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2009年说成“就业年”,相信反对者不多。
去年底,教育部在连续多年作出“就业形势严峻”的判断后,再次发出了“2009年更严峻”的重要提示。在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日渐显露之后,大学生“就业难”成为今年的民生难题。
团中央加大了对“大学生西部志愿计划”的支持力度,免除志愿者大学期间的贷款;军队征兵加大了大学生入伍的比例;许多地方政府提出了“保就业就是保企业”,通过对中小非公企业的扶持,确保岗位的存活;大量“见习基地”应运而生,为毕业生们提供免费的技能储备……这些措施,温暖着寒冬里的莘莘学子以及他们的家庭。
近期许多高校毕业生反馈的就业动向仍不容乐观。调研显示,尽管有种种鼓励之举,但面对西部与基层、农村与中小企业等政府力推的就业去向,大学生们仍犹疑不定。而机关事业单位、大型国企以及大城市,仍然是他们的就业首选。
与农民工找工作不同,在一个拥有13亿人口、劳动者队伍中受高等教育人口的比例却不到5%的大国,在一个正在快速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一年新增600万大学毕业生,应该不至于难以消化。
问题在于,中国的城乡分割、东西差距、户籍制度、保障差异,让很多大学生不得不承载改变自身乃至下一代“身份”的重任;高等教育的高成本投入,更让一个个大学生家庭就业期望值“水涨船高”。倘若无法实现这些期望值,甚至面临长期失业,对大学生个人及其家庭的影响,可想而知。
拓展就业空间,除了要改变就业观念、调整产业结构外,更重要的,还是要逐步完善制度,让大学生就业少承受一点附加的社会转型之痛。
为什么公务员考试能成为“第一考”?稳定的饭碗,规范的劳动关系,养老、医疗的保障等,意味着公务员少有生活风险与各种后顾之忧。而如果是去农村,去民营企业工作,或者个人创业,待遇不同甚至相差很大,在保障指数迥异的制度与社会背景中,就业的“广阔天地”,确实有很大的局限。
社会保障滞后所带来的转型之痛,因其复杂性、困难性,而常常不得不让人“绕行”。拓宽就业空间,确实是缓解大学生就业难的当务之急;但要从根本上解决,需要的是制度创新,让大学生敢于走向更广阔的就业之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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