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应该再投入6万亿发展城乡公共服务

　　自身利益局限性已成为政府改革最焦点问题

　　搜狐财经：今天的议题是30年之路。我知道您对政府体制改革的研究很有深度，您能不能谈谈您对过去30年政府体制改革的看法？

　　迟福林：我先谈一谈对过去30年改革总的看法。改革30年是走向未来的历史起点。我们过去的30年，从总体上说，其成就最集中的体现在哪里呢？就是中国社会发展阶段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我们从改革开放之初的以解决温饱为目标的生存型社会，已经进入到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发展型社会。

　　搜狐财经：您觉得政府体制改革的难点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迟福林：下一步政府改革有两个大的问题。一个问题是政府自身的改革。政府利益的问题，已经成为政府自身改革最焦点的问题。另一个就是政府能不能确实从原来的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在这方面能有实质性的突破，就可以有效理顺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

　　搜狐财经：您觉得这个实质性的突破最先从哪个地方着手？

　　迟福林：最大的问题是政府的职能还没有彻底转变。我们政府的理念、职能现在还处在生存性阶段，以提高经济总量为目标的阶段。但是现在发展阶段变了，现在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要解决经济性公共服务、社会性公共服务和制度性公共服务，这是一个极大的转变。现在政府的职能转变还没有转过来，背后深层次的问题就是政府自身利益的局限性。

　　搜狐财经：当前很多的社会问题，其实最终的根源都是政府体制改革。因为好像政府的集中点都在经济，您觉得公共服务包括哪些？

　　迟福林：我们要解决中国后30年历史性课题，如果没有政府转型的突破，这个历史性的课题，就是说建设发展型社会的历史性目标是实现不了的。政府未来30年整个职能的转变，我想是要关注的三个大的基本问题。一个是政府如何关注人的发展，要把人的发展问题解决了。我们在提高经济总量上很有办法，但是人的发展所面临的问题还有很多。

　　第二，可持续发展问题，怎么来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以扩大内需为重点的整个发展方式不转变，扩大内需的问题解决不了。

　　第三就是公共治理结构，现在公民社会的趋势出现了，如果我们还是原来的行政控制型的管理方式，就会完全不适应。怎么建立一个良性的公共治理结构，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政府面对如何通过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解决人的自身发展；如何通过转变发展方式来解决未来20年、30年的可持续发展；如何通过政府自身的改革建立一个完善的公共治理结构，这是三个基本性问题。

　　建议投资6.42万亿发展城乡基本公共服务

　　搜狐财经：您刚才提到的三个方面，其中一个是可持续发展。但是前几年国家对节能减排一直力度很大，好象在这次经济危机发生之后，突然开始投4万亿，要在多少时间内全部花出去，这样对可持续发展可能是很大的挑战，而且地方政府还是以经济增长为目的。您觉得在这个时候，政府应该做一些什么工作？

　　迟福林：在可持续发展上有一个短期目标和中长期目标结合的问题。我们的4万亿投资，很显然，想拉动基础设施，但是基础设施的建设虽然对短期的经济刺激有明显成效，一旦搞不好，可能会对中长期的发展带来生产过剩，或者是某些高污染、高消耗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所以我们现在4万亿投资必须要和中长期能够结合起来，在注重短期基础设施拉动、保增长的同时，一定要使这种投资逐步地转向有利于中长期发展，或者有利于扩大内需、调整结构上，这一点现在是十分关键的事情。

　　搜狐财经：您觉得从短期来看，中央政府怎么跟地方政府协调，在投资的过程中不要重复建设，不要以浪费资源环境为代价？

　　迟福林：我想有两个事情很重要。第一，投资项目，绝对不要把过去已经淘汰的项目现在简单包装再上来，这里有一个严格审查的问题。而且我建议这些项目应该尽可能在一个地区对社会公布，让社会了解这些是不是过去已经淘汰的、不能上马的项目，现在借着四万亿就上来了。另一个，在推进四万亿投资的同时，我们现在提出一个建议，就是六万亿的投资。什么概念呢？就是在社会领域，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未来10年左右，我算了一笔帐是6.42万亿的投资。

　　具体地，如果按照2020年初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话，国家财政如果每年支出增加5000到6000亿，把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控制在30%左右，大概需要6.42万亿左右的投资。这6.42万亿投资可能跟4万亿大概有一部分，比如一万亿左右的重复，但是如果这个投资能够实现，我想对两件大事的解决都是极为重要的。

　　第一，扩大内需，我们的储蓄倾向于保障性储蓄，从根本上来说是在于社会保障缺乏，缺乏基本保障。在社会保障没有建立，或者本来应该保障没有保障的前提下，消费是启动不了的。所以在1979年到2007年的29年里，农村消费在整个居民消费中的比例下降了37个百分点。为什么？这反映了农村社会保障的严重缺失。城市也是这样，但农村这个问题更突出。现在谈城乡一体化，城乡一体化关键在哪里？土地很重要，但最关键的是基本公共服务，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城乡一体化的问题就解决不了。

　　第二，就是贫富差距，收入差距。我们在发展过程中，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扩大是客观的，但是在快速发展过程中，主要的矛盾是能够把差距扩大的趋势缓解。这主要靠基本公共服务。所以无论是四万亿还是六万亿的投资，我想这是一个大战略，要把短期的保增长和中长期的发展结合起来，实现这样两个大目标：一个是短期内能够把内需拉动起来，从而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另一个，在中长期内能够满足新阶段人的发展的直接需求。

　　搜狐财经：您刚才说六万亿要全部投在这一块，但是怎么能够保证全部投在这一块？

　　迟福林：这是一个决策的问题。这六万亿投资是一个大战略，你在决策上能不能看出它是一个大战略，因为从国家财政支付能力来看，我觉得是有可能的。第一，每年提高不到1.5个百分点，支出比例占财政大概五到八个百分点，从财政能力上来说，是可以接受的，也有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关键能不能看出它是一个大战略，在决策上是一个大战略。第二就是公共财政制度安排和财政制度转型，做这件事情，必须利用政府理念和政府转型，这是件很难的事。第三，当然更需要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的建立。因为我们现在的城乡还是二元制的。

　　搜狐财经：政府理念改变是很难的事情，现在想要改变是除了需要像您这样的学者，还有什么别的方法？

　　迟福林：危机情况下有利于思考。第一，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政府的理念、政府的行为，政府自身的革命都是下一步中国最迫切、最重大的课题。第二，社会变化，社会的压力会逐步增多，如果在这方面政府理念的转变迟一点，恐怕面对的社会压力就很大。

　　搜狐财经：最后一个问题。您刚才说现在在危机当中，其实是政府转变理念最好的时机，您觉得这两个月来政府应对危机的态度，发生一些变化了吗？

　　迟福林：现在有一些变化。比如说我们的四万亿投资中，民生领域的投资逐步增多。这个危机已经开始让人思考问题了。我们不能把现在面对的所有困难都归咎于国际金融危机造成的，更多的恐怕是我们原有的内部矛盾暴露出来的，原来这套发展方式积累的问题暴露出来了。所以这种情况下，这一阶段正是思考、转变的过程，在这一时期需要一些压力，需要一些推动力。

　　搜狐财经：您说的很对，应该集中在公共服务上。

　　迟福林：这是一个大问题，对社会阶段的变化十分重要。我们这个社会到底是以提高总量为主解决生存问题，还是以人的自身发展为重点来解决发展问题？这样一个东西对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意味着什么，对于政府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大问题。所以社会转变既是过去30年的历史性问题，它又成为未来30年的历史起点，要把这个破题。现在总讲新时代、新时期，什么是新时代、新时期？内涵并不清楚。

搜狐财经：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