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时代开始走向末路？-搜狐财经

　　石油的巅峰时代：只是需求促进的现象？

　　序言：舆论的错觉

　　似乎整个能源行业都普遍认可一种观点：2008/09年的经济危机仅仅会对不断攀升的能源需求与价格起到短期的抑制作用；金融风暴过后，全球的能源需求将继续上升，石油将保持在能源消费中的主导地位，油价也将势不可挡地攀上新的高峰。

这一观点得到美国能源部下属机构能源信息管理局（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的支持，该机构最近发布的国际能源展望（2008年中）预测2005 至2030 年全球可贸易能源的总消费将上升50%；其他机构，包括总部位于巴黎的国际能源署（IEA）也作了相近的预测。

　　尽管如此，在2008年11月发布的年度世界能源展望中，IEA对世界能源消费的预测数据进行了重大的修正。在参考情景下（IEA估算能源消费的一种情景，假定政府政策不发生变化），IEA预测2030年世界能源日需求量将比之前估计的数据低1000万桶。此外，IEA的执行董事Nobuo Tanaka 并不同意根据参考情景作出的预测，他表示：“无论从环境、经济、还是社会的角度考虑，当前的能源供需模式都显然无法持续下去”。

　　毫无疑问，一旦世界经济恢复增长，能源需求也将上升。但我们认为石油将继续占据能源消费主导地位的观点可能是错误的，尽管这一观点目前获得广泛的认可。我们认为另外一种可能的情景是，未来石油在能源消费中的地位有可能下降地比大多数人预计的要快。

　　那么有哪些根据会支持这一情景呢？下文讨论了三个强有力的政策驱动因素，即油价的波动、能源供应的安全、以及全球气候的变化对能源需求产生的影响。这三种因素将共同作用，互相促进，被全球主要石油消费市场（包括尤为重要的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认可并产生重要影响，成为新能源政策的催化剂，引导我们走向完全不同的能源之路。在这一可能的情景中，三种驱动因素都将推动世界更快地向新的、后碳氢能源时代迈进。与直觉相反，由于石油需求具有一定特征，因此将最有可能在这一过程中丧失主导地位。

　　毋庸置疑，这种情景的出现将对能源行业中的众多企业（无论是石油，天然气，还是电力企业）的业务产生深远影响，下文概述了这些影响。

　　暂时的偏离还是质的转变？

　　在过去一年左右的时间中，油价曾屡次创下历史最高记录，并跌至4年的最低点。很正常地，油价下跌被归因于全球经济放缓导致的石油需求疲软。大多数观点预计一旦世界经济开始复苏，石油供给紧张的局面将重新出现，导致石油价格再次开始上扬。

　　尽管如此，另外一种观点似乎也有道理。我们相信石油需求与价格会在不远的将来开始回升，尽管何时开始仍是个未知数。但与大多数人的观点不同，石油需求的转折点将更早出现，此后，对石油与石油产品的需求将面临长期的下降压力。与“石油峰值” 理论相对照，在这种情景下石油需求将比供给更早达到顶峰。

　　这一与众不同的观点源自于三个强有力的政策驱动因素，这三个因素协调一致，共同影响世界主要石油消费市场的政策制定。这些驱动因素包括：

　　• 油价巨幅波动在政治上不受欢迎

　　• 能源供应安全

　　• 气候变化

　　尽管单独来看每个驱动因素都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是他们之间对政策反应需求的紧密关联导致他们产生的影响远远大于他们三个因素的简单之和。首先，应对这些因素需要采取的政策具有很强的一致性；此外，美国 (占据全球四分之一的石油消费) 的新任总统对这些议题尤为关注，并将推动这些因素开始相互融合。巴拉克.奥巴马在有关能源领域的竞选宣言中宣称，他将致力于发展绿色经济，将美国从国外石油的专制中解放出来。奥巴马上任后采取的行动表明，他不会拖泥带水，将迅速实施必要的措施。

　　此外，虽然不那么显而易见，但是确很重要的一点，必须认识到上述三个因素不仅适用于美国和欧洲，同样适用于中国（中国政府在实施长远规划和政策方面的能力更为出色）。

　　例如，中国已经意识到日益依赖能源进口（主要从中东进口原油，俄罗斯进口天然气）从长期来看对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造成的威胁。虽然对气候问题的关注尚不明朗，但环境问题与其他政策驱动因素相互联系。一旦中国开始更多地关注环境问题，那么环境问题将与其他因素共同作用，导致制定相关的应对政策更为迫切。毫无疑问，中国已经开始积极推动建立新的能源格局，并向这一领域的新技术投入了相当多的资源（中国有可能在新技术上取得重大突破的观点并非毫无根据）。

　　“很正常地，油价下跌被归因于全球经济放缓导致的石油需求疲软。”

　　同时，中国正在采取确实有力的措施推动自身向新的能源道路迈进：例如通过收购非洲以及全球其它地区的碳氢能源，这一举动被大多数人认为是中国对石油长期依赖的日益增加的一种表现，但更准确的来看，这是中国为了规避中长期的风险的一系列政策的一部分。

　　很显然，欧洲国家也不愿意过度依赖能源进口。欧盟在能源安全与合作行动计划（2008年11月13日宣布）中提出了通过投资与多样化来降低对能源进口的依赖。对政策制定者而言，针对上述三个相互加强的因素，可以采取的方案主要包括三类：

　　• 促进企业、社会、以及政府自身的能源使用效率

　　• 鼓励汽车、替代能源/可再生能源、二氧化碳截住储埋（CCS）领域的技术进步

　　• 增加核能在能源总消费中的比重（从更广泛的意义上促进能源供给的多样化）

　　为实施上述方案，政策制定者可以实施一系列政策措施。首先（可能是最重要的措施），制定一致、协调的国际碳排放框架。尽管这一领域目前进展缓慢，但却不可或缺，否则国际企业将很难建立并实施有效的全球碳排放管理战略，使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从中受益。

　　其次，通过适当的法律与监管框架建立正确的激励机制以实现：加快新能源的发展，尽早达到商业应用的规模；促进CCS技术的发展；扩大相应的基础设施，以支持汽车使用替代能源。

　　适当的财政/补贴制度是政策制定者可以采取的第三种措施。一个例子就是制定短期评估方式来取保，即使在当前大众交易品市场疲软的情况下，能源终端客户的消费价格仍然是保持在一个鼓励开发替代能源的水平。

　　取决于上述以及其他措施的实施程度，在未来的5到10年中，全球能源供需形势的发展道路可能与目前的舆论共识不同，将朝着一个完全不同的能源消费结构迈进。

　　石油需求的结构变化

　　为什么这些转变措施会显著影响石油需求？根源在于石油需求的结构，以及石油需求对技术进步的敏感性。交通运输占据了石油消费的主导地位-占当前全球石油产出的50% （预测在2030年，这个比例可以达到60%）。长期以来由于缺乏可替代的燃料，石油在交通运输行业的主导地位日益巩固，导致石油供给方占据控制地位。但随着汽车行业技术变革的迅速发展，这一局面即将发生变化。

　　变化的信号清晰可见，例如，美国国会最近拒绝向处于财务困境的大型汽车企业（通用汽车、克莱斯勒、福特）提供340亿美元的贷款，除非这些企业承诺生产更为清洁的汽车。新闻报道聚焦在底特律的汽车企业为了获得贷款，不得不承诺提高汽车的排放效率，投资研发新的汽车技术，并考虑如何使用过剩的产能为公交系统生产公共汽车与轨道车。

　　未来几年中，能源使用效率显著、持续的提升将对石油需求产生重大影响。

　　反对的观点认为，由于OECD国家的汽车行业相当成熟，对于这些国家来说，这一判断是正确的；但在未来几十年中，以中国为首的金砖四国（BRIC）将会出现数百万新增的汽车购买者，汽车增量将完全抵消能源使用效率提高带来的石油需求的减少。例如，官方统计数据表明，在1990至2005年之间，印度的驾车人数翻了三番，中国的驾车人数增加了十倍，而这一切有可能仅仅是冰山的一角1。

　　同时，很多观察家也认识到，由于车辆的增加，更有效地利用燃油对于降低环境污染并不足够。从政策的角度考虑，对那些驾车人数将显著增长的国家，更为重要的是车辆增长将导致对能源进口更加依赖，以及随之而来的不利影响。并不夸张地说，当中国政府意识到未来全国汽车保有量将增长至上亿规模，他们将希望汽车能够使用其他动力来源，因为传统的内燃机将导致中国更加依赖进口石油。

　　因此，我们认为可能会出现比提高燃油效率更加深刻的变革，例如技术进步与出行习惯的变化；中国有可能在这些变革中走在前列。通过联合实施适当的激励机制、财政与监管措施（例如伦敦的交通堵塞费），政策变革有可能促使出行者更多地使用公共交通。

　　总的来说，在以下情景中，可以合理地预计石油需求的顶峰将比大多数人预计的更早出现，此后将石油需求将进入一个长期的下降通道。在这一情景中，上文讨论的趋势与政策开始产生真正的影响；消费者迅速转向其他不依赖于石油的出行习惯；工业对石油的消费将沿袭过去30多年日益下降的趋势；农业、商业、公共服务业的能源消费者由于补贴与其他激励机制，转向其他替代能源（如可再生能源）。当然，这仅仅是一种可能的情景，但可能性正在逐渐上升。

　　其它碳氢能源的前景展望

　　在中到短期内，上述三个政策驱动因素对天然气需求的影响可能较小。因此目前来看，天然气需求的增长显的更有保障，这有四个原因：即使考虑到经济放缓的影响，预计能源需求仍可能大规模上升；天然气是最为清洁的碳氢能源；与其它类型能源相比（例如核能）天然气发电站的建成速度更快；成本因素。

　　然而，2009年初发生的欧亚天然气事件再次表明：天然气作为长期的能源选择之一，面临着供应安全问题。除了地缘政治的不稳定性之外，众所周之，廉价的天然气已被开采殆尽；同时天然气勘探与生产的成本与难度在不断提高。

　　欧盟各国可以专注于建立一个协调一致的政策框架，以提高欧盟内部的相互联系，并通过建立类似于Nabucco 管道的项目来促进供应安全；或者可以选择制定恰当的政策与长期投资计划，使能源消费彻底摆脱碳氢能源。在实践中，可以预计上述两个方案将相互补充。最近的能源事件将促进欧盟委员会实施他们长期以来一直主张的，但未能在国家层面获得支持的能源政策。

　　世界其他地区的政策制定者也面临类似的选择。降低对碳氢能源的依赖不可避免地使关注焦点转向煤炭。煤炭的主要优势包括：较低的且可预测的成本，对能源需求大国而言较好的本土供应能力（美国与中国的煤炭储量最高）。这些优势导致煤炭需求不受到上述前两个政策驱动因素的影响。

　　“欧盟各国可以专注于建立一个协调一致的政策框架，以提高欧盟内部的相互联系，并通过建立类似于Nabucco 管道的项目来促进供应安全”

　　但由于煤炭是二氧化碳排放量最高的化石能源，这导致煤炭消费的未来取决于CCS技术的发展与成功。煤炭消费可能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未来。一方面，若政策制定者不能够制定协调一致的监管与财税框架来鼓励CCS技术的推广与商业化，受气候变化因素的影响，煤炭的未来将相对暗淡。若CCS技术能够获得成功，煤炭将在未来的能源消费趋势中占据有利地位。

　　结论：价值链变化的影响

　　促进清洁能源领域的投资需要相应的监管框架与激励机制，而这些监管框架与激励机制在欧洲仍然处于早期发展阶段，在美国基本上不存在。然而，上文所讨论的三种政策驱动因素切实存在，并且迫在眉睫，对于主要能源消费地区的政策制定者有很强的影响力（奥巴马总统已经在宣扬与前任完全不同的能源理念…）。

　　在我们讨论的情景中，石油与天然气企业尤其需要重新审视自身业务模式的可持续性，并考虑尽快地参与到能源价值链的其他部分。他们可能需要考虑如果电力在能源供应中发挥更大作用所带来的影响，包括对各种新的清洁能源的需求，以及传输新能源需要的基础设施。

　　综上所述，未来全球的能源之路有可能发生深刻的转变。问题的关键不是这一转变是否会发生，而是转变何时出现。这一转变有可能比大多数人预计的更快出现。因此，对于能源企业来说，审慎明智的做法是在制定未来20年远景规划时将这种可能性考虑进去。

　　作者：Peter Hughes 理特管理顾问有限公司全球能源和公共设施业务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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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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