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就业的冲击？本报独家专访全国人大常委、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
国际金融危机通过3种渠道影响就业 记者：目前国际金融危机正通过什么渠道影响我国的就业？
郑功成：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通过3种渠道影响我国就业：一是国外需求下降，出口企业订单减少，导致企业破产或裁员；二是影响投资信心，导致就业岗位增长减缓。比如一些企业虽未受金融危机直接冲击，但是投资信心降低，本来打算扩大投资，增加工人，却选择了观望；三是影响消费信心进而影响就业。
我们目前需要的是鼓舞信心。政府的巨额资金投下去，目的就是扩大内需，促进增长，增强信心。但如果这些投资是低水平重复建设，反而会打击投资信心。反过来，如果布局合理、结构优化，对某些领域有所拉动，就会增强投资信心。
记者：当前整体就业形势如何？
郑功成：除了就业岗位增加减缓外，我们面临的新增劳动力供给也与以前不一样。大学生是高素质的劳动力，对就业岗位要求更严格。还有年轻一代的农民工。10年前的农民工，没有工作了就返乡务农。但是现在的第二代农民工，返乡意愿很低。
从供需两方面看，今年的就业压力很大，不能掉以轻心，必须采取得力措施。总的说来，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向：提高居民收入，加强社会保障，有效利用政府投资拉动就业。
提高居民收入有利于促进就业 记者：有人提出，为了鼓励工厂雇用工人，促进就业，应该降低工资。提高居民收入和促进就业之间是不是有矛盾？
郑功成：现在是一个消费决定生产的社会。从大的宏观逻辑上讲，居民收入增加了，消费需求就会增加。收入带来需求，再促进生产。收入对消费、生产具有正相关的逻辑关系。
我们看到，这次金融危机中，我们长期存在的居民收入偏低抑制消费需求的问题暴露出来了。比如说，国际需求减少导致玩具工厂倒闭。可是，我们农民的孩子有玩具吗？我们那么多低收入家庭，能给孩子买玩具吗？所以，提高国民收入，至少在我国现阶段乃至未来相当长时期，均应当是有利于拉动消费，对于促进就业岗位的增长，两者并不矛盾。
记者：就是说，在目前经济困难的情况下，也不能降低工资。
郑功成：我一贯主张提高工资收入。在目前的特殊情形下，工资的上涨也是必须坚持的，因为我们的劳动所得严重偏低。原则上，我不赞成降低工资，现在不是降工资的时候。 订单不足的企业可以减少工时，并根据减少的工时来调整工资。同时，还需要清醒认识到一个道理，并不是劳动者收入越低，就业岗位就越增加。就业岗位的增长与否，从根本上看跟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密切相关。我国上世纪80年代GDP每增长1%，就可以创造200多万个就业岗位，90年代降低到100多万，进入本世纪，下降到80万个以下。
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仍需加强引导 记者：但是一般来看，产业结构升级都是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迈进的。
郑功成：我们国家还没有发展到那个阶段。我们在公共资源配置和政策指引上，要允许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存在。制造业是劳动密集型，我们的制造业还没有充分地发展起来。此外
农产品深度加工业，也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最明显的是第三产业。以家政服务业中的老年人护理业为例，现在有多少老年人的服务需求能得到满足？我们调查发现，大约20%的家庭需要保姆，20%的家庭不需要保姆，而超过50%的家庭需要的是钟点工。但是这种需求目前很难得到满足。与此类似的还有旅游业。旅游是中产阶级的一种新的重要的消费方式，但是我们的旅游基础设施落后，产品供给不充分，抑制了需求。我建议，考虑增加长假，不能单纯将其理解为“假日经济”，更重要的是培养新的消费观念，鼓励大家外出旅游。
其实，我们有很多就业空间没释放出来，就像
北大荒，没有开发前，它是北大荒，开发了，它就是北大仓。劳动密集型产业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投资倾斜带来更多就业岗位的项目 记者：保就业和保增长之间是什么关系？
郑功成：保就业就是保增长。因为保了就业，就减少了失业率，保留了劳动队伍，稳定了社会，稳定了收入预期，这有利于改变消费低迷、需求不旺的现象。保就业，是保增长应有之义和核心命题，更是必要条件和落脚点。
保增长对于保就业也有促进作用，一些老的、该淘汰的产业淘汰了，但是只要有增长，就能够出现新的产业，创造出新的就业岗位，也就保了就业。
所以，我们的公共投入和社会投入，一定要跟就业岗位增长直接挂钩。同样是增长，要向能够带来更多就业岗位的项目倾斜。应当将保就业列入各级政府的政绩考核指标体系，并作为重要目标执行。
记者：您认为要提高就业，需要在哪些领域加大投入？
郑功成：首先是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比如地铁等基础设施，信息网络、公共卫生服务。其次还要加大社会保障投入，建立起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促进消费，让居民把钱从银行里取出来，光靠降低利率不行，因为我们的存款对利率不敏感，而对风险敏感。如果没有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储蓄率肯定降不下来，内需就难以启动。因为有后顾之忧，生活风险太大，在市场经济中有效的利率调整在我们这里失效了。所以，我们应该趁此机会，加快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
国际金融危机也为我们提供了配套改革的机会。比如，我们可以加强公共房屋的建设，满足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需求。这不但会带动建筑行业的就业，还会拉动上游水泥钢铁等行业的需求。(本报记者 尹世昌 王炜) (来源：人民日报)
(责任编辑：单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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