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体制性迟钝”为“体制性灵敏”

　　——从长治市“书记、市长公开电话”谈起

　　■地区新闻点评■石破

　　近年来国内群体性事件屡见不鲜，尤其２００８年造成的痛苦更深，祸患更大。群体性事件爆发的原因，一是某个或多个群体的利益受到普遍损害，二是官吏腐败劣迹被发现，引起百姓不满，并汇集成群体性骚动。

　　对于政体法制中的弊端，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就会积重难返。那么，在现今形势下，基层党政部门能否在体制内提出解决问题的新办法？我们以山西长治市的书记、市长公开电话为例，来看一看。

　　２００８年９月，山西长治市开通了书记、市长公开电话。由于它并非此类电话的始作俑者，一度惹来“作秀”、“跟风炒作”的指责。

　　如今，半年多过去了，长治市的公开电话仍在平稳运行中。这个电话的特殊之处在于：国内其他城市的书记或市长公开电话，一般事先特意说明是书记、市长本人的手机，由本人亲自接听，或其秘书代为接听。长治市则是成立了一个３０多人的“书记、市长公开电话办理中心”。如此，它就引来了一个疑问：是否该市现有在编的党政部门分工还不够细，职责还不够明，以至于不得不成立一个新机构来拾遗补缺？

　　情况并非如此。从长治市公开电话接受的民众投诉来看，它们绝大多数都在现有政府部门的日常工作范围内，更没有一件是需要书记、市长亲自做的。

　　对于老百姓来说，他们直接打交道的，就是基层部门的办事官员，而不是一个城市的书记和市长。官员不给民众办事，民众自然产生不满情绪，但这股情绪，一般到不了当地的最高领导那里。那些具体办事的官员，在拒绝了为民众提供应有服务的同时，把民众与更高层领导沟通的渠道也一并堵塞了。高层领导一般只能听取办事官员的汇报，凡事以他们的报告为准。那么，目前体制下，来自底层民众的监督如何实现？最切实的办法，就是将它转化为来自上层的压力。

　　长治市的书记、市长公开电话，为下层民众提供了一个监督办事官员的机会，这就是，利用官员对上司的敬畏之心，特别是对地方党政“一把手”的绝对服从，通过向书记、市长公开电话反映情况，由上级施加压力，迫使他们为民众办事。所以，公开电话不失为现行体制内，一个实现群众监督的简便通道。

　　据当地官员介绍，自从２００８年９月长治市书记、市长公开电话开通以来，市信访局接到的投诉量大大下降。老百姓相信书记、市长公开电话比去信访局管用。从２００８年１１月起，长治市所有县、区也开设了书记、县（区）长公开电话，但老百姓仍热衷于拨打市委书记和市长的手机，因为他们深信“官大一级压死人”的道理。而在市委书记、市长两个公开的手机号中，又是拨打前者手机号码的多，因为老百姓都知道党领导一切，市委书记才是本市的“一把手”。

　　长治公开电话开通以来，公众打来的热线电话，以反映民生问题为主，比较多地集中于教育、城建、公安、劳动及社会保险等方面，并非这些部门的失职、渎职现象比其他部门更严重，而是他们与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联系更紧密。对容易引起群体性事件的问题，如企业倒闭，法院封账，职工养老金、医疗保险缴纳成问题，办理中心立即协调，同时尽快研讨对策。一位官员说：“如果没有公开电话这个平台，法院只管判决，群众只管上访。”

　　根据责任追究制，一般都是党政“一把手”或直接主管稳定的官员，才会因发生重大事故受到追究，其他官员大可优哉游哉。书记、市长公开电话，可说是把党政“一把手”的压力，大量地分配给了下属官员，而这本来也是他们应当承担的责任。

　　同时，长治书记、市长公开电话可谓是领导人掌握当地民情、舆情及官员情况的最简便的方法，通过简单而易行的统计资料，可以随时掌握社会热点问题，进行及时的施政重点调整，并对行政系统进行有效的管理。

　　通过书记、市长公开电话，长治市领导可以及时得到关于不断变化的社会不满情绪的情报。它会对基层官员的心理产生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市领导批示了，得赶快去办，以免落下把柄；二是对于领导掌握了他们的真实工作情况，感受到了巨大压力。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高层领导不仅不应该压制民众的不满情绪，反而应该加以激励和鞭策，以形成对办事部门官员的压力。它就像一股畅流的明净的水，会不断冲洗旧的污垢。压力越大，冲洗的效果越好。

　　同时，通过公开电话，还能及时地疏导群众感情的无害宣泄。由于个人的利益得到了满足，民众便越来越具有遵守秩序和保持安定的思想，社会的和谐才能够实现。

　　２００９年２月中旬，笔者在长治市某县听到县里的一些干部说：“公开电话为下面增加了许多额外的工作。”“并不是任何问题打个公开电话就能解决的。有的人是‘老上访’，打公开电话就是无理取闹。对这些人，监狱和拘留所是他们正确的去处。”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公开电话开通以来，收到的几千个电话、短信等都是普通民众打来和发来的，几乎没有公务员拨打过这个电话。

　　长治市的书记、市长公开电话，是在不危害社会现状的情况下，在体制内进行的试验。它让每个人有了畅所欲言的自由。另一方面，它又多了一个使官员由于害怕遭到惩罚或蒙受损失而不得不约束自己的紧箍咒，组织部门更可将此作为对全体官员的行为进行审查、评定与处理之参考。

　　然而，公开电话目前主要依靠书记、市长的个人热情及责任心来推动，它究竟能走多远？群众反复投诉的事情，办事部门仍未解决怎么办？一些涉及到诸多部门、群体间重大利益纠葛的事，公开电话能不能处理得了？目前公开电话已受到办事官员的反弹，如执行不好，再落民怨，就会落入腹背受敌、进退维谷的境地。

　　因此，一定要伴随着公开电话的开通而建立起责任追究制，对那些渎职的官员，应坚决予以惩罚，以借助于这种对惩罚的畏惧心，来抑制办事官员的玩忽职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