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天则研究所发布“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研究报告，称确保18亿亩耕地以保障粮食安全的观点是错误的，会导致房价大涨。
这一观点是对“18亿亩红线”的公开挑战，很快招致了社会上的强烈批评，以致有“卖国”之说。
保护耕地与经济发展
笔者认为，保护耕地，保持粮食自给能力对中国来讲是绝对重要的。但如果具体问及在中国人口趋势下（约14.5亿达到高峰，以后开始下降），多少耕地对保障粮食自给能力是必需，应怎样妥善处理实践中日益尖锐的保护耕地与经济发展的关系，18亿亩“红线”为什么要坚持，近期应如何把握占地尺度，则是较复杂的问题，学术上完全允许有不同的看法。
国际上的粮食安全线通常为人均0.8亩，对中国讲这太低。考虑中国人口今后先升后降及以往占地趋势，作者曾研究指出，中国耕地今后长期可以保持人均1.2亩甚至以上，耕地在我国各类重要资源保有量中，属于长期保障度相对较好者。学界各方面研究一般也认为中国长期有粮食自给的能力，对中国有粮食自给的能力实际已无需辩论。
当前粮食自给方面最值得高度关注的问题，笔者认为还不在于是否把粮食安全和保护耕地联系起来，而在于是否应把粮食安全继续与常规农业完全捆绑起来。这涉及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粮食安全观念，应该怎样认识中国低效益粮食生产与农业、农民收入之间的长期关系。这些问题短话说不清楚。作者仅分析一下最近学者所再次强烈表露的那种60年不变的传统粮食安全观念。
粮食安全取决于粮食储备
一国粮食安全确实取决于耕地提供的粮食自给能力，粮食无自给能力，依靠国外，一旦粮食供应出问题，就无粮食安全可言，如当今的日本。但如果一个国家自给能力无虞，就绝不像很多专家强调的一旦发生争端后果不堪设想。事实上中国即便敞开粮食进口，受国际市场粮食贸易容量制约，粮食自给率降低10%~20％应该已是极限。如果10%~20％粮食进口，由于有粮食自给能力（指潜力），中国的粮食安全实际只是取决于粮食储备。
粮食生产一般一年2季，应对10%~20％万一出现的缺口，如果有半年左右粮食储备做安全保障，有非常充裕的时间全力启动粮食生产。至于中国进入国际粮食市场，会引起粮价上升，如同中国进入国际矿产市场矿产涨价一样必然，我们是否可以不进口矿产？更何况粮食涨价有利于平衡第三产业发展，缓解我国超小规模粮食生产造成的“三农”困境。换言之，完全可以松绑中国农业让其依据经济规律去发展，这对缓解“三农”问题与稳定粮食安全均具重要意义。
当前日本、韩国农业的危机在哪？美国一个农业劳动力目前平均耕地120余公顷，日本则不足2公顷。如果取消农业补贴，吃不消的只是日本。这种农业基本条件的巨大差异，特别尖锐地表现在粮食生产方面，因为美日粮食单产只有些许差异（还好，日本没有完全作茧自缚，在狭小经营规模上，其扬长避短，以进口国外低价谷物发展起来的肉蛋奶等设施型农业效益并无问题，而日本粮食进口比重已经超过70％）。
规模农业与资源制约农业在效率上无法弥合的差异（韩国农民反对贸易自由化在香港多哈回合时甚至表演跳海，原因也在于此），在所有资源制约型农业国内，无论日本或是中国，都表现出一旦经济起飞，二三产业迅速发展，农民经营规模难以迅速扩大，农业效益、农民收入问题立即凸显，这尤其尖锐地表现在粮食生产上。日本1955年开始经济起飞，几年后农业、农民问题也尖锐暴露，到1961年已经出台《农业基本法》，开宗明义地表示要全力解决农民收入问题。如果政府不能给以有力的农业补贴，随经济快速发展，“三农”问题就只会日益突出。日本农业人口比重从一开始相对我国就少，日本经济有能力也切实有力地反哺了农业。
农业补贴与贸易摩擦
但问题是，农业补贴、农业保护主义却成为国际贸易摩擦中几乎最突出的问题，国际谈判从乌拉圭回合到多哈回合，就这一问题持续了最激烈的交锋。如果今后国际谈判取消农业补贴，实施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对资源制约农业的外部破坏力是可想而知的。日本饲料粮是大量进口的，同时却坚持口粮自给，但日本全部稻米改为进口不超过2000万吨，贸易摩擦已经如此激烈，中国粮食内需是5亿吨，因此，美国等对我打响类似的农产品贸易战也只是时间问题。
中国农业强烈的资源制约性质急需农业扬长避短，充分利用国际粮食市场所能给予的有限空间，尽量推动农业结构调整，提高耕地单位产出。但有限的耕地面积却在粮食自给与农业结构调整之间必然形成跷跷板关系。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两次放宽农业结构调整都深受地方及农民欢迎，但也很快威胁到粮食自给，根据粮食自给观念，政府随之又大力采取措施抑制粮食种植面积减少。今天农业经营规模日本约为美国的1/100，而中国只有日本的1/5，农业规模超小又基本是粮食生产，是构成中国“三农”问题的一个最基本的背景。
不难预见，在中国快速发展过程中，以粮食生产为主的农业问题，仍将持续发酵，政府反哺农业的压力会持续增长，但农业补贴方面国际压力也将如期而至，已经成为政府必须长期面对的关系农业发展、农民收入的十分棘手的矛盾。由于农业人口比重较大，“三农”问题的影响绝不局限于农业，对国家经济与社会健康发展均有重要意义。因此，对我国粮食安全及相关农业战略问题，不是不需要谈论，而是应做深刻检讨。
提高农业经营规模
需加快户籍改革
事实上，与“三农”问题相关的许多重大政策问题，也需要更充分讨论。例如，减少农民以扩大农民经营规模，甚至一直为发达国家农业政策重视并实践，更直接关系资源制约农业的生存与发展。对我国超小规模农业来讲更应放在农业政策、“三农”政策的核心位置，情况是否是这样？日本经济起飞30年后，农民经营规模有了几倍提高（尽管离开补贴，粮食效益问题依旧），中国改革开放30年，农民经营规模迄今持续减少，这里既有人口问题，也与侧重城市化方式有密切关系。改革开放后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到二三产业的达到40％，“离土不离乡”式的城市化却使我国农民土地规模30年下降40％。
目前国内流动人口起码1.5亿，而人们还在预计流动人口今后会大规模增加，这种预计实际上潜在地表现出，人们对中国城市化方式就是全国人口的大流动已经习以为常。最近的农业政策虽然明确表明了对扩大农民经营规模的关注，农民彻底转移问题却仍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被明确提上中央农业政策日程。而寄希望于早已实施的土地流转，对扩大经营规模能有多大作用？提高农业经营规模，必须加快户籍改革，实现农业劳动力“离土离乡”转移，但户籍改革已经15年，至今清晰的思路在哪？
广开言路探讨农业战略
又例如，各国农业基本生产条件差异很大，以往似乎难以阻挡的国际农产品贸易自由化趋势，现实上正遇到资源制约型农业国越来越大的抵抗。此次多哈回合谈判，印度最终在农业保障机制上拒绝让步，韩国则已掀起较大规模抵制贸易自由化运动，中国农业规模超小，对国际农产品贸易自由化谈判是否完全明确了长期的策略与立场？此外，我国土地管理等等也还存在许多问题，暂不细述。
以上所述问题都涉及国家粮食安全政策及农业政策，对这些问题需要深入探讨。尽管面对复杂问题，任何个人认识都不免会出现偏差，但国家的发展应该创造更开放、宽容与善于认真倾听的社会环境。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室主任、教授）
●当前粮食自给方面最值得高度关注的问题，在于是否应把粮食安全继续与常规农业完全捆绑起来
●中国农业强烈的资源制约性质急需农业扬长避短，充分利用国际粮食市场所能给予的有限空间，尽量推动农业结构调整，提高耕地单位产出
●提高农业经营规模，必须加快户籍改革，实现农业劳动力“离土离乡”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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