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主的“黄光裕式”困境

　　企业主的“黄光裕式”困境

　　中国名义上的首富黄光裕——更富有的一些人不愿意抛头露面——涉嫌经济犯罪而被调查，至今下落不明，这导致外间与他失去联络将近两个月之久。国美电器的股票现时仍处于停牌状态。

国美公司在提交给港交所的一份公告中表示，该公司董事会始终未能与黄本人取得联系。由于他的长期“失踪”致使公司职务虚置，董事会暂停了他的行政职务。他的妻子同时也被批准辞去在公司担任的全部职务，并受到警方监视居住。

　　鉴于司法程序的不透明，尚不清楚黄光裕目前是否处于羁押状态。预计短期之内他可能难以自多起指控之中摆脱出来。业界对于此人因何事败始终揣测不一，消息分别指向操纵市场、重组违规、偷漏税、问题贷款、地产违规运作以及贿赂官员等六宗罪，其中有些猜测已被官方证实，但他们没有披露更多细节。

　　虽然眼下所有调查均秘而不宣，不过只要上述指控有一桩属实，就足以剥去一直以来笼罩在这位富豪身上的神秘外衣，并令由他一手创设的国美体系在公众面前名誉扫地。这还只是一个开端，也许中国更多富有的企业主将因此效应，再度成为人们眼里的一群“坏孩子”。

　　首富必然殒落？

　　最近数年以来，坊间有关黄光裕的涉案消息并不鲜见。每当闹得满城风雨的时候，他一般会以惯有的那副意气风发的面孔出现，以示自己未遭不测。然而这一次，这位坐拥数百亿资产的富翁可能就此殒落。

　　“他应该是完蛋了。”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企业家研究中心主任常建功说。这位早在8年之前即与国美公司有过接触的人士口吻平淡，一点也不认为这结论有什么突兀之处。

　　已有的信息显示，针对黄光裕的调查系经官方高层授意，这足能映衬出事态的严重性，以及黄氏想要从中拔足的难度。

　　黄光裕走到了财富终点。但在此之前，并非没有预兆。就在他步入财富巅峰也最为春风得意的时候，危机也许早已埋下。过去10年间，为了编织和扩张国美的势力范围，手腕强硬的黄氏可能并没意识到，他正将自己置于危险之中。那些置身局外的中国商界人士此时多表示出对此一直洞若观火的姿态。

　　黄光裕一手创立的国美公司是中国本土市场开禁以来最为成功的电器零售商之一。1987年黄氏捕捉到人们以家电产品为单一标志的现代化消费欲求，设立了国美公司，以一种专卖店的形式闯入零售商业领域，这对当时实行批发制的国营商店体系构成冲击。

　　踢开这种体系的国美可以借助规模优势向电器厂商施压，促使进货成本压低，再以较低的价位通过专卖店销售给顾客。这种以牺牲电器厂商利益为手段获取市场机会的做法令上游厂商恼火不已。中国的大型家电企业一般均系国有控股或地方政府部门控制，即使是股份制企业，这种成分依然显著。

　　国美曾对一些拒绝供货的电器厂商予以封杀清场，这些电器厂商亦发起报复，宣誓抵制国美卖场。此类利益冲突屡有上演。在黄氏不断壮大企业的同时，也积怨颇多。

　　“说不好听一点，很多人早就想收拾他”，常建功说，多年以来，他的这种做法使领导们和一些大企业感到头疼，“这是一个让人痛恨的过程”。

　　在一轮市场利益分配较量中陷于劣势，黄光裕今日的失事是一个失败者必然面临的下场。但是，促使他迅速走向终点的，不只限于上述原因，更重要的诱因也许是他试图一味做大而对整个市场格局构成了威胁，这已不单是同业抱有的担忧，更是碰触到了官方的禁忌。

　　2006年，国美公司以52.68亿港元兼并永乐电器。自那之后，黄氏又陆续强势并购了大中电器、三联商社。奇怪的是，这些同业事先皆无意愿与之合作，不清楚最终又何以在黄光裕面前妥协。几轮兼并下来，一个早先还是自由竞争的市场已渐成垄断之势。由此，国美在业内人士眼中已经做得太大，以致大到想要垄断一个行业。

　　民营企业在中国被允许存在至今约有20来年历史，中国虽然一度鼓励民营经济发展，但民营企业眼下依然不能算作最主要的市场经济主体。中国现有具备垄断优势的企业，均踞于国有企业之列，这已成一个无需过多昭示的规则，民营企业一旦想要垄断一个行业，就将面临不幸结局。

　　业界人士认为，性格的缺陷也给黄光裕带来麻烦。尽管这种缺陷在绝大多数中国企业主身上不约而同有所体现，但在黄光裕身上表现得较为极端。对于黄氏的独断专行作派，国美内外素有议论。国美历时22年的成长过程中，还没有建立起一套企业内部治理机制，导致这种不良性格由此延及整个企业，并被不加克制地加诸社会。

　　两年前那一波有关黄光裕被调查的舆论漩涡中，北京一位媒体记者也参与了针对黄氏事件的报道采写，报道简要揭示了黄光裕的发迹过程，并对这种财富积累表示困惑。据悉，稿件刊发之后，国美公司一位副总裁透过电话对这位媒体人士发出恫吓。

　　“他大为光火，”当事媒体人士对本刊记者说，“警告我走在胡同里的时候要当心，免得被砍了几下还不知道是谁。”

　　这使整个社会对于黄光裕其人其事的认知蒙上一层阴影。在业界人士看来，这是黄氏殒落的又一必然。因为他无意于塑造自身的形象和提升自己的美誉度。黄光裕曾经五次登上富豪榜，并三次蝉联首富席位，但于如何巩固和维护这既有名誉方面，却似乎有点不懂。

　　中国特色生意

　　“黄光裕被调查是好事儿，”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副教授石永恒对本刊记者说，“把他抓进去，让他消减罪过。”

　　石永恒将中国商人分作两类，一类是好的，一类是坏的。黄光裕很不幸，在常与企业主打交道的石教授那里，他被归为第二类。这类人被石教授贴上了这样一条标签：竭力钻营、投机取巧，走了一条不干净的路。石说，黄光裕是一个典型的圈钱、套钱的例子。

　　他怀疑黄光裕一开始就没有老实做生意。在他眼里，黄光裕选择了家电零售这样一个微利行业，在创造不出更多利润的时候，这位商人于是寻求捷径，转而去炒作房地产。

　　黄光裕事败之前控制的国美集团，旗下设有专门的地产公司，先后开发了鹏润家园、国美第一城等项目，在出售住宅之余，也陆续建设了一批商铺。当这些物业由于一股非理性资金的追捧而飞速升值，黄氏再将这些置地产业当中取得的利润补贴到薄利的零售业上，使得家电零售利润出现虚高。

　　这是一个脆弱的基础，一旦经济基本面波动，房地产业出现衰退，两个行业相互拖累，这种危险的生意方式将面临覆灭性打击。在此类模式上，由于黄氏本身并不是脚踏实地经商，问题一出现，就有可能想方设法堵漏洞，“没有钱去堵了，就会出现偷税、坏账，包括在股市上搞一些动作”。

　　对于黄氏的否定，根本上还是对于他这一类企业主存在的商业价值的不认同。一些经济学家并不欣赏服务业暴富的商人，认为肯定了这种财富聚敛现象，就是对投机钻营行为的鼓励，这是不能容许的，因为他们几乎创造不了多少社会价值，也服务不了公众，他们只为自己掘取金钱。

　　“中国需要一些产业大家、工业大家，比如造船业，”石永恒说，“黄光裕算什么？”

　　遗憾的是，黄光裕可能直到事发都未曾弄明白自己到底“算什么”，即便他确如观察者指摘的那样善于钻营，但这看起来也是不成功的。在商业存在价值被否定的同时，他的钻营手腕同样没有得到商界的肯定。

　　数千年以来，中国传统社会的一大背景是官本位、商末位，这要求企业主们在市场和权力之间摆正自己的位置，认清自己的角色，开展一种符合中国商业现实的生意。在这方面，黄光裕似乎没有很好地适应和融入这种商业生态。

　　常建功表示，中国的民营企业一定不要想做老大，更不要企图垄断市场。他目前正在进行中国企业家的案例研究，并已着手建立一个分类库，检讨得失，以诫来者。他说，像黄光裕这种已具规模的企业，应该考虑花钱买平安、花钱买事业，要允许更多主体去分享自己的利益。当然将企业拱手予人也会是不错的选择，这样做有助于事先消弭不虞。

　　此类经验得鉴自中国早一代红色资本家身上。资本家本无颜色，但在当年的制度变革过程中，他们迅速依附官方，以致奉上全部身家亦在所不辞，游戏规则的恰当转换使他们最终脱颖而出，成为在商界举手投足之间就能呼风唤雨的红色资本家族。这让常建功等人找到了规律——要做中国的企业家，你至少必须是半个政治家，最好是整整一个。

　　在中国商界，寻求在这条路径上进行切换的资本并不少见。一些企业先后成立了党组织，更多大企业主除了担任本公司职衔，还取得了政治资本，成为政协系统或人大系统的委员与代表。某种层面来看，这增进了企业在本土市场里的比较优势，并使他们有机会大胆向官方提出利益诉求。

　　这种亦仕亦商的身份自有民营企业以来就成为一道护身符，备受推崇。无从了解黄光裕是否擅于此道，业界人士对记者说，他似乎不大明白这些，所以他至今也不是政协委员或人大代表中的任何一种。

　　黄光裕今日的沦没，也是中国所有企业主面临的共同困境。他们也许将从此事当中收到一些新经验，即要不要钻营并不是他们需要考虑的，如何更为出色地钻营才是他们积极求索的。根据记者了解，一些企业主为此可以称得上是殚精竭虑。在这方面，企业家协会和类似组织也在发挥功用。

　　一位该类组织的全国负责人告诉记者，加入他们组织的会员，往往是出于倚仗本组织资源优势的目的，当在实际经营过程中遇到问题，就会请求本组织负责人出面帮忙疏通上下关系，哪怕这只是一个小问题，在地方层面就能解决，他们也不惜越级走门路。

　　中国三星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邱罡说，“这是中国的特殊国情，企业寻租活动猖獗。”

　　改良商业生态

　　并不是中国企业主好于此道，在一些地方上，企业主于私下场合皆会抱怨经商的烦恼。困扰他们的，不在于能否做好企业，而在于能否罗织一个良好关系网络。一些企业主对本刊记者说，他们用于跑关系的时间远远多于治理企业的时间，有时候甚至抽不出精力去打理企业，已完全本末倒置。

　　审批准入制使绝大部分资源集中在官方手中，由具体官员控制。企业主常以一些灰色的方式取得资源，才能从事市场活动。

　　“我们发现，很多企业家在从事正当经营时，背后都有一些灰色和非法的东西存在，边生产边寻租。”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研究员黄少卿的研究领域涉及民营企业，在一向被吹捧为小政府、大市场的浙江沿海城市，官员之手并没有自市场之中抽离，因此他依然能够听到非常多的企业主抱怨在处理官方关系时的无可奈何。

　　中国的企业一般均设有专门部门来应对此种关系。即使没有这种部门，企业内部也设有公共事务专员职位，旨在出面摆平一些事情。黄少卿说，有些企业干脆从政府方面聘请一位政府关系脉络清晰熟稔的人士担任此职，这是一种普遍现象。

　　官方主体已然对市场形成准入权的垄断，为此设置了诸多门槛，借以寻租。这时候，官商勾结毫不奇怪。黄少卿说，每一个出事的商人背后，往往有几个甚至一串官员被牵出，“他们是利益共同体”。

　　前置审批就是这种准入制市场的一个特点。中国眼下已着手推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试图提升经济发展效率。早些时候，做地区性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研究的黄少卿与一些地方官进行过接触，了解到他们掌管的地域虽然已经过两次行政审批改革，主动裁减掉2/3的前置审批项目，余下的加起来还有四五百项。

　　对于市场的门槛设限使一部分渔利集团能够借助设租权而得到丰厚租金回报。一些经济学家经过统计发现，自80年代至今，由于人为设置各种门槛因素所致，租金总额大致占中国GDP总额的30%，规模之大，令人瞠目结舌。在这一巨大的利益诱惑下，寻租冲动几难遏制。

　　一定程度来看，黄光裕无疑是这种制度的牺牲品。国家发展改革委一位专家对本刊记者说，如果环境不是这样，中国就不可能出现黄光裕这一类人。这位要求匿名的人士表示，中国围绕市场经济而构建的制度还在逐渐健全过程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是不可避免的。

　　严峻现实是，在这种土壤中中国的民营企业寿命有限。由于基础并不牢固，一旦外部环境遇有风吹草动，企业主就会出事儿，企业随之垮台。在过去的30年间，中国不知兴起多少明星企业主，几度浮沉，皆如带露昙花，转眼即过。一些市场人士对此不无感慨。

　　上述发改委专家表示，中国需要进一步推进市场制度建设，杜绝寻租和各种腐败现象。不过他又说，这是一个渐进过程，不能操之过急。

　　本刊记者要求接受访问的经济学家将自己转换成企业主角色，并请他们选择一个自己认为理想的经商国度，以便检视他们对于中国市场环境的接纳度。经济学家们一致表示不会放弃机会良多的中国，但他们说，中国目前的环境不够好，需要转变。他们的理想环境是，可以相对自由地进入市场，并通过市场配置各种资源，税赋和各种成本同时相对较低，以促进企业的市场活跃度。

　　不过，悲观者并不缺席。常建功说，我们只能适应环境，要说改变，我们这一辈子是看不到了。

　　石永恒则基本反对将做了坏事的黄光裕的责任半数归咎于制度环境，他认为再好的制度都有漏洞，因为制度本身就是一种利益分配机制，是服务于人的，只有从人的身上找原因。

　　“那些做了坏事的人拿制度说事儿，想把自己的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他坚信，是商界的一批道德堕落者破坏了环境。而根治的办法，还是要重塑风气。他自己为此所做的努力，是在给企业主做演讲和培训的时候，深入谈一谈道德问题，告诫他们，道德是做人的底线，如果一个人不成其为人，就不要出来做生意。 （责编/郭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