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智健之女逃脱调查律师表示内幕交易举证艰难-搜狐财经

　　香港证监会调查名单：17高层不见荣智健之女律师称内幕交易举证艰难

　　本报记者朱宝香港报道

　　2009年伊始，在中信泰富正式确认该公司17名董事正接受香港证监会调查之后，中信泰富炒汇巨亏事件再次抓住业界眼球。

　　1月2日，中信泰富公告称，包括荣智健在内的17名高层正接受香港证监会调查，这其中包括荣智健、范鸿龄、李松兴、荣明杰、莫伟龙、李士林、刘基辅等10位执行董事，以及张伟立、何厚浠、德马雷、何厚锵等7位非执行董事。

　　问题是，荣智健之女荣明方及原财务董事张立宪与财务总监周志贤三人，却并未在17人名单中。

　　原因何在？

　　“荣明方现在已经被降职，调到了其它业务部门，另外，张立宪和周志贤也已经请辞，他们都不再是公司董事级的管理层。一般来说，对公司亏损负责的主要为高级管理层。”中信泰富发言人1月6日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如是解释。

　　按照该发言人的说法，荣明方之前担任中信泰富财务部主管，相当于该公司的财务总监。而在被降职之后，却“因祸得福”，被免于接受调查。

　　对此，香港证监会对本报称，这些调查对象究竟是如何确定的，目前不能进行披露，原因在于“回应该问题可能会泄露目前调查的方向”。

　　荣智健无辞职意向

　　日前，中信泰富主席荣智健的去留问题，再次成为聚焦热点。

　　有媒体报道称，中信泰富大股东中信集团目前深感“被动”，原因之一即在对中信泰富实施救援之初未能果断让管理层“下台”。

　　“我们没有听说过荣智健会辞职的说法，”对于荣智健去留再度成疑的说法，上述发言人强调，“荣智健以前就说过，他是公司选出来的，他自己并没有辞职的意思。”

　　此前，荣智健在去年12月19日举行的特别股东大会上也告诉记者，至于他本人或者范鸿龄会否辞职的问题，需要经过特别的程序，由股东大会最终决定。

　　去年12月24日，中信集团对中信泰富的救援计划，力排众议后，终于完成。此后，又有中信集团要派驻管理层到中信泰富的说法传出。

　　对此，该公司发言人也表示，并未获悉中信集团会在现时派驻管理层入驻中信泰富的消息。“目前，中信泰富仍忙于与10多家相关银行核对转让给中信集团的约务更替合约。”

　　至于证监会调查17名高管的具体原因，该发言人表示并不知悉，只确认证监会并未调查荣明方与周志贤，以及张立宪。

　　“中信泰富公布说证监会已介入调查，的确如此。但对于调查详情，因监管要求不能披露，加之调查尚在进行，证监会本身也不愿意因回应此事而透露调查方向，影响调查进程。”香港证监会发言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证实。

　　高层涉嫌内幕交易？

　　对于中信泰富事件的另一关键点在于，该公司自从去年9月份就已经发现巨亏风险，但一直到10月底才向公众公布，到12月底才正式通过中信集团割掉“毒瘤”。在此期间，会否有内幕交易的嫌疑？而这，会否是证监会调查的原因之一？

　　在回应证监会调查是否与延迟披露有关时上述中信泰富人士表示，虽然去年9月7日中信泰富已发现澳元合约可能存在风险，但如随后所披露，中信泰富与10多家银行签订了相关合约，因此，中信泰富管理层需要时间向各银行核实情况，并权衡对这些外汇合约的负面作用的判断是否充分。

　　“中信泰富是在证监会指引的尽所能快的进行妥当披露的指引下进行披露的，中信泰富已经按情理尽最快最妥当的方式进行了披露，至于是否违规，还是等证监会的最后调查结果来呈明。”

　　“证监会介入调查的原因可能是延迟披露，但也不排除对是否有内幕交易进行调查。”香港某国际律师行律师告诉本报记者。

　　该律师表示，判断是否有内幕交易取决于两点。第一，是否事先获得可能进行的交易或协议消息。而作为公司董事或其他类别的高级管理层，获得消息的可能性很大；第二，是否故意利用已经获得的消息进行交易获利，是主观故意，还是不知情客观偶然所为。

　　“一般来说，作为高管，不会主动增持相关交易的股票，因为嫌疑比较大。但有的也确在相关期间进行了增持，因此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举证，从而证明其有利用消息获利的故意性。”上述律师称。

　　资料显示，中信泰富于去年10月20日发布盈利预警，并公布公司因外汇合约可能面临巨额亏损。

　　10月21日，中信香港(中信集团子公司)增持中信泰富200万股，同日，荣智健也增持中信泰富100万股，作价分别为7.392港元与7.371港元。

　　10月27日，中信香港董事蔡星海增持中信泰富100000股股份，每股作价3.730港元。资料显示，蔡星海为中信香港的董事，是中信集团公司的一致行动人。

　　而据载于中信泰富12月3日的《通函(有关备用信贷 / 涉及中国中信集团公司认购可换股债券的关连交易 / 申请清洗豁免 / 涉及将由中国中信集团公司承担若干杠杆式外汇合约的非常重大出售事项及增加法定股本)》，以下简称《通函》中所注，持有280000股股份的蔡星海为中信泰富多家附属公司董事，是中信泰富的关连人士。而蔡星海在中信泰富向中信集团发行116亿港元可换股债券前，持有中信泰富0.013%的股份，而发行可换股债务后，蔡星海持有中信泰富的股份摊薄至0.008%。

　　如果按上述律师所言分析，两个时间段值得关注，其一，9月7日至10月20日期间。9月7日，中信泰富已获悉其外汇合约可面临巨额亏损，但直到10月20日才披露，在此期间，中信泰富的管理层及可能的关连方，存在事先知情而沽出股票的可能，同样，也存在获悉中信集团拯救方案的可能而买入股票。

　　巧合的是，10月21日，荣智健与中信集团都曾增持中信泰富，10月27日，蔡星海也购入中信泰富100000股股份，作价为3.73港元。

　　值得注意的是，12月24日，中信集团拯救方案完成后，中信泰富股价随即上场，1月6日收市价10.88港元，相较于换股价已有30%以上的上升。

　　本报记者发现，作为关连人士，在12月3日中信泰富的《通函》内，荣智健、范鸿龄、蔡星海及中信香港已确认，于2008年10月28日之前，他们都不知悉中国中信集团提出的清洗豁免申请所涉及的交易。

　　信诚证券基金经理王海翔对媒体表示，中信泰富目前的股价与向中信集团发行可换股债券的换股价8港元相比，升幅已经超过30%。若其后监管当局查明某些董事需要为中信泰富的巨额亏损负责，那么一致行动人士立即就能够在可换股债券上获利，无疑变相奖赏一些犯错令公司身陷险境的人，逻辑上实说不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