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是未来30年中国经济良性增长的关键

　　——专访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黄亚生

　　这是一篇迟来却又及时的访谈。

　　说它迟来，是因为采访黄亚生教授的时间是2008年的8月，当时经济下滑的感受尚不深切；说它及时，是因为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了三十年之后，如何去寻找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以保证普通民众可以在未来更多的享有经济发展的成果，这已经不是一个未来战略问题，而是一个迫在眉睫的紧急任务了。

　　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在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下，未来的不确定性似乎并没有减少。

　　基尼系数上升在于城乡差距扩大

　　《21 世纪》：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是经济快速发展和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的三十年。但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内在和外在不平衡性也在随之显现，例如多年前政府就提出了扩大内需的方针，尤其是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的方针，但消费占GDP的比例在不断下降，同时外贸依存度却逐渐提高，目前已上升到接近70%的水平，这造成国际经济环境对国内经济影响巨大，经济发展不具有可持续性，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黄亚生：第一，我要说明一点，消费在GDP中的占比近些年持续下降，但假如我们分析过去三十年的统计数据，就会发现情况并非一直如此。实际上，居民收入占GDP的比例在上世纪80年代一直是上升的，90年代才开始下降。这点非常重要，因为现在很多人都把改革开放的这三十年当成一个整体，在我看来这是不正确的，1980年代到 1990年代早期和1990年代末到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时代。从1998年开始的、目前仍在进行中的中国式的城市化，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期是不存在的，而居民收入占GDP的比例开始下降也是90年代中后期开始出现的。这也就是说中国从90年代后期开始，每1个百分点的GDP增长给老百姓带来的福利呈现出了递减的趋势，这与之前1980年代的状况截然相反。

　　第二，在1980年代，衡量社会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的上升，主要是由于城市内部和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而造成的，但在1990年代，基尼系数的上升则主要是由于城乡差距的扩大。我认为这种不同反映了1990年代经济发展的一个特点，就是忽视农村、发展城市。从银行贷款和国家财政的角度分析，1980年代农村地区获得了不少国家投资，银行贷款在农村也是净流入的状态，但90 年代这些状况都发生了逆转，例如银行贷款就变成了净流出的状态。

　　1980年代的中国，虽然城市改革的步伐不是很快，外资也不多，但农村金融的开放速度和产权保护的提高程度，却是很惊人的。例如当时农村地区给农户的贷款占农户收入的比例，跟1990年代的同口径数据相比，要高很多。另外就是农村地区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的比例，在1980年代的比例是1∶1或1∶2，但到了1990年代就变成了1∶3、甚至更高。在我看来这是农村金融改革在1990年代陷入停滞、甚至被逆转的结果，很多农村金融机构都是在90年代被关闭的。

　　众所周知，非正规金融，即民间借贷的利率是很高的，而且这种借贷经常只发生在熟人之间，因此其总量是很有限的。但正规金融有一套审批规则，覆盖面比较大，大量借贷发生于陌生人之间，这是非正规金融无法取代的功能。所以即使农户在80年代和90年代可以获得相同数量的资金，但其融资成本可能相差很大。况且不是所有地区的非正规金融都比较发达，所以这造成一种结果，就是民间借贷发达的地区，经济也相对比较发达，例如浙江，而民间借贷不发达的地区，经济也会比较落后，例如河北和贵州。

　　农村问题的溢出效应

　　《21世纪》：那您觉得90年代的这些变化对如今有何影响？

　　黄亚生：农村问题的出现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至少有三点：

　　第一，中国农村地区的人口有8亿，这种政策转变的影响面很广。你想想，8亿农民的收入增长那么少，国内居民的消费需求怎么可能有实质性的提高？根据我的研究，1980年代的中国经济是一个主要依靠内需和消费的经济，而现在主要依赖的是外需和投资，也就是说经济增长的动力改变了。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这么大的国家，经济高速增长了30年后，到现在还如此依赖国外市场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原因。

　　第二，经济增长的模式改变了。我认为中国经济具有二元性的特点:城市是政府经济，农村是市场经济。也就是说发展城市经济主要依赖的是政府力量，而发展农村经济则主要依赖了市场的作用。在时间上，前者是1990 年代中后期以来的发展战略,而后者则是1980年代的发展战略。

　　这个问题要从改革开放前的农村状况谈起。我个人认为，农村地区是改革开放前中国唯一保留着创业精神的地方，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改革开放可以成功，而苏联却最终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控制了绝大多数的资源和价格，尤其是在城市地区，民营经济和个体户几乎绝迹。但在农村地区和相对落后的地区，政府没有也无法完全根除私人经济。这即使在计划经济最盛行的年代也做不到，因此农村地区也随之保留了一部分创业精神。例如在文革期间，农村依然残存了自留地和非正式的自由贸易集市。

　　实际上，前苏联也曾经做过很多经济改革，我们采取的很多措施，他们也都采取过，但最终效果很差，苏联改革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的苏联已经基本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国家全面控制了经济，因此民营经济和创业精神没有了任何生存空间。而中国在改革开放时依然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越南也是如此，因此中越两国虽然在经济改革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问题，但依然可以保持经济的快速发展。在中国有一个流行的说法叫“社会主义救中国”，而我的观点是“创业精神救了中国”。

　　反过来讲，因为农民比较有创业精神，所以如果金融体制对他们开放的话，那就会产生非常大的经济效果。但假如资金都给了那些不具有创业精神的人，恐怕对经济增长就不会起到有效地推动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这正是1980年代和1990年代在中国发生的事情，1980年代很多资金给了那些能创业的农民，这些农民去创业所进行的生产往往是市场导向型的，会根据居民的消费需求来安排生产，而且这些创业活动解决了很多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水平，这实际上也扩大了内需，因此那时候经济在内需的基础上也可以增长。

　　但到了1990年代，金融体系对农村的支持越来越小，大部分资金都流向了缺乏创业精神的城里人和国有企业，这些机构的投资和生产经常不是市场导向型的，其对居民收入的提高作用比较小，因此消费需求就会跟不上。这时候政府再想维持经济增速，就只能靠外需和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投资了。这种政府主导的投资战略，其边际效应下降很快,所以有的地方现在为了刺激经济发展，甚至出现了拆房再建房的做法,这非常像凯恩斯讲的“挖沟填沟”。

　　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的投资率一路攀升，现在已经接近50%了。而在80年代，我们的投资率只有30%多，和很多东亚国家处于同一水平。很多人说中国是东亚模式，但35%的投资率在东亚模式里就已经是很高的了，我认为现在的中国经济不属于东亚模式。

　　另外，这种改变实际上进一步拉大中国的贫富差距。这方面哥伦比亚大学的两个学者曾经做过相关的调查和研究。他们通过在中国做的几次居民调查发现，民营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基尼系数越低，反之亦然。这意味着假如金融体制可以支持农民去创业，那么当地的贫富差距也会缩小。从这个角度看，浙江等民营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贫富差距也会较小，而上海等民营经济不太发达的地区，贫富差距恐怕会比较大，这和我的观察相符。

　　第三，这影响了中国生产成本的结构。当农村出现上述问题以后，它会造成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产生大量的农民工。原因很简单，因为金融体系减少了对农村的支持，农民不可能在本地创业，这也就无法产生足够的就业机会，所以为了寻求更高的回报，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只好来城市寻找工作机会，这就是中国每年有上亿农民工奔向沿海的原因。

　　对这种现象怎么看呢？国内一些学者认为这是好事，是市场经济的表现，而且可以有效的提高农民收入。我的看法和他们不一样，我觉得这件事情本身不是坏事，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件坏事。你想想，由于农村获得正规金融的成本太高，农民在1990年代要承受很高的农业税，教育和医疗费用也是节节攀升，而务农的回报又是那么低，因此农民只能选择打工的生活。

　　有这么多的农民工每年都要去沿海地区找工作，这实际上等于给广东这样的出口大省平白无故的增加了成千上万的劳动力供给。对一个企业来说，在其他任何因素都不改变的情况下，这肯定会降低劳动力的价格，而劳动力成本对资本的比也会随之下降。面对这种劳动力成本相对降低而资金成本相对升高的局面，一个理性的企业家肯定会更愿意去采用那些简单的生产方式，而不会去投资改进技术，进行产业升级。可以说，这种廉价劳动力几乎无限供应的局面降低了民营企业进行自主创新的积极性。所以在过去的几十年间，长三角和珠三角的众多民企一直都在做简单的加工业，技术上的改进乏善可陈。但我并不责怪这些民企，因为这是环境造成的，这样的行为方式当时是最符合它们利益的。

　　这里插一句，最近几年中国的出口日益偏向机械产品和高科技产品，因此有人断定中国出口的产业升级很快，但我不这么看。过去几年，中国企业在技术方面的进步是有的，但并不大，这方面世行有一个相关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世行详细列举了中国的出口产品结构，并按照行业将之划分为高技术和低技术两类。假如细看那些高技术产品，你会发现凡是技术密集的产品全部都有进口的成分，也就是说它们是中间件组装而成的，而且其技术主要蕴含于进口的那些中间件上。这也就意味着假如把进口的技术排除掉，那么中国出口的技术含量就会大为缩小。所以中国出口的技术含量在过去不是没有增加，而是增加非常有限，幅度很低。这方面你还可以去看看印度的情形，据我所知，印度出口的总额比中国小很多，但它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增长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