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责政府投资失误亟需法律规范

　　“四万亿”扩大内需投资计划成为今年两会热点之一，其资金与项目的监督也备受关注。民盟中央日前向全国政协大会递交提案建议，应尽快完善政府投资项目责任追究制度，由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作为最重要的追究主体。民盟中央在提案中表示，根据现有体制，倘若出现政府投资的失误案例，责任主体难以认定。此外，由于目前责任追究制度的实施主要依靠行政管理关系，极易导致行政管理者自身权力越大责任越难追究。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里强调：今年政府投资力度大、新上项目多，要确保监管到位，绝不能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脱离实际的“政绩工程”，绝不允许利用扩大公共投资为单位和个人谋取私利。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首先有一个相对完善的政府投资责任追究制度。可在现有体制下，问责的对象仅限于政府投资过程中的具体腐败问题和质量问题，而在此之外的政府投资失误，则缺乏明确的追责机制。

　　正如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监察厅副厅长赵振铣在谈到灾后重建项目监管时所言，“目前的责任追究还只限于官员有没有渎职，有没有经济犯罪。对于一些不成功的项目，导致了一些浪费或者环境问题的，应该说没有明确的追究制度。”比如大名鼎鼎的“中华文化标志城”，虽然舆论一片质疑之声，但当地政府官员却始终坚称“肯定要建”。地方官员之所以有这样的底气，一方面是因为政府投资的决策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不需要经过纳税人的同意；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只要保证自己不从中贪污，根本没有事后被追责之虑。

　　政府在投资行为中的责任，大体可分为两种，一是项目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的责任，涉及工程质量、经费核查等方面；二是出资人决策的责任。现有的审计监督、质量监督等制度设计主要针对的是前者；可是我们知道，如果投资项目的决策错误，造成的损失将远远大于项目实施失职造成的损失。“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的泛滥，原因正在于政府投资失误追责制度的阙如，造成项目投资决策的不民主、不科学和不公开。

　　人大介入追究政府投资失误责任当然是必要的，但是应将关口提前到投资决策之初，而不是在失误既成之后。“引入民意是最好的监督模式”，首先必须约束和制衡政府投资的决策权，形成民主而开放的决策机制，明确决策责任的承担主体，建立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其次，还要建立项目支出预算和听证制度，尤其是对营利性公共设施项目投资的公众听证制度，具体到“四万亿”投资，每个项目预算都应该向公众公开；然后才是在项目实施环节，对工程进行持续监督和深入调查。

　　完善政府投资责任追究制度，应该通过法律形式明确规范下来。可自从2004年《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后，更高层次的法律法规至今未见踪迹。在发改委网站输入“政府投资管理条例”进行搜索，出来11个有关页面，2001年的“国家计委讯”上就写着“加快制定政府投资管理条例”，可直到2008年11月的“活动简报”上仍写着“加快出台《政府投资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在“四万亿”投资规模铺开的当前，希望这部法律真的能够“加快出台”。

　　来源：证券时报 (来源：证券时报)