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之变与中国式“福利社会”

　　——“共创中国未来”系列社论之八

　　人口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命运。在世界历史上，中国很长一段时期里是最大的经济体，主要是因为中国的人口规模巨大。改革开放的前30年，中国能够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亿万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和沿海转移，与资本和技术结合，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令中国经济收获了丰厚的“人口红利”。

　　从1975年到2005年，中国是世界上抚养比下降最快的国家，整个人口中适龄工作的成年人比重大为增加，对人均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1/3或1/4。但是，从2015年左右开始，中国有利于增长的人口结构将会逆转。随着老年人口的相对增长最终超过儿童人口的相对下降，整个人口的抚养比将会再次上升。与此同时，适龄工作人口将在达到高峰后开始下降。从2015年到2050年，中国的总适龄工作人口将收缩23%。

　　在这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人口转变中，2015年左右，中国的“婴儿潮”一代开始步入退休年龄；2020年，中国的适龄劳动人口（15~64岁）达到顶峰，计9.4亿人；2035年左右，中国人口或将达到14.6亿，然后开始下降并被印度超过。

　　到本世纪中叶，即中国建国100周年时，中国的人口结构将完成一次根本性的逆转，按老年人比例和中位数年龄，中国将成为比美国更“老”的国家。人口结构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将从正面转为负面。如果说在“人口红利期”适龄工作人口的日益扩大平均每年为中国GDP增长贡献1.8个百分点，到2030年代，适龄工作人口的收缩每年将减缓GDP增长0.7个百分点，其差别是2.5个百分点。

　　中国迅速老龄化，对于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意味着什么？这是当前中国所面临的最迫切的长期问题之一。老龄化无疑将减缓经济增长的速度，劳动者收入中用于退休老人生活的比例将会持续上升。2005年，中国6.1个适龄工作人口养活一个老年人。到2030年，这一比例将下降到2.5，到2050年将下降到1.6。也就是说，每个劳动者的平均负担将会增加将近四倍。而目前中国仅有3%的GDP用于公共养老金。

　　当人口结构中充满了大量的适龄工作成年人时，中国经济面临着就业的沉重压力，尤其是在经济增长放缓时，就业问题极其突出。但也许不到一代人的工夫之后，中国就业所面临的是另一种压力，平均每个劳动者必须获得至少相当于今天发达国家的劳动者的平均收入，到那时候，中国需要高技能的工作人员、高劳动生产率以及创新型的经济，以支撑经济增长和整个经济面临的日益增加的养老负担。

　　这样一个迅速的人口转变叠加在社会剧烈变动时期，对政府管理经济和社会发展提出了很大的挑战。面对中国陡峭的老龄化曲线，中国需要与时间赛跑，实现经济增长的转型，而其前提是建立社会保障体系。

　　正如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和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所证明的那样，未来30年，中国最大的竞争力是人力，中国最大的资本是人力资本。中国在2025年左右告别“人口红利”之后，必须继续保持劳动力的竞争优势，到那时优势已经不是廉价，而是技能。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三个方面的改革能否成功：养老保险制度、教育制度和公共医疗体制。

　　如果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能够实现普遍覆盖的同时又能建立一个真正储蓄的个人养老积累制度，它可能保证中国在人口老龄化之后仍能保持充分的投资率、中国庞大的养老金资产能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能让未来的一代减轻经济负担、让未来的政府财政比较健康。中国未来的产业竞争力，取决于中国的教育体制改革，取决于中国的中小学、大学、专科学校以及社会培训体制，能够为市场源源不断地输送高技能人才。一个全民享有的高效的公共医疗体制，能保障中国劳动力的最基本的素质，并且降低企业的福利成本。而养老金资产管理、教育和培训、医疗卫生本身又构成服务业中最大的领域。

　　当前，中国经济受到经济周期下行和金融危机的双重冲击，如果中国有一个完备的社会保障机制，它将减少经济下行对社会的震荡，而社会保障机制本身能自动发挥反周期的调节作用，譬如说让失业保险大量支出，将会创造出需求。

　　当今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尤其是西欧国家，已经建成“福利社会”半个多世纪，但是因为人口结构的变化，经济增长放缓，这些国家的政府背上了深重的财政包袱。如果现行人口政策将使中国注定要进入一个快速老龄化的通道，中国需要建立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福利社会”，要避免一些欧洲福利国家的陷阱。

　　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体制的改革需要政府管理能力的一次质变，政府的职能将实现转变。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将逐步从投资领域和竞争性的领域退出，专注于提供公共服务，划清自身权力与市场之间的边界，这也许是更加令人期待的一个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