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营经济崛起：“傻子”年广久的今与昔

　　2008年9月，芜湖，一个平常的午后，“傻子”年广久如往常一样泡完澡堂后，在他的傻子瓜子专卖店里忙碌着。

　　年广久最近特别忙，位于郑州那边的瓜子厂最近忙着搬迁重建，在芜湖的一间门面房也到期了，赶着物色新的承租人。

当然最近找他最多的是记者。恰逢改革开放30年，作为改革开放的“历史人物”，各大媒体纷纷对他进行了专访。

　　“下个月我还要去北京参加一个大型的纪念活动，我是十个代表人物之一。”

　　年广久曾有过非同寻常的过去。在2000年之后，为避免家族内耗，年久将其商标和头像一股脑儿的转让给长子年金宝和次子年强，即使在芜湖这个小城，年广久也几乎快被人们遗忘掉。

　　只有在人们重新梳理起改革开放30年来的重要事件和人物时，已经70岁的年广久再次被记忆唤醒。

　　辉煌过往

　　年广久有个坚持多年的生活习惯，每天下午固定时间去泡澡堂。因为在那里可以听到最新的国家大事以及对于国家政策导向的各种猜测。“我是听听大家的言论说法，对一样事情怎么看，靠一个人看不出来，大家一起看才能看出来。”

　　虽然年广久不识字，这些“旁听”帮了他不少忙。也正如此，1981年，触觉敏锐的年广九就嗅到了一股政策的春风。

　　1980年，仿佛一夜之间，中国从事个体营业的人数突然猛增到86万人，比1979年翻了一倍多。这源于1700万知青陆续返程带来的就业压力。1981年，中共中央的相关文件中指出：必须着重开辟在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中的就业渠道，使城镇劳动者、个体经济得到健康发展。

　　年广久说，听到这些消息，他就察觉了党中央是要鼓励私营个体经济的发展。“希望个体经济遍地开花，这个没有讲明，就要看你是不是理解。”但年广久话锋一转，“这样的改革也不容易，需要一批先锋，后面改革怎样搞，要看前面的先锋冲得如何。我们是先锋队，只管往前冲就是了。”

　　也就是1981年，曾经因为卖板栗和贩鱼多次被抓的年广久，在芜湖的十九道门也摆起了一个卖瓜子的固定摊位。瓜子一直是国家供销社统购统销的二类商品，此举在此之前是很难想象的。

　　“别人买我一斤瓜子，我还要抓一把送给他。”正是这个原因，广久得了个傻子的称号。1981年，全国的大小媒体开始兴起报道个体经济的小高潮。卖瓜子的年广久，以及芜湖另外三家个体户被《芜湖日报》作为重点案例加以报道。

　　让年广久开始出名的报道就是《名不虚传的傻子瓜子》，刊登在1981年9月5日的《芜湖日报》上。

　　年广久回忆说，在报道见报后的一个月，他的瓜子产量翻番了，营业额翻了一番二番。

　　生意火了，年广久一个人忙不过来，就把家里的亲戚都搬来帮忙；不够了，又请来雇工帮忙。据说最高峰的时候，雇工人数超过100人。

　　在1980年代初期，“七下八上”是一条铁定的界线。于是，“安徽出了一个叫年广九的资本家”、“年广九是剥削分子”等说法开始不胫而走。“傻子瓜子”的雇工问题大讨论也引起了当时的安徽省农委主任周曰礼的注意，并专门派当时的工作人员杨绩龄到芜湖进行了调查。不久，周曰礼把这份调查报告带到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也就是这份报告改变了年广九的命运。

　　邓小平看了这个材料以后，讲了几句话，“像这个私营经济啊，不要匆忙地做决定，要看一看，放一放。”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0页也有这么一段文字：“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邓小平的讲话以后，关于雇工问题的讨论渐渐消失无声了。生意红火的年广九继续雇佣工人炒卖着他的傻子瓜子，在人数最多的时候竟然达到130多人。

　　尽管此时年广九的生意越来越火，家里的事情却着实让他烦恼。他回忆说，此前一直是老大年金宝跟着自己干，1981年3月，他对在外的年强越来越不放心，就将其安排回自己的瓜子厂上班,。“但是金宝不愿意了，分了50多万退出了。厂子里还剩下20多万，不过这笔资金后来又被年强陆续转移走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年广久说他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遇到了当时芜湖铁路局公路段段长，在其的大力推荐下，去了江苏昆山一个濒临倒闭的铁路制服装厂当厂长。尽管只有一年时间，年广久不仅将其扭亏为盈，还实现了60万的盈利，他本身也获得了10万元的奖金。年广久说，他的秘诀就是给工人高工资，从而最大程度地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曲折道路

　　1984年，年广久重新回到芜湖，想成立公司，把“傻子瓜子”的牌子真正做起来。

　　而那时候他被告知不得以私人形式成立公司。这次年广久采取更为主动的方式，主动向工商部门提出联合经营的建议，与新芜区劳动服务公司和芜湖县清水镇工业公司签订了联营协议。对方出资30万，年广久以商标权和技术入股，并担任总经理，向对方交纳18万元的利润之后，其余部分归傻子瓜子所有。

　　“与公家单位的联营，我当时的考虑就是这样可以减少麻烦，找个‘保护伞’，可以摘掉‘资本家’的帽子了。”就这样1984年7月1日“芜湖市傻子瓜子公司”正式挂牌，当时的公司也简单，两个副经理，一个会计，挂个牌子。

　　然而这种公私合营的模式，很快出现了麻烦。年广久说，最大的麻烦来自于合营企业的资金使用权。“他们讲公家的钱不能动，动了就是贪污。公司的钱是我赚来的，我却没有使用权!”

　　这场矛盾的升级版，就是众所周知的那场有奖销售闹剧。本想着依靠有奖销售的方式，刺激销售，盘活存货，谁知道刚开始一个月，年广久便被告知，“国务院来文件，全国有奖销售活动，因有人趁机提价、推销残次商品、欺骗顾客、扰乱市场，因此一律废止。”

　　不出几天全国各地都来退货，瓜子都变质了，资金不能回笼，法律纠纷也来了，最终导致公司亏损63万元，公司因此从“波峰”到“浪谷”，一蹶不振。

　　年广久也被控贪污，挪用公款和流氓罪。尽管抓了年广久，但是当合营公司的会计交出真账本后，检查人员却发现年广久并不存在贪污的问题。于是年广久的私人生活成了定罪的依据。1991年5月，芜湖市中院一审判决年广久犯有流氓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

　　这次又是邓小平的话救了年广久。1992年邓小平南巡时说：“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就这么几句简单的话，芜湖市检察院主动撤诉了，1992年3月13日，傻子被宣告无罪释放。

　　出狱后的年广久，本想着延续公司的模式，重新把“傻子瓜子”的招牌打起来。然而此时因家庭内耗，有些力不从心。1990年年广久在狱中时，为了给第二任妻子彭晓红“一口饭吃”，也把傻子瓜子的商标使用权授予她。前后两家傻子瓜子出现了互相压价的格局，缺乏竞争力。

　　直到1994年，一个机会出现在年广久面前。当时芜湖市委书记金庭柏想在芜湖建立一个以“傻子瓜子”为龙头，下涉食品、酒店和商旅等多项业务的企业集团，计划投资5000万元人民币，计划由芜湖市供销社与年广久合作。

　　政府的领导班子对该项目充满热情。然而年广久说，“当时我问他们，这5000万给谁,他们说当然给供销社，我说那我就不干了。”吃过没有资金使用权苦的年广久，已经把掌握资金使用权当作公私合营的基本要求。

　　1994年11月，年广久又宣布出山，成立了“安徽芜湖傻子瓜子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为避免之前的恶性竞争局面, 年广久父子三人之间开始酝酿合作，一致对外。

　　1997年，傻子集团正式宣告成立，曾经分立的两家傻子瓜子厂合并在一起，由年强的“金傻子”作主厂，企业经营进入新阶段。

　　但好景不长，“傻子瓜子”之父年广久因他的两个儿子分别担任“傻子瓜子”联合集团公司的董事长、监事长，而自己仅任“空有荣誉、没有实权”的董事局主席而心中不悦，联合集团公司仅成立一月余，年广久就借机发难，砸了牌子关了门，并扬言要向两个儿子索赔“商标侵权”造成的数千万元损失。

　　1998年，年广久父子关系恶化。1998年6月，年金宝来到芜湖市工商局商标管理科，提出要把自己所属安徽“傻子”集团经济发展有限公司经营的瓜子，正式注册为“傻王瓜子”。不久，年强也将自己所属芜湖市“傻子瓜子”总厂经营的瓜子，改注册登记为“年氏瓜子”。此后，年金宝与年强一口气申请注册了27个商标。

　　事情的转折发生在1999年。当年夏天，彭晓红因申请开办“傻子瓜子经营部”受阻而将年广久告上法庭。她要求法院确认其享有“傻子瓜子”注册商标专用权。理由是，年广久在坐牢期间，曾给她出具过商标使用权、技术权的“授权书”，而且作为与年广久婚生子年金龙的监护人，她理应具有商标的专用权和使用权。

　　回归平常

　　年广久开始厌烦这种家族内部的斗争。2000年8月，他突然做出决定，将“傻子瓜子”商标，连同“年广久”名号和注册头像，以及公司、专卖店，一股脑儿全都经过公证卖给了长子年金宝和次子年强！

　　卖出商标后，年广久前往郑州开厂。但是年广久希望借卖出商标，让两个儿子走到一起的想法并未实现。两个儿子依然各自经营着自己的傻子瓜子，偶尔还会搞搞价格战。

　　直到2005年11月，43岁的年金宝离奇死亡(后经警方查明系一氧化碳中毒死亡)，再次导致了家产之战。年广久说年强很想把老大位于中山路步行街的店面并过去，因为这是寸土寸金的地段，几年来门面房的价格升值十几倍。

　　于是官司再起。法院最终将年金宝的财产所有权判给了年广久、年金宝的母亲、年广久的第一任妻子耿秀云以及年金宝的妻子和女儿。

　　经历了旷日持久的家族斗争，年广久身心俱疲。能让他聊以自慰的是他在郑州的瓜子生意。

　　年广久说，他现在主要是郑州和芜湖两摊生意。郑州那边有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瓜子厂，生产和加工在那边；郑州的生意，目前主要由他的第四任妻子陈慧芳负责。“她主要管管账目，具体的事情我们有雇人在做。”前不久，这个厂因为政府拆迁需要迁移，年广久亲自出马，讨了个好价钱。“他们先把地拨给我，我们把新厂房建起来，再拆老厂房。另外他们除了要赔偿我们拆迁费以外，还要赔偿我25万元的损失。总共是30亩地。”

　　在芜湖，年广久自己经营的傻子瓜子只剩下了和平广场附近一个不十分起眼的专卖店了。他大部分时间都呆在这里，看守自己的专卖店，除了各类瓜子，专卖店还出售其它种类的干果、话梅、饮料，甚至包括香烟。

　　年广久说，这个店每天的销售额可以达到5000元，逢年过节生意还要好些。

　　此外，年广久还有一些门面房在出租。在记者采访年广久的当日，他正出租一个小的单间门面，7-8平方米的面积，需要7万元的年租金，要求一次付清。前来看房的承租人络绎不绝。

　　今天的傻子年广久生活依然无忧，也依然保持着每天下午去澡堂泡澡听评论的习惯，只是他已经“回归平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