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石儿赔偿标准不能仅由政企说了算

　　三鹿奶粉事件走到了赔偿的门槛。东莞市卫生部门透露，此次“结石宝宝”可获得的现金共分为企业赔偿和政府补偿两大部分。按照原计划政府补偿标准是：“结石宝宝”死亡病例可补偿20万元，重症病例可补偿3万元，普通症状可补偿2000元，但具体补偿和赔偿方案仍未最终确定（《广州日报》12月29日）。

　　危害炽烈的三鹿奶粉事件，行将有一个实质性的结尾。赔偿在所难免，但赔偿标准仍然需要等候。仅从东莞一地来看，政府赔偿方案显露雏形，而企业赔偿方案依然混沌。我们相信，东莞的赔偿情境代表了全国对“结石宝宝”作出赔偿的基本面目。

　　就东莞政府“原计划的赔偿标准”而论，说实话，我们真不知道是多了还是少了。从生命为尊的立场说，无论赔偿多少都不免嫌少；而从现实出发，我们也希望政府能够设定足够的赔偿金额以尽其可能地消解“结石宝宝”及其家庭的悲情。只要赔偿数额合理，也算是为三鹿奶粉事件画上一个最不坏的句点。

　　其中至为重要的是，如何恰当区分“重症病例”和“普通症状”？能否给出一个详尽的标准？在此基础上，我们希望政府能把对应的赔偿方案提请公众讨论。既然赔偿方案是针对受害者的，那么他们显然不能置身事外，他们有权利在赔偿标准和方式上主张权益。我们坚信，惟有受害者代表、政府与企业富有诚意地坐下来商洽，就赔偿方案达成共识，这场史无前例的赔偿大案，才具有内在的合法性和平静而富有效率的执行力。

　　毋庸讳言，三鹿奶粉事件是中国公共安全体表上的一个惨痛的伤痕。公共安全、政府公信力、企业经营道德，无不沦陷其中。如果说，先前进行的行政问责和司法处置，是要重新唤起公众对政府和企业的信赖，那么，赔偿就是对受害者的实质性救济举措。某种意义上，赔偿方案能否深入人心，决定着政府公信力能否真正雄起，决定着乳制品企业能否真正走出谷底，也决定着受害者对那段不堪回首的遭遇的记忆底色。我们不能让受害者觉得，他们曾经被无良企业抛弃，而今却又被第二次抛弃。

　　生命无价而金钱有价。无论怎么说，赔偿都是展示政府和企业诚意的重要砝码。政府公信力和企业道德感从哪里失去的，就应该从哪里找回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三鹿奶粉事件受害者的赔偿方案，就不应仅仅从患儿病理状况出发造册，更应加入政府失信和企业失德的惩罚性或反思性赔偿，以达到警醒的目的。

　　政府和企业理应具有这样的赔偿境界：身体上的伤害很容易痊愈，但精神上的伤害却要诚意和希望去慰藉。如果仅仅从患儿病理状况出发进行赔偿，从一开始我们就得了健忘症，从一开始赔偿方案就是残缺的。我们一定要清楚，是为了赔偿而赔偿，还是为了不再赔偿而赔偿，决定了此次赔偿方案的价值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