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嘉宾：拜耳（中国）有限责任公司企业社会责任副总裁华威濂
[文]/本刊记者 张凌宁
采访华威濂之前，对他那一口流利的汉语早有耳闻，他1987年便来到中国，这一待就是二十多年。在拜耳开展“博爱计划”之志愿者活动时，他与拜耳志愿者们同吃同住一起为灾区人民服务。
CRO应当起到统筹的作用
《WTO经济导刊》：我们了解到，现在很多企业已经设有专门负责企业社会责任的专员，我们把他们称作CRO，即首席责任官或企业社会责任经理人。作为拜耳（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副总裁，您主要负责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工作。从您的角度，怎样看待CRO这个角色？
华威濂：首先，我很高兴你们能对专门负责企业社会责任的职位给予关注。虽然现在一些企业并没有设立专门的CRO职位，甚至还在讨论该不该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但是我相信，CRO的设立会成为一种趋势。
《WTO经济导刊》：那么您是怎样成为一名企业社会责任副总裁，专门从事企业社会责任工作的呢?
华威濂：其实我以前是学MBA的，那时候在MBA的课程里，根本没有CSR这个概念。从九几年开始，美国、英国、瑞典以及其他一些欧洲国家就开始有了CSR的研究，我当时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企业在赢利的同时，一定要对身边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发展有个考虑，这无论对于社会还是对于企业自身来说都是十分有益，且意义深远的。从那时起，我就开始对CSR有所关注。
前些年，我在拜耳的工作是负责传媒，有点类似于公共关系的工作，但其中有很多工作也和CSR有关。现在，我的工作重心主要就是CSR领域的事情，包括企业社会责任项目的制定、推行，与其他各部门进行协调与沟通，在外寻求项目合作伙伴，与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接洽等等。
我是第一个在拜耳中国区专门从事企业社会责任的人，CSR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尝试，我现在仍然会遇到很多困难。但是爱因斯坦说过：“我们不能运用以前创造出来的想法来解决当前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一定要懂得创新。
美国有名的管理学专家德鲁克也说过：“你不能预测未来，但是你能创造未来。”所以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有可能对未来产生影响。CSR也是如此，我们今天对环境、教育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有可能影响到我们的下一代，我们不能只考虑自己，而要考虑到未来。
《WTO经济导刊》：现在有很多企业并没有设立专门的CSR部门，而是把CSR的职能放在了其他的部门，比如公共事务部门、媒体宣传部门、人力资源部门等等。与成立专门的CSR部门相比，您认为哪种模式更具有优势呢？
华威濂：的确，现在很多企业并没有专门独立的CSR职位或者部门，而是由其他部门代为管理CSR的事务。每个企业都有各自的特点，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采取适合自己的模式。但是，依我个人的观点，我认为拥有独立的CRO和CSR部门是有优势的。比如，一个企业的市场部门掌管CSR的事物，那么难免会将CSR的履行更偏向于市场需求。而企业社会责任应该代表着企业整体的理念，这时候，独立的CRO或者CSR部门就能起到统筹的作用，跟各个部门进行协调，让他们知道履行CSR对于他们的工作会有哪些好处，根据每个部门不同的特点为他们制定适合的CSR项目并给出专业的建议，而这些项目又都是符合整个企业的核心价值和利益的。企业应当从长远计划，从大局来考虑社会责任的履行。
CSR项目应与企业经营相联系
《WTO经济导刊》：刚才您提到，您工作的一项内容就是要为拜耳制定CSR项目。您通常以怎样的标准来选择项目？拜耳实行的CSR项目是否一定要与拜耳经营的领域相联系？
华威濂：通常我们关注的项目领域都是和医疗、卫生、教育、贫困有关。我们会关注那些中国社会急需帮助的领域，将这些领域的议题与拜耳的专业结合起来。比如在公共健康方面，2004年拜耳和清华大学启动“清华-拜耳公共健康与艾滋病媒体研究室”计划，希望能在中国公共卫生系统中起到重要的作用。这个计划邀请和培训了一些媒体从业人员，发展了一批带头人和专家，致力于报道中国的艾滋病防治，从而为防治艾滋病、促进中国公共卫生事业提供了专业且消息来源广泛的媒体能力。
你也许会有疑问，拜耳并没有生产与艾滋病有关的药物，这个项目和拜耳有什么联系？艾滋病属于公共卫生这个大环境，从大环境来看当然有所联系，我更喜欢从大环境看待事物之间的联系。艾滋病只是我们关注的第一个方面，以后我们还会陆续关注其它问题，比如癌症、吸烟、糖尿病等很多领域。
另外，我们也会和政府、非政府以及各种慈善机构保持良好的联系，和它们开展广泛的合作，他们能够提供前沿而务实的信息，告诉我们最需要帮助的群体是哪些，最需要关注的议题有哪些。其实，中国从很早开始就有企业社会责任的传统，只是那会儿没有CSR这个提法。中国的政府是很关注民生的，但是政府有时没有办法做到面面俱到，这就需要企业、社会机构给予支持，大家都应当关注身边，看看有什么问题是可以出力解决的。
所以，CSR要跟业务相联系，要与社会问题相联系，和中国的国情相联系。很多人做公益就是把钱花出去，但是钱花出去的地方不一定是最迫切需要的。而CSR应当是企业长远的计划，是可持续下去的战略。
《WTO经济导刊》：我们杂志社一直提倡“责任竞争力”这个理念，即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的同时，实现企业的盈利和自身的发展。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将CSR项目和企业自身经营领域相结合是否就显得尤为重要？
华威濂：的确是这样，企业在履行CSR的同时，可以将企业自身的发展与社会问题相结合。比如拜耳为中国农民提供的小额贷款项目，我们为贫困的农民提供小额的贷款，帮助他们解决生产所需的资金，以及子女教育的费用等问题。我们为什么会提供代款呢？农民问题对中国来说是很重要的，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发展的特别好，但是城市和农村发展还存在着差距。中国有很多农民，有些还相当贫困，他们是中国的弱势群体，但是他们也需要发展，只要给他们提供发展的机会，他们就能渡过难关。
而对于拜耳来说，农民是拜耳很重要的客户，我们帮助他们实现了发展，也就为自己的客户提升了消费能力，培养了潜在的客户群。从这个角度来看，小额贷款的项目能够在做好事的同时为拜耳创造利益，从而实现了双赢。
所以我说，CSR的项目是一个长远的计划，也要考虑对我们的业务有所帮助，不是随便做的，而且一旦做，就要持之以恒地做下去。
另外我发现，现在有很多年轻人找工作已经不单单考虑你这个公司能给我多少钱，他们会更多地考虑企业文化和企业品德，考虑这个企业的所作所为是否能代表他个人的想法。我看过一个报道，说现代人最多的有60%的时间在工作。这么长的时间用在工作上，当然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成就感和满足感。所以你可以看到，有很多富豪把赚到的钱拿出来做NGO，做慈善。
CSR项目的制定需要亲自考查与参与
《WTO经济导刊》：您刚才提到说，CSR应当是一个长期的计划，有关CSR的项目应当持之以恒地做下去，我认为拜耳对四川地震灾区提供的援助特别能体现这一理念。您在去年10月份为我们杂志写的专栏中也提到，对地震灾区的援助应该特别注意灾后重建，应该持续地、长久地给予帮助。我知道，拜耳近期还在公司内部推出了招募志愿者去灾区服务的计划，拜耳公司为什么会想到要进行这样的计划？现在这个计划的实施情况是怎样的？
华威濂：四川地震发生以后，很多企业都在第一时间行动起来，向地震灾区捐助物资和捐款。当时，所有媒体都大篇幅地报道抗震救灾的情况，整个中国都行动起来，那种场面很伟大，很令人感动。在迅速反应后，我们还要考虑到灾区的重建工作仍然需要社会的持续帮助，那里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所以在去年的11月，我们推出了 “拜耳博爱计划”的第三阶段——“员工志愿者计划”，将拜耳的人力资源投入其中，希望能够为灾区重建做出力所能及的长期支援。该计划将在四川省江油市开展为期半年的志愿服务项目，其中涵盖英语培训、绿化、环保、公共卫生、社区探访等活动。目前，拜耳的员工报名十分踊跃，先后已经有86名员工赴江油开展志愿者服务。
《WTO经济导刊》：为什么要让拜耳的员工亲自参与，而不是对外公开招聘专门的志愿者呢？
华威濂：CSR是需要企业的每一个人参与其中的，每个人都需要切切实实地做一些事情，而不是置身事外地站在旁边看公司如何去做，所以拜耳的CSR项目都会要求员工们参与进来。
同样，我在制定一个CSR项目时，也会亲自参与其中，亲自考核项目的可实施性，然后制定出详细的计划。为了制定详细的“员工志愿者”计划，我曾前往江油，和项目合作伙伴——江油团市委的工作人员一起从早到晚地工作，和他们同吃同住。我每天都高高兴兴地上班，观察他们都做些什么，考虑还有哪些工作是拜耳的员工可以承担的。同时也关注其他企业是如何做的。就这样，我边工作边学习，然后为拜耳制定出详细的计划。
在那里的日子感触特别深，因为是9月，很多大学生志愿者都返校离开了，那里的灾民都很不愿意让他们离开。看见我还留在那里，就特别高兴地说：“他们都走了，就您还在。”其实，那个时候我也马上就要离开了。你可以看到，当地的灾民不管你能在那里呆多久，只要你去了，他们就会特别高兴。
《WTO经济导刊》：现在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很多企业都缩减了CSR财政预算。您认为金融危机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造成了什么影响呢？拜耳是如何的？
华威濂：影响是一定会有的，特别是在慈善捐助的投入上应该会有所缩减。但是金融危机对于每个企业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对于拜耳而言，有些四五年的长期计划是要继续做的。CSR是个长远的计划，不能因为一时的困难就完全停止。但是创造新的CSR项目的速度可能会慢一点，这要根据以后的经济情况而定。我的想法是，有“危”就有“机”，不要害怕。
（本文内容同期在搜狐财经发布）
英国航空：
CSR需要更多利益相关方的参与
访谈嘉宾：英国航空公司公司全球CSR项目负责人 总法律顾问罗伯特•韦布
[文]/本刊记者 崔征
2009年1月，北京冬天的气温并不算低，但是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却让世界上众多国家都感到“寒冷”。
此时也正是中国的农历新年临近的时候，位于北京朝阳区、海淀区和大兴区的一些医院和针对农民工子弟的小学校，却迎来了几位进行项目考察的外国客人。他们是英国航空公司总法律顾问罗伯特•韦布及其同事，还有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中国办事处新闻与筹资处处长戴尔，他们正在这些地区进行考察，英国航空公司从change for good （零钱表爱心）项目善款中捐出35万美元将用于帮助北京的民工子女。借此机会，罗伯特•韦布接受了本刊CRO访谈栏目的采访，他向我们介绍如何使得更多的利益相关方参与到CSR（企业社会责任）项目中，从而帮助一个企业的CSR实践更具成效，也更可持续。
结合航空专业优势设计CSR项目
《WTO经济导刊》：请问您能否简单介绍一下英国航空公司（简称英航）的change for good项目？
罗伯特•韦布：首先，让我们来想象这样一个画面，在你乘坐英航的航班从一个旅游地返回的途中，英航的空服人员亲切地向乘客说：“女士先生们，打扰你们一下，希望大家能将手边零钱捐出，支持change for good项目，这些善款将由英航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全球选择并实施适合的项目，您奉献的爱心将会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乘客们纷纷掏出钱包，拿出上一个国家的外币放入爱心袋中。同时机上电视播放着一个个画面，一些黑人妇女、孕妇和婴儿，告诉乘客们，这些钱到底用在了哪里。一个答案就是画面中的坦桑尼亚的孕妇中心，准妈妈们在这里检验是否有艾滋病HIV。英航旅客捐献的善款通过这个项目使该地爱滋宝宝的出生比率大幅降低。
Change for good这个项目是1994年由英航联合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共同发起的，我和我的同事此行来中国，这些天在朝阳区、海淀区和大兴区进行考察，希望将该项目下的35万美元善款用在北京开展项目，以帮助北京的民工子女。
《WTO经济导刊》：听了您的介绍，我们觉得change for good项目非常有航空公司的特点，通过这个项目，乘客在搭乘飞机的同时就做了善事，而英航的乘务员们则扮演了这样一个爱心收集者的角色。能否请您谈谈发起这个项目的原因？
罗伯特•韦布：1994年英航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起了这个项目，最初我们发现我们的乘客中有很多是到各地旅游的人，他们在一个旅游地兑换了当地的一些货币进行消费，返回的时候往往会有一些消费后剩余的零钱，在兑换回原货币时因为数额比较小，已经没有什么必要，这些零钱乘客再进行使用的机会也非常小，而把这些零钱收集起来就能够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在英航的航班上，由我们的乘务员向乘客发出邀请，那么英航的员工也积极地参与到了这个奉献爱心的项目中，可以说这个项目最大限度地调动了英航员工和乘客两个非常重要的利益相关方群体的参与。
15年的时间，我们已经筹集到的善款达到了2500万英镑，这个数字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我们的航班网络覆盖75个国家及地区的150多个目的地。而且与航空伙伴合作，我们可提供600多个目的地的飞行网络。随着英航所服务的乘客越来越多，能参与到Change for good项目奉献爱心的人就会越来越多。
《WTO经济导刊》：英航联合自身庞大的乘客群来奉献爱心，我们觉得这个创意非常好。那么，此次change for good项目的善款是第一次落户到北京吗？这个项目将如何开展呢？
罗伯特•韦布：首先呢，这不是change for good项目的善款第一次用来支持在中国开展项目。在1995－1996年期间，项目捐出了6.3万英镑的善款与中国的儿童协会合作在幼儿营养方面开展了活动；1997年，项目捐出了7.5万英镑的善款，联合一些儿童医院在鼓励母乳喂养方面开展了项目；2000年的时候，项目捐出10万英镑的善款在儿童防护方面开展了一些活动，旨在协助那些流浪街头的孩子重返学校。
此次，英航从change for good 项目善款中捐出35万美元，希望用于帮助北京的民工子女。因为我们了解到，2008年中国民工数量已经增加到2.3亿，有大量的农民工子女跟随他们来到城市。这些民工及其他们的子女在城市中属于非常弱势的群体，无论在医疗和教育方面，他们能从城市得到的服务都非常有限。
我此次来北京进行考察后，将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具体将帮助12.5万名民工幼儿获得免疫接种预防；为15所小学就读的1.2万名民工学生改善其教育条件，提供阅读物和阅读场所。
找到专业合作者，调动多利益相关方参与
《WTO经济导刊》：为儿童提供更加公平的教育资源，这是大多数公司在做慈善的时候首先会考虑到的方面，而英航这个项目还包括一个接种免疫疫苗，这个非常有特点。英航在策划一个善款的具体实施的时候为什么考虑到这样的项目？
罗伯特•韦布：我们能够关注儿童的免疫接种问题不是偶然的，我们这个项目的合作方——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它们是非常专注于儿童需要的组织。大家可能对免疫接种的知识并不是很了解，只有不到1岁的儿童接种免疫疫苗才是必要和有效的；另外接受免疫接种的儿童必须要达到一定的规模，否则就容易产生交叉感染，例如麻疹免疫是卫生部门常规的一项免疫接种，城市的儿童在适合的时期都会有正规的医院对其实施接种，而农民工的子女这个群体如果没有相应的免疫接种，一方面危害这些儿童自身的健康，另一方面也会破坏一个地区整体的疫苗接种效果。
《WTO经济导刊》：change for good项目筹集到的善款用在防止艾滋病（HIV）的母婴传播、儿童营养和健康、儿童教育，关注弱势儿童群体等这些方面，非常有意义。那么这些项目为什么会找到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作为合作伙伴？
罗伯特•韦布：你提到的非常好，找到好的合作伙伴是非常重要的，它能使得你的项目做的专业、富有成效、也更加持久。
change for good项目希望能专注于儿童这个领域，因为孩子是我们的未来，很多国家的儿童急需一些帮助，否则影响他们的成长也影响到这些国家未来的发展。
我们选择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除项目内容本身专注于儿童领域外，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是专门关注儿童健康成长问题的专业机构。同时它是联合国系统内的一个附属单位，而并非NGO（非政府组织）或慈善机构，它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当地政府及其有关单位保持着很好的关系，这使得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可以结合当地政府机构的力量，针对特殊对象做实事，从而帮助到需要帮助的人。另外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各地区可以监督项目的实施，评估项目的效果，也为项目持续改进做出重要贡献。所以我们选择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并与他们开展了十几年的合作。
危机下彰显CSR项目的持久魅力
《WTO经济导刊》：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使得很多公司纷纷收紧或削减了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预算，请问您对这个问题如何看待？英航的change for good项目是否受到影响呢？
罗伯特•韦布：首先这场全球的经济衰退给航空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2008年，英航业绩亦受到影响，当然我们也相信全球都会努力来尽快遏制经济衰退的形势，努力去恢复经济的发展。公司收紧或削减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预算这是可以想象的，公司的盈利和资金变少，那么一些对外捐赠的项目能够使用的资金必然也将变少。
英航作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航空公司之一，公司的发展离不开经济、员工和社区这三个方面的平衡，像一个三角形（triangle），这三个方面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我们不仅要关注我们的经济业绩，还必须关注我们的员工，所服务的社区，这是英航获得可持续发展的三个基本。因此，我们认为，在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正是考验企业如何做好企业社会责任的时候，从而能促进企业渡过经济难关，促进经济尽快地恢复。
关于change for good项目，我要告诉你的数字是，2008年项目募集的善款数量为130万英镑，在2007年募集到的125万英镑基础上实现的一个稳步增长。
《WTO经济导刊》：一个好的CSR项目能唤起更多的人支持。您作为英国航空公司总法律顾问，负责公司全球的CSR项目，您日常都进行哪些工作？如何与利益相关方沟通呢？
罗伯特•韦布：比如change for good这个项目，它是一个全球的项目，英航要找到合适的项目让这些善款落地。我和英航的同事要一起进行实地的考察，确定项目受资助的对象和方式，接下来就由合作者来协助我们实施具体的项目。
做好一个企业社会责任项目，需要与内外部利益相关方的沟通，此次来北京是考察这个项目的可行性，并组织实施。回去后，我有更多的任务，我此行的情况和我的照片将刊登在公司的报纸上（笑，很幸运，我的照片又上报纸了），这是我们公司内部针对员工的刊物，它将让员工了解到自己募集来的善款都用在了哪些人和哪些地区，以及这些项目达到的效果是怎样的。同时，外部媒体对英航change for good项目的报道，例如你们的采访，我也要将它翻译出来，并传递给英航的员工，使得他们体会到作为项目的参与者的价值。
当然，change for good项目逐步得到了乘客的认可，英航也应当向乘客们宣传这个项目的理念和取得的成绩，我们制作了项目视频在英航航班的旅途中播放。同时英航也有针对外部利益相关方的刊物和针对乘客的刊物，这些刊物也是汇报change for good成效的途径；当然，英航也会将这些内容放在公司的网站上，发挥多种途径与利益相关方沟通。
（本文内容同期在搜狐财经发布）
|
《变形金刚2》送票！ 张元首透露戒毒生活 王岳伦爆李湘胎教 令人惊叹太空步下楼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