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第二轮金融救助面临艰难抉择
2月9日,美国财长盖特纳将公布第二轮金融救助计划的内容大纲。
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研究员Douglas Elliott 认为,第二轮救助计划“最大的不确定性就是采取何种措施支持金融系统,其中有三种方案最受关注,即‘担保有毒资产’,‘成立坏银行(Bad Bank)’, 和‘国有化’”。
在金融业救助方面,布什政府去年10月从美国国会要来的7000亿美元或许也远远不够。
Elliott日前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表示,“很明显,7000亿美元的金融救助计划不足以让美国金融系统恢复健康。”
布什政府去年通过向银行注资已经使用了其中的3500亿美元。Elliott认为,这3500亿美元主要是防止了美国的金融系统彻底崩溃,但并没有扭转金融系统不断恶化的趋势。
一项跟踪美国银行业的KBW银行指数自2008年下跌50%以后,在今年1月份又下跌了35%。投资者担心最终政府不得不将银行国有化,届时所有银行股东将被清扫出局。
随着银行股价的直线下跌,要求政府采取全面干预措施的呼声高涨。Elliott表示,新一届政府和国会很快就会讨论第二部分的3500亿美元如何使用,以及是否需要额外资金。
但与此同时,另一种“停止救助华尔街”的呼声也在逐渐增强。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士抱怨:投资银行的模式已经死亡,然而,美国的决策者们似乎有意让它继续生存下去,华尔街高管们的行为方式也好像他们的业务并未发生任何变化一样。
如何看待这三种救助方案?本报记者采访了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Simon Johnson以及知名财经博客Baseline Scenario的创办人James Kwak,请他们对美国政府三种可能的金融救助方案进行解读。
5.7万亿美元有毒资产
目前,美国政府面临的最基本问题是,银行手中持有大量的有毒资产,并且他们对自己这些资产的定价远远高于其他投资者愿意支付的价格。
在本报记者获得的一份高盛的研究报告中,该投行预计美国金融机构有毒资产的总量为5.7万亿美元。
而IMF去年10月份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认为,全球银行去杠杆资产总规模为10万亿美元。《华尔街日报》预计,美国之外有毒资产的规模约为4万亿美元。也就是说,美国银行的有毒资产规模约6万亿美元。
Kwak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情况,有一家银行对自己手中某种债券的计价为97美分,评级机构标准普尔认为该金融产品的价值为87美分,如果情况恶化可能会下跌至53美分,而在市场上,该债券的交易价格仅为38美分。
如果该银行按照市价对这一部分资产进行重新计价,将会带来新的损失。为避免报出巨亏,银行唯一的办法就是将这些有毒资产一直握在自己的手中。
这占据了银行系统大量的资本金,同时吞噬着整个金融体系的流动性,整体经济由此陷入停滞。
盖特纳的前任保尔森一直希望解决这一问题,但他的救市方案多次转向,招致诸多批评。
为平息公众的不满,安抚“停止救助华尔街”的呼声,新一届政府官员表示,将进行更严格的监管。奥巴马和盖特纳本周三(2月4日)宣布了一项限薪措施,规定获得政府注资的金融机构高管年薪将不得超过50万美元。
但国会共和党议员期望新财长能对下一步的政策方向进行更明确的说明。
国会少数党领袖Joh Boehner在本周三给盖特纳的一封公开信中表示:“对TARP(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执行已经让很多人担心,当市场在绝望中寻找方向感的时候,(政府政策不明)是否进一步增加了市场的不确定性。”
坏银行成本高昂
盖特纳1月份在美国国会的一场听证会上列出了保持银行国有化的一套组合方案,设立一个“聚合银行”(即坏银行)来购买银行的有毒资产,同时政府担保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有毒资产。
最近几周,华盛顿官员一直在与华尔街密切接触,看金融机构有多大意愿参与坏银行的方案,以及如何设立定价模型的问题。
但该方案中最重要一环是以何种价格购买有毒资产。Kwak说,如果以市价购买,很多银行需要进行进一步资产减记,将重新变得资不抵债,所以没有银行愿意买。而如果买价过高,将是再一次用纳税人的钱补贴银行股东和债权人。
Simon Johnson也建议,将银行分成“好银行”和 “坏银行”。政府购买有毒资产,将有利于价格发现,同时将帮助银行去杠杆,重回健康状态,银行将重新发挥其应有的借贷功能。
但这一方案成本高昂,Johnson做出预计,如果设立坏银行,“政府可能要投入3万亿—4万亿美元的运营资本”。
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主席拜尔上周一直在积极推动由FDIC来运作这个坏银行。该机构在以前的金融危机中也曾有过类似的动作。
1989年国会批准创立了重组信托公司(RTC)来收拾储蓄与贷款行业崩塌后的乱局。最初立法者批准了500亿美元。但在随后的6年时间里,随着该行业形势不断恶化,国会不得不对RTC追加三次注资,最后共花去1240亿美元。
依据FDIC的研究报告,当时RTC解决了747家机构共3940亿美元的资产问题,纳税人在这一救助方案的最终损失为31%。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表示,目前最好的办法是按照1980年代政府处理储蓄与贷款危机的办法,接管失去功效的银行,将其股东清扫出局。
担保有毒资产未能稳定信心
本周三,颇有影响的纽约州民主党参议舒默对坏银行方案提出了尖锐批评,他表示,奥巴马政府应担保银行的有毒资产,而不是设立一家坏银行来收购这些资产。
舒默的理由有两点,一是坏银行方案成本“非常高昂”;第二,给这类资产进行估值,“价格可能会定得过低,以至于其他银行都将破产”。
采取担保措施,政府基本不需要支付先期费用。舒默表示,担保金融机构有毒资产是最容易执行的方案,并且目前已经占据了上风。
他的言论或许代表了一种转变,即华盛顿讨论的主题已经从购买有毒资产转移到了担保有毒资产。
美国政府此前救助花旗集团和美国银行即采取了这一模式。去年11月23日,美国政府对花旗集团的3060亿美元的问题资产进行了担保。今年1月16日,美国政府又担保了美国银行的1180亿美元问题资产。
在这两个案例中,花旗和美国银行都将承担最先发生的亏损,花旗为300亿美元,美国银行100亿美元,余下部分的损失90%将由美国政府来承担。
即便有了政府的担保,这两家金融机构并未因此稳定下来,其股价持续在历史最低价位附近交易了数月。
从政府担保这两家公司之日算起,目前花旗下跌了约10%,美国银行则下跌了近40%。投资者依然信心不足,因为不知道政府在何种价位担保了这些银行的哪一类资产。
Elliott说,坏银行方案的弊端在于,这种政府开放式的承诺依然没有解决资产估值的问题。只要有毒资产还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就无法去杠杆至健康状态。这会造成银行仍然不愿意借贷。
另外的弊端是,那家银行持有什么资产依然不透明,纳税人的钱可能会持续对银行股东和债权人予以补贴。
7000亿美元或许远远不够
目前来说,美国政府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将银行国有化。但如果情况危急,政府必须要采取行动,保尔森因为没有拯救雷曼兄弟后来被认为是重大失误。
在雷曼兄弟倒闭之后的几个星期,美国金融市场冻结,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并波及实体经济,使世界经济陷入衰退。所以,政府再不允许有任何金融机构倒闭引发金融海啸。
Elliott对国有化这一举措的利弊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国有化的有利之处在于,它将金融机构和纳税人的激励与利益统一起来,不再用纳税人的钱补贴股东,因为股东将被清除出局,而公司原有管理层也会解散。
国有化也需要处理有毒资产。各家银行将对有毒资产按市价进行减记。同时淘汰没有价值的银行,为有价值的银行重新融资。
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最终银行系统将重回健康状态。
但是,Elliott认为,现在的问题是,政府并没有准备好自己来运作商业银行;同时,国有化很可能会要求政府预先支付一大笔先期的费用;另外,如何处理与债权人的关系也是一大麻烦和难题。
Johnson预计,金融体系救助方案最终将花去纳税人的净成本为1万亿-2万亿美元,这与过去银行业危机救助经验相似,即救助成本为GDP的5%-10%。
持有这种观点的不止Johnson,早在去年11月份,FBR资本的银行业分析师Paul Miller就预测,仅八大金融机构就还需要1万亿美元的新鲜资本。
美国副总统拜登上周日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一档节目中表示,新财政部长盖特纳将做出评估,剩下的7000亿美元是否能够让金融体系止血。
奥巴马的经济顾问,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席萨默斯以及国会发言人佩洛希上个月也都曾做出暗示,7000亿美元之外可能需要更多的金融救助资金。
Elliott提议,将担保有毒资产与适度国有化结合起来,特别是对境况最糟糕的银行进行大胆的接管。
“我们没有好的方案,只能是选择最不坏的方案。”Elliott说。
延伸阅读:
政治蜜月期结束?
上任不过三个星期,本来意气风发的奥巴马,最近的烦心事可谓一件接一件。对接受救市资金的金融机构高管限薪50万美元,虽然得到民众广泛的支持,但在华尔街却引起诸多非议;奥巴马提名的内阁成员接连爆发逃税丑闻,尤其是他的“政治导师”达施勒(TomDaschle)被迫撤回卫生部长的提名,使奥巴马陷入了上任以来的首场信任危机。
金融高管限薪的措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为了回应民意对华尔街分红的不满。尽管受到金融海啸的冲击,华尔街金融机构在2008年的分红仍高达180亿美元,与股市鼎盛时期的2004年相若,更为不堪的这些分红不少来自政府的救市资金。拿纳税人救市的钱给高管们分红理所当然地激起不少人的义愤,奥巴马直指这是“不负责任和无耻”。然而,限薪之后最多可以拿的50万年薪,对于不少华尔街高管而言实在是他们平常收入的零头而已,利益严重受损的这些人将如何“回敬”奥巴马值得高度关注。更值得关注的是,美国推行金融高管限薪措施,几乎必然垂范它国,全球金融业盛产“打工皇帝”的时代会否很快划上句号值得继续关注。
虽然与华尔街的天价高薪高管们对着干获得民意支持,但奥巴马的民望却仍有下跌的危险。原因是他提名的内阁成员一再陷入“逃税门”事件,先是盖特纳,现在是克勒夫(Nancy Killefer)及其“政治导师”达施勒,虽然前者侥幸过关,但后两者却被迫撤回提名。奥巴马在接受电视访问时承认是自己把事情搞糟的,他的确应该为此负责。程序上,奥巴马在提名一个内阁成员前理应先派人对该人的背景情况进行彻底调查,以确保不会连累白宫。但在三个牵涉入逃税丑闻的提名上奥巴马并未严格执行这一程序。首先被揭发的盖特纳可以说过早地耗掉了公众与媒体在逃税问题上给予奥巴马内阁的最大宽容,当达施勒和被提名白宫首席绩效官的基利费均被揭发有逃税行为时,这种质疑升级为不满——让一个有诚信污点的人评价政府绩效确实难以让人信服。应该说,《纽约时报》以社论形式要求达施勒退回提名,正是压垮这头大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篇社论提出了两个难以反驳的理由。一,达施勒逃的税比盖特纳的要多得多,这相当影响其个人诚信;二,也是最重要的,达施勒过去几年游走于政圈和商界之间,无法不让人有瓜田李下的联想。本周二,不过一天前还表示“绝对”支持达施勒的奥巴马,被迫同意撤回有关提名。
在整件“逃税门”事件中,最大的问题其实并不是奥巴马(及其团队)的“疏忽”,而是虚伪。在整场选举中,奥巴马声称自己的从政经验较少并不是缺点,因为这反证了自己没有被华盛顿的政治染缸所玷污,正好为美国政治带来一股清流。但他却因为私人关系力挺达施勒出任卫生部长。奥巴马的主要政纲之一是医疗改革,而美国政府2009年的公共医疗开支将达2.5万亿美元(比整个法国的GDP还要多)。一项牵涉如此巨额政府支出的项目,与医疗行业有千丝万缕关系,在过去几年又通过为游说团体服务而获利颇丰的达施勒绝对不可能是适合人选。人们有理由质疑的是,如此了解达施勒背景的奥巴马一直强调他是该职位的最佳人选,这不是私相授受又是什么?从这一意义上看,达施勒的离去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毕竟长痛不如短痛。但民众对奥巴马的信任,却难免会打了一折扣,他的政治蜜月期或许快要到头了。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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