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修泽：下30年中国应该实现一个“五环式”改革

　　搜狐财经讯 2009年1月19日，全国工商联在北京举行“2008年度中国民营企业发展分析会暨全国工商联新春招待会”，以下是搜狐财经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常修泽

    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常修泽：

　　尊敬的黄孟复主席，在座的驻华使节嘉宾，来自民营经济界的各位朋友，下午好。

　　我想谈三个问题。

　　第一个观点，过去的30年，民营经济界在物质财富的创造和人的自身解放发展这两个方面，进展明显，或者说，取得明显的进展。

　　最近我出版了一本著作，这个书的名字叫《人本体制论》，请黄主席来指教。我这里讲了一个观点，就是中国的改革30年，既是经济实力不断壮大的30年，也是我们中国人自身解放和发展的30年，我今天和民营经济的朋友们在一起讨论这个问题，感触尤深。

　　从物质财富的创造来说，2008年，我初步估计，应该超过27万亿元人民币，这还仅仅是中国大陆这部分，我们中国的台湾，我们的兄弟那边还有27000亿人民币，2.7万亿，在这么一个庞大的社会财富的创造过程当中，我个人感觉民营经济界功不可没。刚才黄孟复先生有一些表，有一些数据，我就不重复了，比重很高。

　　我曾经设立了一个指标，我把它叫做“老板密度指标”，严格的说叫做私营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密度指标，我用它研究一个地区、一个经济体，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主占的比重。刚才黄主席已经披露一个重要的数据，到2008年9月底，我们大陆的民营企业（指私营企业）600多万户，除了600多万户私营企业之外，还有2700多万个个体工商户，我们姑且按一个私营企业一个老板，一个工商户一个老板来计算，大大小小的加起来是3300多万个私营企业主和个体户的老板。在中国来说，平均是40个人就有一个老板，40：1。但是这个分布是不平衡的，我到浙江调查，浙江密度大，平均20个人就有一个老板，东北一个省的省会城市，我做了一个详细的调查，是60个人一个老板。这里面我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规律，就是这个地区的经济发达的程度与密度的指标成正相关，或者说老板密度指标大的地方恰好是中国这30年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地方，比如像浙江。研究这个问题我得出一个令人喜悦的结论，就是我们这30年的业绩相当一部分来自今天民营经济界诸位朋友们的贡献。

　　除了物的财富，我更关注在过去这30年中，人的自身的变化。因为我们在过去计划经济统治年代，依附性、等级性、封闭性，对人性产生了很多压抑。改革开放以来，我个人觉得中国大陆人的自主性在明显的增强。三天前（2009年月16日），《人民日报》理论版发了我一篇比较长的理论文章，虽删了很多，也改了很多，但是毕竟还留下了一点东西。我讲了五组人在过去30年“自主性”的增强：第一，农民；第二个农民工，进城的这一亿多农民工；第三是企业里的员工和管理者；第四就是有开拓性的知识分子，像柳传志同志为代表的既是科技工作者，又是商人，又是学者，这样的人是我们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才出现的；第五，就是我们中国的私营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我认为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造就的一批新人，也是中国下一步改革的重要的社会支撑力量。

　　盘点我们过去的改革，我说，除了看到物的财富增长以外，我更关注于人的自身变化。中共十七大报告里面讲到中国30年变化的时候，讲了人的变化、国家的变化、党的变化，在这三个变化里面，是应该把人自身的变化放在第一位的。

　　第二，下一阶段的30年，中国的改革怎么推进。

　　刚才黄孟复主席讲了胡锦涛总书记2008年12月18日在人民大会堂的讲话，引述了这个讲话的内容。这个讲话，根据我的研究，有一句话，就是把中国正在进行的这场改革，与上世纪初中国爆发的辛亥革命，和上世纪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立，并列作为中国三次伟大的革命。这个提法要追根溯源，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初期讲过，中国的改革是“第二次革命”，后来在十七大，胡锦涛同志用了一个是“一场伟大的革命”，但是没有做一个“中国三次伟大的革命”的类比。这一次讲的我觉得非常之深刻。当然，前两场革命都是以推翻一个王朝作为它的宗旨。我们这场不是，我们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但是，在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之上，我们也要推翻一些东西，就是推翻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我想我们今天在座的很多私营企业界的朋友们是最早从计划经济体制当中杀出血路来的，尽管有的朋友杀的非常艰苦。

　　下一步改革我们改什么？未来的30年，也可能是短一点，也可能是更长一点，我认为未来的30年，中国应该实现一个五环式的改革。去年，奥运会看奥运五环，刻骨铭心。我觉得我们未来的改革是一种五环式的改革，第一，经济改革，第二，政治改革，第三，社会改革，第四，文化改革，第五，生态环境制度改革。这五个环，环环相扣，构成我们国家整个综合改革的“路线图”。

　　每一个环有每一个环的轴心，比如经济改革，它的轴心应该是市场化，政治改革，它的轴心应该是民主化，社会改革，它的轴心应该是和谐化或者是公正化。中国下一步总的价值取向是什么？我认为应该是人的全面发展，而且是每个人的全面发展。

　　下一步，我们叫第二个改革开放30年，或者从整个现代史来说，我们从五四运动开始作为开端，已经过去了三个30年了，正好今年是90周年。第一个30年是1919—1949年，第二个30年是1949—1978，第三个30年是从1978年到现在，改革开放30年。下一步，我们叫第二个改革开放30年，这里面应该有一些新的思路和新的理念。

　　现在这个社会阶层分化了，在今天，我们强调人的发展问题，必须对人的内涵有一个科学的界定：第一，从横向来说，我们这个地方讲的人，应该是指全体人民，不是属于一部分人，共产党在今天，对人的把握一定要到边儿，不能说是部分人，或者说是多数人，我不赞成这个提法，我认为应该是全体人民，第二，从纵向来说，我们这个人应该是一个多代人的概念，而不仅仅是当代人。第三个，从内核来说，我们要把握多需之人，除了物质的需要之外，还有精神的、政治的、社会的、参与国家管理的需要。

　　第三个问题，在经济改革领域，民营企业应关注什么，参与什么。

　　在这样一个全新的背景之下，我们民营企业的朋友们，在经济改革这个方面，我们关注什么，我们参与什么。政治、社会、文化我就不谈了，我研究的是经济改革领域。我提四条意见：

　　第一， 我们要关注并且参与下一阶段即将展开的垄断性行业的改革。

　　刚才黄主席讲了垄断性行业的问题，而且这个垄断越来越厉害，甚至说有一个“挤出效应”，非但不是开放的，而且进去还被挤出来。根据我个人的研究，我们前一段基本是在竞争性行业搞改革，垄断性行业，包括电力、电讯、铁路、民航、邮政、石油、天然气等等这些垄断性行业，总的来讲改革力度不够，按照改革的目标，下一步，中国应该推进垄断性行业的改革。怎么个改法？我简要的归纳四个化：

　　第一个化，经营环境的商业化，一定要有一个商业化的经营环境，主要是两条，一条是政企分开，第二，价格要合理，有些价格需要调整，现在垄断性行业价格不合理的问题相当严重。

　　第二个化，就是竞争的公平化，这一点非常重要，一定要有一个平等竞争的环境，网络里边我们可以搞特许经营权的竞争，网络外面可以搞充分的竞争，现在我觉得竞争很不充分。

　　第三个化，就是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刚才欧主任讲了投资的问题，我做了一个垄断性行业不同部门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我以2006年为例，列了一个表，今天不详细说了，我们燃气21%点儿多，其次就是热力供应还有10%左右，但是总的来说非公资本进入垄断行业，微乎其微，即使进去了以后也有一个被挤出的问题，因此作为一个实际的措施，应该解决所谓“玻璃门”的问题。

　　第四个化，就是政府监管科学化。如果按照这四化来推进的话，我觉得我们国家的垄断行业改革可能会有点儿起色，现在还处于一种“胶着”的状态。

　　第二个看点，财税体制改革。例如，增值税的改革，后面还有几个重要的税收方面的改革，特别是财政制度改革，国家财政制度改革的方面应该往公共方向去努力，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政府去竞争性领域投资。政府不是不能投，但是政府不能这么投，有一个挤出效应问题，政府的资本主要干什么？主要是搞公共服务的投资，公共性的。

　　第三个就是生产要素价格体系的改革。特别是资源产品这种价格，这些方面改革任务很重。除了资源价格以外，其他生产要素也有一个改革的问题。

　　第四个方面是金融领域的改革。包括微观的金融组织，包括金融体系，包括国家的金融调控，这些需要改革的领域还特别多。

　　这次世界金融危机也暴露了我们国家在高增长情况下的一些制度性的问题，原来增长水平很高，在“高水位”情况下掩盖了水底下的一些矛盾。现在增长的水位下降了，水位下降之后，我们经济与社会的一些制度性的问题这个时候显露出来了，“水落石出”。

　　以金融为例，我们在2008年下半年这么一个困难的情况下，我们苦于缺乏这种私人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我几年前到越南考察，他们的改革比我们晚七年，但是他们有38家私人股份制商业银行，完全是自然人的股份连接起来的。我参加过上个月国共两党的经济论坛，台湾的银行，包括台湾的中小银行要进入到大陆来，作为大陆本土的草根的金融组织，我觉得也应该赶上，也应该跟上，这里边孕育着一个金融组织的创新问题。

　　总之，我觉得下一阶段，我们大陆的经济体制改革任务还很艰巨，还有一些好戏在后头。不当之处请各位批评。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