的原因。我认为这主要还是应该归功于中国的改革开放，由此开始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随着深圳等经济特区的建立，中国还开启了出口加工贸易的进程，这一政策在中国许多地方都得到了推广，出口由此获得了迅速增长。而且伴随着投资的持续高增长，出口增长的速度之快以及时间之长都让人惊讶，即使和印度这样一个工业生产投资增长很快的国家相比，中国的表现也更为出色。在这一过程中，允许FDI的进入为中国的出口部门做出了极大贡献。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中，全球化起了很大作用，但更多的还是应该归功于中国开放经济、开放市场，并充分调动了中国人生产积极性，同时保持政治稳定的措施，这些才是中国过去三十年成功的原因。
不过，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GDP还处于世界100名以外，中国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虽然过去30年中国实现了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但还只是完成了初始阶段的任务，接下来经济想要持续发展就要依靠深化改革了。
《21世纪》：您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惊人成就，但现在中国经济遇到了严峻的转型挑战，尤其是在目前全球经济衰退的环境中，那您现在怎么看这些问题呢？
马丁·沃尔夫：我认为近年来中国调整经济模式的成效不明显，而我在多年以前就写文章强调过中国需要改变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否则今后将有可能遭遇很大的危机。
第一个关键问题是高投资和低消费，中国的国情很特殊，多年来它都保持着非常高的投资率，而且还在不断攀升，这在全世界的经济发展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但这也带来了隐患。亚当·斯密说过，经济发展的唯一目标就是消费。因此如果让我来衡量中国经济的成就，那我是不会聚焦于GDP增长这个指标的，更合适的指标应该是消费增长。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的消费增长滞后于GDP增长，我并不是说中国的消费增长幅度不够大，而是指消费增长与经济总量的增长不匹配。
而且，中国作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其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不足40%。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中国储蓄占GDP的比重大概是60%，这里的储蓄指的是国内投资与贸易顺差的总和，也许这个数字有点夸大，但也可以以此大概推算出中国公共和私人消费总合约为GDP40%的结论，其中私人消费可能仅为35%，这在全世界属于最低的水平。这说明中国的大部分经济活动并没有增加个人福利，这也造成了一个后果，就是中国经济在整体规模上是印度的3倍，但人均消费却只比印度高出50%。我相信下一代中国人会比现在生活的更好，但他们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可能赶不上国家经济增长的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来他们应该更富有。
很多人都有疑惑——为什么会这样？这其实和资本积累是紧密相连的。中国劳动者的报酬占GDP的比例大概在40%到50%之间，储蓄率却异常高，劳动者倾向于把大部分收入都用于储蓄，不过2007年的数据表明中国储蓄的大部分来自政府和企业，而非居民个人，这表明政府和企业是资本积累的主体。这也就是说，经济增长给企业带来的好处多于给劳动者的，而居民的高储蓄率对应的是低消费率，所以中国需要转变发展方向，应该将提高全民的生活水平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就是这种高投资能否持续？过去多年的数据显示中国的GDP增长是建立在投资且投资率不断增加的基础上的，然而今后GDP的增长还能长期依靠这个模式吗？让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设想，假如投资占GDP的比例是50%，在该条件下GDP年增长率为10%，这个GDP增速是很高的。但我要指出的，在这里投资率与GDP增速呈5∶1的关系，如果我们对GDP增速的期望值为8%，那么相应的投资率就只需要维持在40%的水平。但这样一来，占GDP10%的需求就没有了，因为经济减速后，投资率会以更快的速度下降，其对上游产品的需求也会快速下降，这是从需求上来讲的；从另一角度来看，在如此依赖投资的经济模式下，GDP增速很小幅度的下降也会很容易引发大幅度的经济衰退。
其次，我很担忧中国经济过度依赖出口的问题。现在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占GDP的比例已经到了10%左右的程度，而就在5年前，这一比例还只有2%。经常账户盈余爆炸式的增长有效的拉动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但这种模式也存在成本，这对于一个小国来说也许还没什么，但对一个大国来说，这种成本是很惊人的。因为贸易顺差的投资回报率在我看来只有-5%到-10%。对此，我们要考虑通胀、人民币升值以及美国国债的低利率等因素，所以回报率是负的，最终我估算中国的外汇储备现在每年大约要损失2000亿美元左右。这一部分损失本应该是中国人享受的福利，现在却变相成为了美国人的福利，2000亿美元大概相当于中国一年GDP的5%。真是难以想象，5%的GDP就这样送给了海外。而整个贸易顺差形成的外汇储备约占中国一半的GDP，这么大笔的钱就提供给了美国使用，这是完全不合理的。
出口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非常大，出口增速下降10%就可能使GDP增速下降4个百分点，中国的出口总量高的惊人，除了德国较为特殊之外，没有一个发达国家的出口能和中国相比。中国的现状是外汇储备作为资本流向海外，收益为负；来自海外的资本在中国却能获得比较高的投资回报率。现在美联储将基准利率降至历史新低，美国国债的收益率几乎为零，中国不得不承受由此带来的损失。
现在各国已经没有更多能力去吸收如此庞大的中国出口产品了。过去相当于是中国向主要发达国家提供贷款，帮助它们消费越来越多的中国产品。但是现在由于这场金融海啸，世界上几个主要靠资本流入来维持运转的国家，如美国、英国、西班牙、澳大利亚和法国，都已经不愿意继续过度消费了。即使现在中国依然愿意以原有方式向世界各国提供贷款，这些国家也不愿意继续借钱去消费了。我们知道1929年那场世界范围的大萧条，很可能我们马上就要面临这种局面——谁都不愿意消费。可以说目前除了美国政府外，没有哪个国家现在还想继续借钱。我们现在看到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在急剧上升，它还在持续的借钱度日，但这只是暂时现象。因此中国面临的威胁是世界范围的，那么中国巨额的外汇储备该怎么办？而且这对中国的出口而言将是长期的衰退。
总体而言，过去这些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战略——高储蓄、高投资、高出口以及相对固定的人民币汇率等，现在看来其中的许多优势已难以为继了。就算中国希望继续保持这样的战略，但由于外部环境已改变，这些措施估计也难以奏效。当然，这些特点中，中国仍有条件继续维持高投资。但如果中国经济要走出成功的下一步，就必须要开创更加灵活开放的市场以及降低储蓄提高消费。现在中国要迈出这一步，多少有些不得已而为之，这就是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
“必须马上刺激内需”
当下的正确做法是美国等国暂时扩大财政赤字以化解国内经济困境，中国则需要马上开始刺激内需，并容忍出口贸易的一些萎缩。
《21世纪》：您曾在自己的文章中提出这场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全球失衡以及由此出现的大量廉价信贷，这一点您在几年前就已经开始强调了，那您现在怎么看这个问题？
马丁·沃尔夫：是的，我一直认为这种全球失衡的局面难以长期持续。美国等发达国家作为中国、日本和德国等在内的出口型经济体的交易对手，向这些经济体提供了消费需求，这一需求对中国来说尤为重要。但我们必须承认，这些发达国家没有能力长期支撑如此的消费水平。仔细研究这些国家的财政数据就会发现如果这种局面持续下去，总有一天这些国家会因为超负荷运转而不得不增加融资并最终崩溃。
实际上我们目前爆发了两个同生共长的危机，一是发达国家消费领域的危机，即居民不能再继续借贷而开始增加储蓄、减少消费；另一个危机发生在金融领域，那些金融机构要么破产，要么被收归国有，停止放贷等等，这两个领域的危机都打压了发达国家的消费需求。事实上，这不是需求衰退，而是消费过剩的后遗症，对发达国家而言，短期内要让消费需求保持5%的年增长率是不可思议的。
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不再借贷，人们会继续在哪些方面花钱？显然房租、食品和基本的交通费用是必不可少的，而DVD、手机和汽车等与中国出口息息相关的产品，人们却不会再买，因为发达国家的人们几乎都已拥有了这些产品，新的需求只不过是想要换一个新的。现在我们看到这些西方国家的消费者完全停止了更新产品的想法，他们都说：“没关系，我不需要一辆新车了，我可以继续开我的旧车。”所以目前销售商很难再卖出一辆新车。同样也没有人再买新的洗衣机和新的电视了，这对中国出口是沉重的打击，而且这一趋势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因为人们的消费信心已经丧失，重建消费需求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21世纪》：但现在中国也有人在呼吁人民币贬值以促进出口。
马丁·沃尔夫：我觉得促进出口的建议不妥，对此有两个基本理由。第一，中国的绝大多数出口产品都没有别国的竞争者，当然某些产品一些亚洲邻国也有生产。但大致来看，中国出口企业的主要竞争对手并不在国外，而是在本土，并且这些中国出口的产品发达国家都不生产。所以如果这些产品降价，中国得到的好处不多。因为一个国家主动让货币贬值的重要原因就是使本国出口产品更具竞争力，从而击败其他国家的竞争对手。既然如此，人民币贬值对出口会有多大促进作用呢？
第二，目前中国出口遇到的困难是发达国家的消费需求下滑。前面我已经说过，西方国家的消费者已经不敢再继续借贷消费了，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都不会再热衷于更新换代那些非必需的产品，不管中国商品的价格如何优惠，他们还是会倾向于存钱而不是消费，所以通过人民币贬值和增加出口退税等措施来降低出口产品的价格，只能使出口获得的利润越来越少，这是非常错误的想法。我一直认为人民币贬值对中国弊大于利，在目前的形势下，我建议人民币可以小幅度升值。因为在发达国家，即使现在DVD再降价，也不会有人买，所以继续小幅升值并不会影响出口。
对中国而言，目前大部分出口产业在未来都没有什么很好的发展前景，这些产业也不会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且中国需要减少对出口的依赖、恢复经济发展的平衡，所以现在回头去实行人民币贬值等措施以促进出口，毫无疑问是错误的。
中国拥有巨额的贸易顺差，而发达国家已经在明显的缩减消费需求了。在经济衰退时期，一个保持着贸易顺差的国家还要继续实行货币贬值，这将引起以美国等国的强烈不满，就像近期外界对中国的一些刺激出口的措施已经有了不同意见一样。在未来的2-3年里，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可能会抬头。综合这些因素来看，中国不应该继续实施促进出口的措施。
《21世纪》：按照您的观点，如果要解决这场危机就要改变全球失衡的局面。这需要中国等国家扩大内需，同时美国增加储蓄并去杠杆化。现在中国已经在实行刺激内需的政策了，但在美国家庭和企业去杠杆化的同时，美国政府却在继续增加外债，似乎是美国政府的杠杆化正在替代社会的杠杆化，似乎全球失衡现在还有继续恶化的可能，您怎么看？
马丁·沃尔夫：全球失衡的局面目前已经演变的很复杂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是全球经济一个巨大的出口部门，是一个规模庞大的加工厂，当然与此类似的还有德国和日本，而美国和英国等国长期拥有巨额的贸易逆差，它们的工厂很少，需要的东西国外都有生产和供应，这个世界很难在一朝一夕之间就改变。我也希望美国能增加出口，但那就必须在美国建设更多的工厂以生产产品，这需要几年以上的时间。同样对中国来说，调整经济结构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中国可能要新建不同种类的工厂等等，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当下，美国依然存在较大的贸易逆差，因为美国还需要进口，而且在短期内，美国不会缩减服务业的人员，甚至还要增加用工以保证国内经济的发展；相应的在中国，不可能要求所有出口企业一天内转型。因此，就像你所说的，短期内我们看到的是美国政府在代替家庭和企业去借债。这么做有两个原因：一是美国政府需要资金来稳定金融市场，否则金融市场崩溃会导致各主要银行倒闭，从而殃及整个国家经济；二是美国政府要刺激经济，由政府支出来弥补个人需求的缩水，这可能要持续几年的时间，也许3年或者5年，很难准确预测其时间长短。所以短期内，美国的财政赤字不得不迅速扩大，不过这不会是长期持续的现象，我预计2009年美国财政赤字将超过GDP的10%，显然这是不能长期持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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